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实施戒严，此举如同晴天霹雳，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尹锡悦在宣布戒严时，指责主要反对党支持朝鲜，并指控反对党发动“反国家”行动，进而决定通过戒严手段解决国内的政治困境。在深夜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尹锡悦声称，为了“铲除反国家力量”，必须采取戒严措施。2024年12月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这是自1980年以来，韩国首次采取这一严厉措施。在预算问题上与反对党激烈争执的背景下，尹锡悦做出了这一震惊全国的决定。韩联社报道称，戒严令一下，韩国所有军事单位立即进入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在全国直播的讲话中，尹锡悦郑重声明：“为捍卫自由的大韩民国免受北朝鲜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铲除那些破坏民众自由与幸福的反国家力量，我特此宣布实施紧急戒严。”

他接着指责反对党：“反对党罔顾民生，为了弹劾、特别调查以及庇护其领导人逃避法律制裁，已致政府工作陷入停滞。”尹锡悦还痛斥国会现状：“我们的国会已沦为罪犯的避难所，成了立法独裁的温床，企图阻挠司法与行政系统正常运作，颠覆我们的自由民主秩序。”他强调，实施戒严是“为确保自由大韩民国的存续而不得不做的决定”，并澄清此举不会影响韩国的外交政策。最后，尹锡悦用“大韩民国正处于崩溃边缘，国会犹如一头怪兽，企图颠覆自由民主”来形容当前的严峻局势。

戒严令的突然颁布，仿佛让韩国一夜之间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军事统治时代。军队接管政府事务，国会大厦内警察与士兵的身影，以及楼顶盘旋的直升机，都透露出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气氛。戒严不仅禁止了一切抗议和集会，连新闻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严格限制。然而，这并未得到国会的认同，反而激起了民众的广泛反对，就连尹锡悦所在的政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在韩国人的记忆中，戒严总是与军事独裁紧密相连，因此举措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国会迅速作出反应，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否决了戒严令。局势瞬间变得紧张而激烈，议员们不顾一切地冲进国会大厦，与军队发生了冲突。

最终，通过紧急会议的投票，戒严令被成功撤销。尹锡悦虽然随后宣布解除戒严，但政治局势已经变得错综复杂，反对党立刻提出了弹劾动议。在随后的国会紧急会议上，议员们以压倒性的优势否决了尹锡悦的戒严决定，190票反对，无一支持。这对尹锡悦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显示出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孤立无援。反对党借此机会要求总统辞职，指责其行为违法违宪。民众的情绪也达到了高潮，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国会前，高举标语要求尹锡悦下台，誓言绝不容许韩国再次回到专制统治的时代。

尹锡悦发布的戒严令，虽时代背景已不同往昔军事政权，但仍透露出强烈的政治管控意图。特别是在社会抗议频发、政治局势动荡的当下，政府或许视戒严为恢复秩序的一剂猛药。然而，韩国历经从军事统治到民主化的曲折历程，这一历史背景让戒严措施在当今韩国显得格外敏感。尹锡悦宣布戒严后，美国政府迅速表达“严重关切”，并在戒严令被撤销后长舒一口气。美方重申，民主制度是美韩同盟的基石，韩国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其民主状况直接关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搞笑的是，美国仿佛忘记了，曾经，美国对韩国军事政权的支持，才使得韩国政府能够更加肆无忌惮地控制信息并镇压民主运动。

韩国的戒严历史，如同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深深刻印在20世纪的岁月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韩国政府首次宣布戒严，旨在保障战时安全，却无意间为军政结合埋下隐患。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政府，随即宣布戒严，开启了近二十年的军事统治。1972年，他再次利用戒严之力强推《维新宪法》，大幅扩张总统权力，韩国正式步入“总统独裁”的黑暗时期。每次戒严，表面上应对国家安全危机，实则为巩固政权而服务。

