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短时间以来，中印边界冲突引发各界关注。但是，相关的历史回顾之中有颇多不准确之处。笔者在这里仅就自己的了解谈谈中印冲突的相关问题。

一、国民党的腐朽刺激了印度扩张的野心

印度对于中国的野心，始自于独立前夕。许多人宣称1949年中印两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然而这种说法严格上是不对的，因为印度在殖民地时代要比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先进得多，无论是铁路等基础设施还是钢铁等工业产量均远远驾驭于国民党中国之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毫不掩饰的表示：“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强国的潜力，但在现实中，印度显然更胜一筹”。更有甚者，尼赫鲁还谈到了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印度联邦”问题。其表示，关于中国最终是否会并入印度形成一个巨大的超民族的地区，“没有人能够说得出。至于我本人就不喜欢把世界分作几个巨大的超民族的地区，除非是被某些强有力的世界组织将它们连结在一起。但是如果人们愚笨到逃避世界的联合和一些世界组织的话。那时这些巨大的超民族的地区就很可能实现，因为弱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

印度对国民党时代中国的野心集中体现在西藏问题上，主要是因为和清政府通过驻藏大臣等机构实现了的西藏有效控制的情况不同，国民党时代的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其对于西藏的控制实际上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态：首先，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整个民国时代，对西藏没有一兵一卒的驻军。其次，民国时代不再设置和达赖喇嘛享有同等权力的驻藏大臣，仅仅设置了一个驻藏代表，而驻藏代表是很难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的。在国民党时期的西藏，有以热振活佛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和以达札为代表的倾向于分裂的两大派系，但是不管是哪一派系，在反对中央政府插手西藏事务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即使是在热振活佛摄政时期，其也仅仅是接受了一个国民党册封的西藏摄政王的头衔，不容许国民党插手西藏内部的事务。甚至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确认这样的大事，热振活佛也仅仅是通报了国民党，表示不容许国民党恢复金瓶掣签制度，要求国民党接受自己从三名转世灵童中挑出的 一名。而国民党政府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至于达札统治时期自然更不必说，达札先是自封为摄政王，然后又拘捕杀害了热振活佛。国民党虽然对此极为不满，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整个事件期间仅仅是发了两封电报希望达札保证热振活佛的安全而已。

正是由于国民党的极端腐朽性，在1944年抗日战争期间，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英印当局便侵占了瓦弄、噶拉塘、德让宗等大量的中国领土。对此，国民党当局毫无办法，很大程度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中缅边界问题，1941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在边界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大量的领土割让给当时的英属缅甸。包括现在被吹捧到天上的“中国远征军”，也不过是在捍卫英国在中国侵略权益而已。

二、英美的“分而治之”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中印冲突

全世界说英语的人口只有3亿人，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但是英语民族在近200年来显然是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小提琴手。主要是由于说英语的国家擅长使用分化瓦解的计谋，无论是在历史上的英国还是美国都是如此。具体的印度来说，英国便在无法维持统治的时候实行了“分而治之”的蒙巴顿方案，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应该说，这一手是非常阴险的。

因为一方面，这使得印度的崛起之梦彻底瓦解。从历史上来看，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的整个英属印度如果要是想在独立之后崛起，必须要完成内部的整合。而这一地区北印度相对分歧较小，历史上从德里苏丹国到莫卧尔帝国长期的穆斯林统治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语言：印度斯坦语。而且被称之为印度斯坦人的北印度居民占印度总人口的半数。相比之下，南印度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如果要是英属印度能够完整的独立，那么完全可以在印度斯坦民族的旗帜下整合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但是将巴基斯坦划分出去，就导致了民族差异最小的北印度一分为二，印度斯坦语也相应的分裂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这样一来，最有整合印度条件的北印度地区在印度整个地缘版图上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兼之原本民族差异最小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人长期血淋淋的宗教冲突带来的恶性示范效应，导致印度长期无法完成民族整合，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

