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治理在国家治理的经济领域中居于关键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创新性地提出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治理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这一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对于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体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则是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的全面形成，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金融方面的论述更是对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内涵深邃、逻辑严密、体系完整，应从三个维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

　　——两大思维主线。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彰显了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首先从政治上将金融置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他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这种观大势、谋大事，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超越各种理论流派的纷争，科学把握金融的属性和运行规律。“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在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具体运用，“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运用底线思维看准、看清、看透金融不确定性因素，探明“雷区”、划出“红线”，防患于未然，就能牢牢掌握金融改革发展的主动权。

　　——三项根本任务。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确立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是金融工作三项根本任务。这实质上是明确了我国金融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构成了新时代金融结构与功能、金融机构与市场、金融制度与宏观调控的基本运行逻辑。三项任务彼此之间既是并列关系，又“三位一体”地存在着环环相扣的因果联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才能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四梁八柱”主体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做好金融工作的四项重要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要重点处理好以下问题：在领导权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就决定必须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开展一切金融工作的总领性、根本性要求。补齐短板方面，既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绿色金融，补金融供给短板；又要加强监管协调和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压实地方监管责任，补金融监管短板。金融降杠杆，是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重中之重在于降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整治金融市场各种乱象，是为了通过健全市场规则，强化纪律性，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既是深化金融改革之要，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之需，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风险管理框架又是其中之主题。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旨在健全市场约束机制前提下，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构建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则指，在政策框架上确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在运行架构上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金融对外开放论则涵盖了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等多方面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石是“金融要回归本源”，核心要义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判断，提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与宗旨之“回归本源”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信用促进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和“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的论断，深刻而敏锐地阐明了回归本源与防控风险之间互为一体、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

　　二、金融风险是最突出的重大风险

　　党的十九大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在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许多领域的风险不仅有可能最终诱发出金融风险，甚至许多经济风险本身就表现为金融风险。因此，打好防控重大风险攻坚战相当程度上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归结起来，威胁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1、宏观杠杆率高。宏观杠杆率既反映非金融部门的负债水平，同时也是衡量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指标，过高宏观杠杆率导致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我国宏观杠杆率自2008年12月的141.3%快速上升至2017年12月的250.3%，这种高增长率的资金来源于巨额信贷投放与金融部门加杠杆。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开始持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尽管2017年M2创历史新低地同比只增长8.2%，但M2余额已达到167.68万亿元人民币，是危机发生前2007年的4倍多；M2与GDP之比，由2007年的1.51倍快速上升为2017年的约2.03倍，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之冠。宽松货币政策为金融加杠杆提供了条件，金融机构会在利益驱动下，通过多层嵌套产品、拉长交易链条的影子银行模式加杠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银行业表外金融资产也迅速膨胀。由此，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并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带来流动性严重过剩，过剩的资金因追逐高收益率往往最后集中在投机性的房地产等资产市场，推动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有“明斯基时刻”出现的隐忧。

　　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负债是宏观高杠杆率的主要构成，成为重点警惕金融风险的“灰犀牛”。2017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仍达156.9%，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7%，均高于国际警戒线；2017年底地方政府仅债券存量部分就达到14.74万亿元规模，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政债市场。两大部门高债务“堰塞湖”，既说明国有企业因传统过剩产能没有化解而挤占着信贷资源，造成金融资源错配，延缓经济转型升级，也反映地方财政累积着巨大潜在风险。

　　2、不良资产增加。因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周期，银行业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率从2013年起呈现双升趋势， 在2017年6月底，银行不良资产总额已达1.64万亿元，这其中还不包括约3.4万亿元的关注类贷款。随着“僵尸企业”的出清，未来每年约有7000亿至1万亿的关注类贷款将迁徙为不良贷款，预计以此增速，2020年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将不低于3万亿元。巨额不良资产不仅侵蚀银行业资本，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造成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循环不畅。

　　3、泛金融化程度广。金融部门以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率水平的资产扩张，并拥有丰富金融资源，吸引着非金融部门投身其中，出现全社会办金融的泛金融化现象。一是五花八门的类金融组织纷纷兴起，互联网公司直接开展网络的借贷、理财及投资等金融业务。二是部分实体企业热衷于对金融业投资，乃至提出打造金融控股集团，更有甚者，社会上“金融大鳄”从金融体系内循环融资再投资控制多个金融机构。三是一些地方乱批滥设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场所。金融活动和投资的泛滥，导致社会充斥着浓厚的投机氛围，加速资金“脱实入虚”，加剧金融行为虚拟化，扰乱金融市场，不仅对实体经济投资形成巨大负面效应，还易滋生金融腐败。

　　三、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以习近平新时代金融治理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工作主线，紧紧抓住以下五个关键环节，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实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1、从严全面加强金融管理。从政治保障、宏观调控和监管体系三个层面，严格完善金融管理体制。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确保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部署安排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确保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的正确方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发挥党管人才优势，建设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二是建立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通过对市场利率的调控和引导，防止过度加杠杆和风险叠加；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防范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严监管、强监管。建立严格全面的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培育严格监管精神、严肃监管氛围。要加强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定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规则，形成综合监管；要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管理的统筹协调，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2、从快降低企业杠杆率。这是在短短3年内完成打赢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艰巨任务的“关键一招”。一是以破产重组和破产清算为两种主要方式，对“僵尸企业”坚决处置，打破国有资本预算软约束，化解“两高一剩”产能。二是加快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综合实施，加大呆坏账清收核销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对化解和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作用。三是通过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国有资本补充基金，形成国有企业资本多种补充渠道。四是改变现行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改革股票发行制度，扩大债券融资品种与规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这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治本之策。

　　3、从紧管控地方政府债务。经过债务置换、实行债务限额和预算管理、建立规范性地方债券发行通道，地方政府的“明债”基本清楚可控，管控地方债务的重心在于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一是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实体化转型，切断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在融资方面任何形式的担保和承诺。二是强化对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政府购买服务协议、PPP等领域的规范化管理，地方政府不得利用其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和PPP进行融资举债。三是将政府负债作为官员离任审计和政绩评价的重要指标，强化终身问责。

　　4、从重整治金融市场乱象。这是形成金融体系内部良性循环，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必然要求。一是严格将所有金融业务纳入监管，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金融业务，坚决打击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非法金融活动；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ICO融资等专项整治工作。二是加强对金融机构股东管理，着力整治隐形股东和股权代持现象，从制度上隔离股东的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清理规范金融控股公司，防止股东有利益输送、内部交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等行为。三是深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强化董事履职评价、考核和问责。四是拆解影子银行，严格规范交叉金融产品，压缩同业投资和通道业务，打破“刚性兑付”，推动理财业务转型。

　　5、从实补齐金融服务短板。这是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良性循环，解决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一是补实金融科技短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改进金融服务的功能与效率，提高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源的获得性。二是补实信用体系建设短板，建立信用评级、信用增进、风险缓释等机制，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与风险成本。三是在严禁房地产违规融资的同时，补实房地产金融服务短板，一方面要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提供专业化、系列化的金融服务与产品；另一方面，为落实“房住不炒”的定位要求，抑制社会资金对房地产投机炒作，要提供更加规范、更为丰富的投资、理财等金融产品，以满足人民对多元化、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理事、云南师范大学研究员；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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