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通州区中医院，名老中医曹汉彬以其精湛的“四诊”之法，细致入微地进行诊疗，并始终坚持回访患者，体现了医者仁心。而在上海某知名三甲医院，面对亟待救治的癌症患者，某些专家却只能吝啬地给予三言两语的“金口玉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医者形象，深刻地映射出当代医疗体系中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矛盾：在医疗资源极度紧张、患者络绎不绝的当下，医生的仁心仁术与医疗效率之间，究竟应当如何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随着医疗体系的日益商业化和技术化，我们是否正逐渐丧失医者最为本质的人文关怀？医患关系的紧张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传统医道与现代医疗体制之间的激烈碰撞。

自古以来，中国医学便强调“医乃仁术”的崇高传统。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谆谆告诫医者：“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明代医家龚廷贤亦在《万病回春》中明确提出，医者需“存仁心，通儒道，精医业”。曹汉彬老中医的诊疗模式，正是这种古老传统的生动再现——他不仅熟练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病情，更在患者服药后亲自进行回访，这种对患者全程的关怀备至，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服务范畴，构建起了一种基于深厚信任与神圣责任的情感纽带。当医生能够耐心地倾听患者的倾诉，细致地观察病情的变化，医患之间自然而然地便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与深刻的理解，这正是中国传统医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现代医疗体系的运作逻辑却与这种崇高的传统医道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部分三甲医院的专家日均门诊量竟超过数百人，每位患者平均就诊时间竟不足三分钟。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医生不得不沦为“效率至上”的医疗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工。那位仅对癌症患者简短言说三句的专家，或许并非本性冷漠无情，而是被严重扭曲的医疗评价体系所异化——医院考核过分看重接诊数量、手术台次、科研论文等硬性指标，却鲜少将医患沟通质量等软性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曾深刻指出，现代医疗机构通过精密的空间规划和严格的时间控制，将患者简化为亟待处理的“病例”。当医生不得不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对待活生生的患者时，医者仁心的传统便难以维系。这种异化过程不仅严重伤害了患者的身心健康，也使医生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与崇高的意义感。

要重建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刻而全面的改革。北宋文学家苏轼在《盖公堂记》中曾记载了一位“不言而愈人疾”的名医，其治病救人的秘诀在于“能识病之所在，而谨养其本”。

这对当今的医疗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需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机制，积极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切实减轻三甲医院的沉重压力；改革医生评价体系，将医患沟通质量、患者满意度等关键指标纳入考核范畴；加大基层医疗投入力度，培养更多像曹汉彬这样甘愿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优秀医生。挪威的实践经验充分表明，当全科医生能够负责一个社区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时，医患关系会得到显著的改善。同时，医学教育亦应加强人文课程的比重，致力于培养既有精湛医术又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医者。

医患关系的困境，从本质而言，是现代性困境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效率与人文、技术与仁心之间，我们需要审慎地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睿智地指出：“医疗是一门需要科学知识的艺术，是一种需要技术实践的人道服务。”理想的医疗状态，应当既保持现代医学的技术先进性，又传承传统医道的人文关怀。当医生能够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倾听患者的心声，当患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医生的真诚关怀，医患之间的信任便会自然而然地牢固建立。通州区中医院的老中医与上海三甲医院的专家，其实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都共同指向了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加高效的医疗体系，更是更加充满人文温度的医疗文化。唯有如此，医者仁心的传统才能在当代社会继续闪耀其璀璨的光芒。

（作者：曹展；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