不过，其最大的影响还是导致了中印两个亚洲大国长期的敌对，使得英国和之后的美国得以从中渔利。事实上，最早的印巴分治方案是只有西北的巴基斯坦地区的，并不包括今天的孟加拉国。但是，由于预防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可能实现中国崛起，因此分治的最后一刻把孟加拉国也划入了巴基斯坦的版图，当时称之为东巴基斯坦。这样一来，不仅使得仅次于印度斯坦人的印度第二大民族，拥有诗人泰戈尔在内无数杰出人物的孟加拉人也被一分为二，更使得印度东北部的几个邦与本土之间被孟加拉国(开始时是东巴基斯坦)分割开来，只有一条狭长的走廊连接。如果要想维持整个东北部地带的稳定，那么继承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几乎成了不二的选择。

前面说过，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又是极端腐朽的，所以尼赫鲁本着“柿子捡软的捏”的原则，积极对中国侵略扩张。一方面，其在独立时便提出要继承英印时期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国民党当局竟欣然接受。另一方面，进一步向北侵略，占领藏南地区的大片领土。到1951年2月占领达旺为止，印度已经基本上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整个藏南地带。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主要争端甚至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当时，印度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控制权，其在亚东、江孜、噶大克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也享有种种特权。印度一直在怂恿西藏地区独立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而旧中国对于印度操纵的分裂活动近乎毫无办法。

三、新中国逐渐扭转中印冲突的不利局面

从上面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旧中国时代的中印冲突中印度始终是占着绝对主动地位的，中国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然而，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新中国化被动为主动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放西藏。具体来说，又包括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开始改变了整个民国时代西藏割据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局面。第二件大事是在1954年的时候新中国修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大大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第三件事是1959年西藏平叛以及之后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西藏割据势力的基础。应该说，这三件大事使得中印之间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面说过，以前在旧中国，中印之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相应的，由于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毫无影响力，所以中印边界冲突完全取决于西藏地方当局和印度之间的交易，因此中国在历次冲突中只有口头上的倡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现在一些人一直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丧失了中印边界地区的一些领土。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道理。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旧中国时代印度已经在不断在中印边界侵略扩张。另一方面，虽然说也有达旺等部分领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印度才正式侵占的，但是这是由于旧中国留下了“西藏割据问题”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使新中国独立初期主要是解决整个西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问题，一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以后，中央政府才真正接手中印边界问题。因此，把整个中印边界问题扣到新中国头上是完全不合适，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时代留下的摊子太烂。实际上，中印边界问题得以浮出水面，是因为到1959年西藏平叛胜利为止旧中国时印度在西藏的种种特权全部被取消了，西藏分裂活动也在根本上被遏制住了，这本身已经是新中国的一大胜利。

因此，我们在讨论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时，也应该以1959年中央政府接管中印边界作为问题起点，而不能胡乱进行“地图开疆”。现在很多人宣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中国军队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也是吃亏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实际控制线有两个，一个是1959年11月中央政府刚开始接管边界时的实际控制线，一个是1962年8月中印边界战争开始前的实际控制线。因为新中国当时把台湾作为主攻方向，所以在1959年接管边境之初仍然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这导致印度侵占了中印边界上的部分领土。早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就提议双方各自撤到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遭到了尼赫鲁的严词拒绝，其坚持要求双方各自撤到1962年8月的实际控制线，并提出所谓的“分水岭原则”，也就是按喜马拉雅山的制高点划分两国边界。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界战争，中国方面在取得胜利之后宣布在东端撤到1959年11月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西段则“清除了印度入侵军队的全部据点”。

也就是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在东段边界上收复了1959年中央政府接管边界后的全部失地，西段边界则更是几乎控制了全部争议地区。而且通过这次战争，中国控制了中印边界地带的几乎所有制高点，取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所撤出的地区主要是藏南的平原，那些地方和印度的平原地带直接接壤，和中国内地则相隔着整个青藏高原，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是根本不可能长期占领的。准确的说，当时中国所后撤的地带就是自己所能够坚守的地带，所有能够长期控制的争议地区全部占领了，并不是像某些网上流传的那样是“犯傻”式的胡乱让步。此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再也没有失去任何中印边界的领土，并且在中印边界地区的谈判中处于了主动地位。

总之，中印冲突的历史根源一方面是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国家的衰落刺激了印度的扩张野心，另一方面是英国及其之后的美国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进一步鼓动了印度对华侵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中印之间的冲突中是完全被动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中国在中印冲突中由被动转为主动。现在流传的一些所谓“新中国在中印冲突中丧失大片领土”之类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的。

来源： 察网 •作者：鹿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