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要做到：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

         毛泽东是公认的出主意的高手，早在江西苏区时期，红军里就广为流传：“毛委员有主意。”

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善于出主意，能出好主意，才使他在众多的革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党的领袖。

怎样才能有主意?

“主意”是属于思想层面的东西，而思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认为，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读书治学。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为中国革命出的许多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读书有关系。

据跟随他的人回忆，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戎马倥偬，口袋里仍然装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水浒传》。正是因为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他才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个主意。

他还曾忠告党校的学员：“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毛泽东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还是一个高级学者。这与他酷爱读书是分不开的。

世事磨炼。主意还来自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毛泽东发展了古人的思想，强调人们经过世事磨炼才容易产生主意。

青年时期他就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提升自己，1917年，他和一个同学身无分文，竟在湖南乡下游学一个多月。所谓游学，实际上近似沿村乞讨，此间主要靠帮人写点东西、出点主意之类解决生活问题。但是，这样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下层社会。

要产生好主意，就必须到社会的熔炉里去陶冶。总结经验是出主意的重要基础。“解放军打仗，一个战役以后，总来一次总结，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继续乘胜前进。”这确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许多高明的决策，就是这样来的。

怎样出好主意?

主意有好坏之分，什么样的主意是好主意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毛泽东的实践和论述来看，好主意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高瞻远瞩。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延安考察，多次向各方面的人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战胜他的许多对手，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结果，他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毛泽东“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本人也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必须看清前途和方向。正像海伦·斯诺讲的：“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前头。”

比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向战士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稍后，他又提出了那个激动人心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49年后，在具体工作中，毛泽东特别提醒领导干部，要善于识别风向。树叶一动，就知道风往哪里吹。特别是要善于识别社会的风向，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问题一有苗头，就能发现它，掌握它。

2、敢于出奇。毛泽东年轻时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毛奇”。俗话说，出奇制胜。毛泽东一生中出了很多“奇主意”，创造了很多奇迹。

比如，四渡赤水。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毛泽东率领军队在赤水两岸间来回奔走了四次，可谓军事史上的奇迹。

再如，1947年，面对国民党的强大攻势，命令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948年，强令林彪占领锦州，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

1971年，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等等。

出奇，就是想别人所未想，超越常规，于劣势中取胜，于困境中开出一片新天地。

3、留有余地。出主意，要留有余地，多想几种可能性。俗话说，要有后手。不管什么事，即使能做得到，也要谨慎些。这是毛泽东出主意作决策的一个原则。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希望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处。

过去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也得记住这一点。如果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

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意思是说，好的主意，都有可以变通的空间，从而能让领导者进退自如，可伸可缩。

4、设想最坏。领导者出主意时，不能只考虑有利的、好的方面，还要考虑到不利的、坏的方面。诸葛亮说过：“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毛泽东出主意，就是一方面争取最优，一方面又总是想到最坏的可能性。

党的七大以“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当时，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大讲“要准备困难”，什么困难呢？

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诸如挨外国人骂、国内大骂、失去几大块根据地、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等。

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这十七条困难，后来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然而，因为早有估计，毛泽东和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1949年后，他仍然强调，“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有了这种设想，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做到心中有底、遇变不惊。

从毛泽东评史看“出主意 ”

1、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势力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

他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2、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曾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

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到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3、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包括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共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4、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刘邦被毛泽东视为“从谏如流”的一个历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

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二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三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5、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

继任者曹参“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