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在上海停留期间，专门来到位于虹口区一隅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参观。与其他喧闹的景区不同，这里游客很少，安安静静，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院内的那座塑像，分明是一位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人，却身着新四军的军装。看塑像基座上的铭文，才知道他叫罗生特，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内的罗生特像。（资料图）

罗生特的原名叫雅各布·罗森费尔德，生于奥地利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他流亡到上海，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诊所，很快声誉鹊起。皖南事变后，他主动投身新四军。当时，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发表评论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是第一个。”

在新四军期间，罗生特不顾个人安危，忘我工作，“大鼻子神医”的美名传遍根据地。1942年春，经陈毅介绍，罗生特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他来到八路军山东军区并被任命为卫生顾问，成功稳定住了罗荣桓司令员的肾病。他还手术抢救了万毅、曾炳华等多位高级指挥员，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罗生特这样的外国籍党员，尽管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有着传奇经历。国别不同、经历不同、出身不同、诉求不同的他们，为什么能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

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革命。开国少将洪水原是一位越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郑律成原是一位朝鲜人，医学专家汉斯·米勒原是一位瑞士人……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度，但共同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正义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殊死较量中，他们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作战，形成了强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朝鲜人杨林、金根、许亨植等人，都是在日本入侵后，先后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怀着家仇国恨，浴血疆场，英勇顽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是冲锋在前，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信仰。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柯棣华，主动要求到前线救治伤员。百团大战时，为抢救伤员，曾连续3天3夜不睡觉。在被任命为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后，他激动地说：“我一定像他一样，献身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1942年7月7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表示要把中国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切。病逝于抗日根据地后，毛泽东致以“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的挽词，朱德盛赞他为“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照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斯诺。马海德参加了会见。（资料图）

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友谊。乔治·海德姆生于美国纽约，原籍黎巴嫩。1936年，他和埃德加·斯诺一道来到陕北保安访问。几个月后，斯诺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他则自愿留在了红军的队伍。193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看到边区多数回族兄弟姓“马”，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从此，洋医生成为深受当地军民欢迎的“马大夫”。新中国成立当天，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于是，他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见证中国，写作一生”的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他两岁时和家人流亡到中国，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经历，他自豪地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不同的国别，相同的信念；不同的职业，相同的追随；不同的机缘，相同的真诚。这些外国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主动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体现出我们党的伟大、党的胸怀、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我们深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17年10月18日第10版，原标题为《当年，那些外国人为何加入我们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