何召鹏：卫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习和运用基本原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首先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何不同侧重点？

　　卫兴华：广义地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发展，两者是源和流的关系。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内涵是相同的还是有差别的？

　　我认为既有相同面，又有差别点。讲相同面，是指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但如果作为论著，两者的内容就有取舍和侧重点的差别。如果其论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然重点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但也要简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还应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如果其论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其内涵应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也要联系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某些方面也可以与资本主义做些对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著作里面，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那里讲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

　　习近平提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言而喻，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这是对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任务。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论著，应该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但《反杜林论》里讲的论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侧重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服务。

　　何召鹏：认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在经济学领域，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经济学。卫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卫兴华：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排斥借鉴和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但是，从方法论和根本立场来看，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为劳动人民求解放和谋福祉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我们搞社会主义，需要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人民的经济学，所以，习近平指出：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根本立场”必须首先明确和坚守。

　　对待西方经济学存在两种不科学的极端态度：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被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律遭到排斥、被骂倒。改革开放后改称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入。目前，西方经济学在国内被作为“现代经济学”当成主流，被一些人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很不正常。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驾驭西方经济学，批判地汲取其中可为我所用的部分，摒弃其不科学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内容。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要首先深入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弄懂西方经济学，避免片面性。

　　何召鹏：正如您所说的，习近平一贯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出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新的经济发展实践，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卫兴华：概括地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为了能够掌握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方法，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各个社会都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

　　二是多个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规律，如作为其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格运动规律等。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自我扬弃和转向新的社会制度的规律。

　　四是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规律。这是更重要更现实的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加强研究、发展和创新的领域。

　　正如习近平所说，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只有掌握科学分析方法，才能准确把握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发展规律，才能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

　　何召鹏：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吸收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这是很明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还有大部分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规律的，这些内容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有何作用？

　　卫兴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局中，我国深化改革与开放，既要与国外资本主义进行紧密交往，也要与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紧密联系。我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社会主义经济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存在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要学习、掌握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比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分配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需要认识与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与规律。再者，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的比重，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在其中发生作用。认识和掌握其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缓解其消极作用。

　　也要注意到马克思很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新出现的经济因素，他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中出现的股份制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极扬弃，把出现的工人合作社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认为这些新因素虽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关系，但可以成为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内生的新经济因素日益增多，如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新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产生与扩大，可以判断，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返老还童、青春永驻，而是表明新经济制度因素在增加和扩大，等待条件成熟时由工人阶级去“解放”。

　　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衰落和终将转向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是有借鉴作用的。

　　何召鹏：由此可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容，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源头活水。您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成份？哪些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需要学习和坚持？

　　卫兴华：我们现在讲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弄清“流”，要知其“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述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如生产力多要素协同推进生产发展、科学领先的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生产决定交换、分配、消费而后三者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生产的原理；发展经济要重视生态平衡的原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粗放型与集约型、外延型与内涵型原理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论述了多个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格运动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专门篇章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规律，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见中，许多论著规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

　　在《资本论》中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消费资料归劳动人民享有、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等。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都强调，在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中，要快速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即建立国有经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P293）其目的是“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1]（P287）这里包含四层意思：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首先要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其次，要建立国有经济；建立国有经济要快速发展生产力；最终的目的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些基本原理对于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不断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著作里，挖掘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加以系统的研究，作为指导思想，并将坚持、发展和创新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何召鹏：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成就和规律性东西，既不能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明，也不能简单地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来说明，需要用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与说明。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哪些基本原理是需要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断坚持和发展的？

　　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经济实践和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揭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作静止的教义来对待，而是应把继承、发展与创新统一起来。同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求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的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个“系统化经济学说”，应具有新的经济学范畴，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具有自己的经济学话语权。要能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运行过程，这一经济学说应是整体的、涵盖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并前瞻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创新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可以和需要结合当代经济实践进行创新，但不能动摇和否定。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指出，当劳动人民取得国家政权，要首先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种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理既要坚守，但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观点，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具体经济情况下，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不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总之，既不搞单一公有制经济，又要探寻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但必须明确：公有制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守的一条根本原则。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位的问题。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要坚持、发展和创新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其实现形式，决不能动摇、否定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何召鹏：通过您的讲解，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您能否谈一下，两者在研究对象上有什么异同点？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既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研究了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卫兴华：共同点是二者都要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全面、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不成熟，在生产关系研究上存在不少盲点和误区，存在是非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的混乱现象。

　　如，有人宣传“国退民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主张私有经济是“人民社会主义”；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等。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既有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为条件，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谈到未来社会时都提出，未来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深入研究当前的和发展中的生产关系体系，也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不是研究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而是研究社会层面的生产力。这是两者在研究对象上最大的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这与其研究的任务有关。马克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关系，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成熟与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给无产阶级提供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因此，他既没有必要建议资产阶级去着力于发展生产力，更没有任务去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提出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建议。

　　列宁也认为，“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2]（P188）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又同时运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对既有生产力状况的概述，并且是服从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的。

　　例如，研究价值，需要先讲述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研究剩余价值生产即价值增殖过程，需要先讲述劳动的一般过程及其“简单要素”。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重在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怎样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发展为实质隶属。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怎样为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是，也应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力发展问题时，对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生产力诸要素的发展和利用问题，特别是科学的发明和运用于生产的重大意义；要节约利用资源的必要性；违反自然规律发展生产力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提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粗放型生产和集约型生产；折旧基金怎样用于扩大资本积累；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的公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等，都有科学的分析。这方面理论观点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