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很有凛然之气，不过试问一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包不包括打工者们的生命安全？北京两千几百万人口，有户籍的1200万，剩下的是不是人民？在煌煌气象的大楼里办公的是人民，把这些大楼建起来的泥瓦工电工和日常的清洁工是不是人民？如果是，则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如何将整顿、整治工作和为这部分人民提供服务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办些实事，为打工者创造更好的生存、生活和工作条件。“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多，恰恰说明打工者生活境遇差，过去忽略了这个群体，如何改善其境遇才是紧要的命题。难道基层乡镇对所辖区域的此类情况过去都一无所知？过去认为都符合“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要求，只是出了问题才猛然发现全是违规违章建筑，所以干脆一清了之？

　　报纸的评论说，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目标之一是使城市生活更便利。请问打工者的存在是让生活更便利还是更麻烦？把他们都疏解掉，那就如同《人民日报》早在2010年就评论的：

　　“不需要快递员来送快件、不需要小时工来打扫卫生、不需要维修工来通下水道、不需要在有服务员的餐馆用餐、不需要在有保安的小区住……又或者，需要这些服务，但提供服务的人最好住在北京之外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只在有需要时来北京干活，干完了立刻离开”

　　——这可能吗？等到机器人时代才可能吧！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对的，但不管首都功能如何定义，为人民生活提供服务这个功能不会消失。相反，要问一句，很多“非首都功能”的部门疏解了吗？疏解了多少？凭什么先要北漂打工群体疏解？

四

　　北京是首都，各种权力部门集中，又是特大型城市，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会积累大量管理难题。北京市政府可能是全国城市中面对的管理压力最大的政府，问题陈年累积，陈陈相因，肯定很不容易处理。

　　但是，首都是全国的榜样，我们希望这个榜样城市在面对某项具体难题时，不是就事论事，不是简单化处理，而是从以人为本、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更大的政治，考虑用现代化的共治的治理方式解决问题。如果采取简单化赶走的方法，那不是真正的担当，而是卸责，是把问题推到北京之外的地方。全国人民心向北京，支持北京，北京有责任善待一切为北京建设和发展做出点滴贡献的人们。

　　孙中山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要管好众人之事，首先要忠于众人的事，对众人有感情，特别是对生活工作条件和待遇相对比较差的众人有感情。这是大政治。

　　《北平无战事》里有句很动人的话，“让国民党把黄金运走，把民心留下”。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才能真正得天下。如果政府工作满足于用强制性手段暂时让一些烦心的事情消停，却不从更大的政治的角度，凝聚人心，追根究底，系统施治，持之以恒，从根本上消除发生低级错误的土壤，那只是“小政治”的做法，是救火队的做法，是响应式而不是战略性的做法。其结果，可能保住了城市光鲜，却失去了人民要求的便利、实惠和获得感，问题表面上被推走了，基层官员可以睡几天安稳觉了，但问题真的消除了吗？不会再来了吗？

　　再说，一出现问题，就要通过某某行动“将隐患问题全面清零”，“决不再犯”，“确保不再发生”，等等，作为一种决心是可以的，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可能吗？

　　要管好众人之事，就要听取众人之见，牢记宗旨，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涉及到那么大一个打工者群体，有那么多利益相关者，起码要听听各方意见，这既是治理民主化的要求，也是一种更稳妥可靠的工作方法。

五

　　中国经济增速堪称世界奇迹，但从均衡全面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隐患很多。

　　北京今年发生了11.18火灾，上海2014年12月31日发生了36人遇难的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天津2015年8月12日发生了165人遇难的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故，深圳2015年12月20日发生了91人遇难失联的光明新区凤凰社区恒泰裕工业园山体滑坡事件。这都是中国发展最好和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可见城市管理之复杂，之不确定。

　　在世界历史上，伦敦、纽约、芝加哥、东京等等，也都爆发过严重的城市安全和环境灾难。造物不易，造城兴市保一方平安更难。也不能因为城市出了问题就全然归咎为政府无能和无力。客观地说，相对于城市化扩张和诸多难题的涌现，中国城市的治理总体是有效的。所以，当遇到问题，特别是面子上很难堪的灾难性问题时，政府既要敢管，又要慎思深思，不图表面上解决问题，尤其要防止动作变形、引发新问题。

　　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某种角度看，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农村农地迁徙到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进程之中，创造出比过去的产出多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产出。这个过程也是人的觉醒、成长、发展、过上更美好生活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开放40年无数家庭的真实体验。中国还有很多小地方的年轻人，怀着北上广深梦，怀着大城市梦，迁到这里，赤手空拳，白手起家，有时居无定所，常常囊中羞涩，脸上是汗水泪水心里是酸水苦水，但却靠着机会和奋斗实现自我，立业成家，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这个有着接近14亿人口、但户籍城镇化率还只有41%的国家的发展史，是我们每个人见证过的、不应该忘却的历史。

　　从历史走向未来，则中国的新时代，应该是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加普惠和公平地覆盖的新时代，而不是试图隔断与排斥我们自己历史的新时代。几亿流动人口、几代人在城市打拼、立足、发展，最后却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离开大城市，这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看不到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去解决大城市客观存在的问题，则中国的城市化就依然是畸形、片面、不公平的城市化。

六

　　再来谈谈幼儿园的问题。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评论的起点。而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真相仍待查清”。

　　具体到幼儿园这个案例，其利益相关方并不复杂，就是幼儿园（校方、老师）、孩子和家长。这样的调查复杂吗？即使调用录像和进行医学检查，至少可以做到阶段性发布权威信息，虽然不完整，但有助于排除某些可能性，降低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惶恐、慌乱和义愤。哪怕确实需要更多时间小心求证，也可以进行引导，比如告知公众，这样的问题将按怎样的程序调查，预计何时可以发布调查结果。