1979年，朴正熙遇刺，韩国政局骤然失控，军方再度通过戒严企图稳定局势。然而，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在戒严的铁腕下遭遇血腥镇压，数百无辜生命陨落，成为韩国历史上的永恒痛楚。光州事件无疑是1980年代韩国政治史上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之一。戒严举措，不仅未能化解国家治理顽疾，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政治动荡，成为韩国历史中令人难以启齿的负面遗产。全斗焕利用军队的力量和情报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戒严措施巩固了其统治地位，使得军政府得以在国内政局动荡的时期维持政治稳定，抑制了民主化运动的潮流。然而，戒严所带来的极端手段，也在韩国社会内部激起了巨大的反弹。

有意思的是美国。尽管美国政府口头上支持韩国的民主化和人权保护，实际却在冷战格局下选择支持全斗焕政权，因其对抗共产主义的立场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支持使得全斗焕政权能够在光州事件后继续执政，加剧了韩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和反感。美国通过军事与外交援助，间接支持韩国军政府，而这不仅没有遏制民主化的呼声，反而为韩国反美情绪的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光州事件成为了韩国历史上反美情绪的重要起点，也让许多韩国人开始质疑美国在韩国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更关注的是稳定政权和反共立场，而非民主和人权。

戒严在短期内有效地维护了军事政权的稳定，但其最终未能阻止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进程。1987年，民主化浪潮席卷韩国，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势不可挡。在学生运动和反对派的推动下，韩国实现总统直选，选举制度迎来重大变革。美国政府顺势调整立场，从对全斗焕政权的默许转向对韩国政治自由化的公开支持，为韩国的民主改革注入强劲动力。进入1990年代，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政治环境逐步改善，民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戒严的阴影如幽灵般挥之不去，成为社会反思的重要议题。2024年，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此举如平地惊雷，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反对派领袖及部分同党成员指责其违宪，认为这是对韩国民主根基的严重挑战。民众对政治压迫的恐惧再度被点燃，戒严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也随之重新浮现，暴露出韩国政治体制的脆弱与内部分裂。

尹锡悦的戒严令宣布的时机，恰逢其政府面临严重的党派对立和国内不满情绪的积压。尹锡悦自上任以来便面临严重的政治困境，特别是2024年随着反对党民主党在国会的强大影响力，尹锡悦政府在预算、政策、人事任命等方面遭遇了严峻的立法与政治挑战。经济下滑、民生艰难，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尹锡悦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民众的不满情绪愈发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尹锡悦选择通过宣布戒严来打破政治僵局，试图借助军事力量恢复政府控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并非出于对外部安全威胁的担忧，而是对韩国国内政治困境的无奈之举。

但若要以为尹锡悦只是为了一己私利，那还真错了。尹锡悦再愚蠢，也不会故意如此表演。其实，韩国社会的政治裂痕和国家主权的危机，而韩国当代士大夫们却又无能为力，才是导致尹锡悦决定实施戒严的深层次原因。尹锡悦在宣布戒严时提到“反国家势力”和来自北朝鲜的威胁，但并不仅仅是外部威胁所致。实际上，外部文化压力，特别是美国通过女权主义、动物保护等极端议题对韩国社会的渗透，成为了这次政治危机的重要背景因素。美国打着“人权”和“社会进步”的旗号，推动这些议题的同时，却无形中加剧了韩国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分裂，最终迫使尹锡悦通过极端手段来维护政权稳定。

美国通过女权主义和动物保护等议题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极端意识形态，试图在文化上侵占他国社会。这些议题，看似与韩国的社会进步、性别平等和动物福利相关，实则是美国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改变他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工具将性别和动物保护问题政治化、极端化，美国不仅试图改变韩国的传统价值观，还刻意制造社会冲突。女权主义，原本应致力于男女平等，但随其激进化，矛盾从男女平等转向对男性的敌视与指责，性别关系被政治化，家庭结构和社会纽带遭到破坏。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并未带来社会的普遍进步，反而加剧了韩国社会的分裂与对立，激化了代际、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动物保护运动同样类似。美国通过动物保护的名义，试图强行改变韩国等国家的传统饮食文化，推行国际禁令和制裁，试图强迫其他国家放弃传统的文化习惯。这种做法无视韩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实质上是文化侵略。美国的文化渗透导致韩国社会在性别、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裂，激进女权和动物保护运动，已成为韩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内外压力下，尹锡悦选择通过戒严来应对国内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分裂。戒严令的宣布，不仅是对党派分裂和社会动荡的回应，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在面对美国强势推动的外部极端意识形态时的无力感与政治选择。