　　某一突发公共事件之所以会演变成大规模的舆论危机，不仅是因为事件本身带有新闻的显著性和与公众利益的贴近性，而且往往与当事者、有关部门的反应不及时或反馈方式失灵高度相关。幼儿园的问题有多少，有多大，23日、24日整整两天，人们是在网络上和“真相”搏斗，直到25日才有了两则明确的信息。

　　当人们一方面听不到利益相关方的声音，也听不到权威的声音，一方面又发现不少信息和声音的传递在网络上受阻，他们自然会怀疑有更深更大的“真相”的存在，步步演绎，难以收拾。

　　传统的公共关系理论认为，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12小时”、“黄金24小时”之说，即事发12到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2010年2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黄金4小时”概念，因为随着微博、即时通信和社交网工具的广泛应用，新闻在网上的呈现与传播不是以小时计，而是以分秒计，近乎于实时。当时还没有微信，但是网络社交化传播的威力已经无远弗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赢得时间就赢得了话语权，就赢得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把握好“黄金时间”是成功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道关口。

　　不要以为只有地震震情要立即公布，社会领域有很多公共事件，如果不及时、透明、公正地发布信息，也会引发“地震”，“网络地震”也会造成持续的伤害，心理上认知上公信力上的伤害。

七

　　中国是GDP即将突破80万亿的国家，是诞生了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等成果的国家，是举办过奥运会、世博会、G20峰会的国家，这说明凡是我们所在乎的事，都能办的很漂亮。

　　我们需要振奋人心的面子，也需要实实在在的里子；我们要看到“中国号”高铁的一往无前，也要看到有些车厢远远落在后面，非常乏力；我们要看到中国公司和富豪跻身各种世界榜单，也要看到在很多方面，普通人的焦虑感越来越普遍。

　　新时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过去作为软指标的那些工作，当成硬指标来抓？

　　如果我们的大城市领导，上任伊始首先建立的是“短板思维”，先去看城市的短板环节，先去了解城市的短板人群，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哪怕只是一天半天，领导对于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的理解，肯定会更加透彻。

　　如果我们的人大政协、工青妇、高校、社科院所、媒体，能够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问题，更深入调研，让真相早一些浮出水面，我们的社会一定能找到更多办法，更好地去解决问题。比如，如果我们对于托幼教育中师资匮乏、待遇偏低的现象有更充分的了解，相信很多家长就会组织起来，成为一股建设性的推动力量，例如采取轮流探视值班的办法，帮助托幼场所减轻压力，同时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对一些有共性的问题找出好的解决方式，在家长群体中自推广，或者和校方共同推广。

　　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实，就在我们一国之内，怎样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值得每个社会岗位上的角色深思的问题。在社会民生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更坚强的领导、更多的投入和方方面面的行动。

　　在携程亲子园事件的评论中，我曾经说，“在千夫所指的声浪中，一个保洁员，一个保育员，一个老师，一个园长，已经被开除，被警方带走调查。此时，我们也许可以问一句，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孩子？她们心里有哪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给予过她们怎样的沟通和疏导？我们真的了解和在意她们吗？社会的基层服务员——她们往往被视为底层人士，她们的心理世界受什么因素影响？她们掌握着孩子的命运，那她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

　　从11.18到11.22，两件事连在一起，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丛林轮回”的说法。这些声音不理性，但却促使每个人认真思考分化与平等的问题、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中国的孟子早就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英国的约翰•多恩表达得更加深刻，“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北京很冷，网上很热，灰犀牛要来的时候就会来。让我们共度这个艰难时刻，而不要把它视为对立时刻。我相信，即使今天那些打工者不得不走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得到他们应有的温暖和尊严，因为我们的共和国的前缀是人民，而北京也一定会找到更智慧、更包容、更坚韧的方式善待他们。国民生产总值不等于国民幸福总值，我们的新时代应该是更关切幸福总值的时代。唯有公平、正义、理性和尊重人、关怀人的那份温暖，才能安放我们的心，并让这个高速发展快速变化霓虹闪烁的时代，不只有力量和利益，还有情有义，有信有爱。

　　黄 帅：疏解外来人口，政策应该多些“温度”

　　来源：央视网

　　近日，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正在北京全市展开。这次的清查和整治力度是空前的。有大兴火灾的惨剧在前，不少人对不合规的群居之所感到不满，但这背后有一个无奈的现实：因为自己收入微薄，支付不起更高的房租，只能在大量没有安全保障的房子（甚至是违建房）里生活。

　　这些群体基本都来自外地。他们可能是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可能是冒着寒风骑行的送餐小哥，可能是在餐馆里刷盘子洗碗的服务员......总之，收入微薄、存在感低、缺乏话语权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是所谓的“低端劳动力”，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支撑起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正常运转的基层劳动力，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尊重、去理解的劳动者。

　　城市越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多样化。不同人群集聚，这本身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就像一部大型的机器，其中的每一个部件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层次的劳动者都是其构成的重要部件，缺了必要螺丝的机器，哪怕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也是无法运转的。

　　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里，人口流动应该是自愿的。如果作为个体，他承受不了北京的压力，愿意离京返乡，那没问题，可以理解是个人选择。但是，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如果在得不到应有补偿的前提下被限时“离开”，不仅老百姓不会信服，在措施执行上也显得“粗犷”。

　　不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践踏外来人口的尊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4月曾指出，“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

　　《人民日报》早在2010年9月就发文称：大城市无权让“低端劳动力”离开。其中指出：正是由于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才使人们拥向北京这类基础设施佳、发展机会多的大都市。所以，关键是多投入、下力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但愿这些权威的声音和群众的心愿不会被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