四、首尔之春还是大韩之寒？

尹锡悦宣布戒严虽迅速撤销，却为其政治生涯平添巨大变数。反对党即刻启动弹劾程序，其执政命运悬于国会投票一念之间。若弹劾成功，韩国将迎来新总统选举，政治局势将步入更复杂动荡的阶段。尹锡悦当前的首要挑战是修复政府与民众的信任裂痕。自他执政以来，社会分裂加剧，政治体制僵化与党派对立导致政策推行受阻，政府支持率大幅下滑。在腐败指控与民众不满的双重夹击下，尹锡悦的执政前景愈发不明朗。未来数月，韩国如何摆脱政治危机，重振法治与民主秩序，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政治体制中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党派对立、政治分裂及民众不满，亟需有效解决方案。若无实质性改革与政治对话，韩国或将持续陷入政党争斗与社会分裂的泥潭，丧失发展动力。

韩国政治体制深受党派对立与政治分裂之困，成为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作为多党制国家，本应促进意见交融与妥协，却因极端党派对立和意识形态鸿沟，导致政治氛围对抗性强、排他性重，偏离了理性与和解的政治中道。尹锡悦执政以来，党派矛盾进一步加剧。其所在执政党与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之间的较量，不仅限于政策执行，更渗透到立法、司法及日常治理中。在国会，两党阵营分明，共同民主党强烈抵制尹锡悦的改革举措，无论是预算编制、政策规划，还是人事安排，均频遭阻挠。这不仅削弱了政府执行力，还使政策实施陷入不稳定与恶性循环之中。

韩国政党政治的核心特征是高度不稳定且变动性强，政党名称、人员结构频繁变化，且政党间的竞争和权力转移主要依赖于党内精英的斗争与整合能力。政党是否能取得政权，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克服党内派系斗争、整合资源，压制对手。政治斗争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危机整合实现政权的稳定与延续。从朴正熙的军事政变到全斗焕的军事统治，韩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军事政权和保守力量的主导之下，其政党政治被军事政权深刻塑造。军事政府通过戒严和压制反对派，使政党政治非制度化，变成了军事政权的工具，政党失去了独立性。这种政治环境导致了政党的弱化与政治竞争的局限性。韩国政党政治长期受到保守主义的主导，尤其是在冷战和反共背景下，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和政党体系中。韩国的政党制度被保守力量垄断，所谓的“进步势力”很难在体制内生存。

保守主义政党通过渐进的改革维持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而巩固了其对政权的掌控。韩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反复呈现出“危机与统合”的模式。在面临政治危机时，政党往往通过内部的整合和“统合”来克服危机，争取权力。政党政治的变迁通常伴随着党内斗争与联盟的形成。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韩国政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格局的形成。韩国从建国起就受到了美国占领政策的制约，其宪法和政党政治体系是在美国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韩国的政党制度起初并没有完全从本国的社会需求出发，而是受制于外部的政治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干预。

美国在韩国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对韩国军事政府的支持，间接强化了保守势力的统治，并限制了进步势力的发展。大韩民国从建国之初便形成了以反共为核心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保守阵营通过渐进式改革维持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进入21世纪，尽管进步主义一度崛起，但保守主义在韩国政坛中始终占据主导，特别是“新右派”的崛起，进一步巩固了保守派的政治地位。此外，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对朝鲜的封锁策略，也推动了韩国国内新右派和亲日派势力的崛起。

韩国政党政治具有“吸收合并”的历史文化特征。这与李氏朝鲜的政治文化相似，政党和派系之间的斗争并非通过制度化的规则解决，而是通过内部力量的合并与“吞并”来维持政治稳定。韩国政治中的派系斗争和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更替常常表现为“个性化”和“魅力依附”，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了政党体系的长期变动。尽管韩国经历了多次民主化进程，保守派和军事政府的影响依然深刻，进步主义力量始终面临制度内生存的困难。韩国的政党政治经历了从非制度性到制度性、从军事统治到民主化的复杂转型。尽管民主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政党政治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政党间的竞争和对抗，政党内部的分裂与重组，依然是韩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思想引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