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

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实践主题、方法路径和领导力量，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展开，各自具备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作用。

改革开放前的建设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实践准备了基本条件，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实践是对改革开放前建设实践的继承和发展，两者既不相互对立，更不相互否定，而是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一共同主题，构成了同一发展历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必要环节，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前赴后继的接力探索。

 第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环节，共同构成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这一有机整体。

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如何看待历史发展进程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关系上存在根本对立。

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构成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基础，只要人类在自身思维中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永恒真理，并以此替代其他错误观念，就能建立美好的理性王国。依照这一观点，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的过程，旧的原则“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不同原则支配下的历史阶段相互外在且根本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社会历史是由不同发展阶段作为内在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观念都是既定社会历史条件和已有思想文化成果的产物，同时又肩负着完成时代任务、解决时代问题的重大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发展推向前进，为下一历史阶段的产生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正当性。

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新中国发展历程，不能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简单对立起来，不能将不同发展阶段的更替看作正确实践和观念对错误实践和观念的替代，不能以后来的发展阶段否定之前的发展阶段，各个发展阶段都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构成历史发展进程整体中内在统一的有机环节。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共同构成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有机整体。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是对既有模式的固守和重复，而是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与时俱进的连续过程。

判断不同历史时期是否构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不能以其方针政策表面上的异同为依据，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以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一致为标准。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实践主题、方法路径和领导力量，决定了二者“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诸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作为同一个现代化建设完整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存在。其中具体工作上的差异并非源自领导人的主观臆想，而是由各个发展阶段现实条件和使命任务所决定的政策选择，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展开。

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历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其“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这一“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为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着力从现实国情出发把握现代化建设“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以期为建设实践提供可靠指引；另一方面则始终贯彻辩证观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建设实践，注意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发展条件和实践任务的特殊性，在充分“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努力确保建设方略适应发展阶段，有效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1)

由各个发展阶段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的方针政策差异，本质上是党和人民努力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表现，与其说体现出不同时期之间的异质性，不如说凸显了党和人民艰辛开拓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贯性，不能因各个时期建设实践的表面差异而否定其内在统一。

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决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独特性，不同历史时期在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工作重点和实践路径上存在许多差异。透过这种差异把握其作为现代化建设历程必要环节的内在统一，需要超越“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把握“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抓住其中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性、阶段性和特殊性中理解其内在的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

第二，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基本条件，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顺利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科技成果，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人均寿命大幅延长，社会文化生活和广大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改变，从而“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建设也遇到过许多沟坎险阻，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其中有困惑、有迷茫、有曲折、有徘徊，某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甚至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但不能因此否定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只能在挫折和风雨中砥砺前行，而唯其困难，才更加凸显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光辉与伟大。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遇到的困难和曲折，应当充分认识现代化道路探索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复杂国情，立足具体历史条件客观分析挫折产生的社会根源，避免将其简单归结为个别领导人的主观过错；应当严格区分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肯定现代化建设中成绩相对于错误而言的首要地位，避免以历史表面的个别经验现象遮蔽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本质意义；应当准确把握前进道路上所犯错误的性质，明确其实质上是现代化建设道路探索中难以杜绝的失误，避免因经济社会损失而否定这一时期构成现代化建设历程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环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立分析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科学态度，将探索中的挫折看作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宝贵财富，着力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鉴往知来、继续前进，在其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正确评价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既要承认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也应牢记改革开放后的建设成绩是在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基础上取得的，“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没有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不能以探索中的错误否定这一时期在70年发展历程整体中的基础性地位，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第三，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对改革开放前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继承和发展，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迅速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已有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显著改善，“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应当明确，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其并非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改弦更张，也非撇开既有建设成果的另起炉灶，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延续和深化。

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依靠照搬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也不能依靠固守特定模式的僵化教条，而应当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社会需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与时俱进，永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不断调整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促使一切社会活力竞相迸发、一切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但这种调整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拒斥和抛弃，不是对改革开放前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否定和背离，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也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脉相承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过程中既有成就，也有问题，但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解决，不能因此歪曲改革性质、抹杀改革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针对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存在的严重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原有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对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见，“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看到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又要正确分析问题的原因和性质，避免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改革性质做出错误论断，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逻辑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70年发展进步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开创提供了历史经验、思想资源、制度框架和精神滋养，其中许多仍然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成果被承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与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整体。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性在实践形态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接续探索的完整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应当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在实践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艰辛探索，相继取得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正式提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则是对既有探索成果的继承和发扬，“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落实和深化了毛泽东从国情出发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意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既是新中国的建立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奠基者和先驱者。

其关于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的论述，为正确把握基本国情提供了认识前提，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的设想为扩大开放提供了思想渊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贯彻“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地处理两类矛盾”“绿化祖国”等方针的主张为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美丽中国提供了政策指引。

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为随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为党的会议文件所强调，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完整意涵。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性在理论形态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总结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形成的有机整体。

科学理论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必然以其整体性反映历史进程的整体性。

形成于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方法特征和理论观点，既是改革开放实践规律的内在把握，又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间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关联，成为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在思想观念上的能动再现。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二者由于产生的时代背景、针对的矛盾问题、涉及的理论领域不尽相同而有所区别。

就整体而言，毛泽东思想并不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它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出发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根本理论问题，从而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为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新时期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科学态度和成功范例。

这一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遵循。

其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主要方面，不但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精髓，是党在长期奋斗过程中确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制定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指南。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吸收和继承，不仅体现在对后者基本原则的坚持和遵循，还体现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认识和思考仍然具有直接现实意义，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理论成果的指导意义取决于社会现实和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思维和存在、认识和实践不断实现具体地、历史地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现实指向。

随着时代发展和情势变迁，其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历史局限性，部分内容难以在实践中直接适用，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同时，由于毛泽东思想所针对的基本国情和实际面临的主要矛盾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使得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思想观点和重要论断涉及并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既要注意两者的差异，不能将毛泽东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又要看到两者的内在关联，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部分内容。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性在制度形态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上的“飞来峰”，而是中国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和总体架构。

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决定一国制度体系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首先体现在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规定了中国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并为之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功道路和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确立的国体，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肯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党的领导对确保这一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作用，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还体现在前者确立的总体框架为后者所沿袭，展现出制度演进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体，基层民主制度的范围由城市居民扩大到农村村民；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依然构成主要分配方式；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虽几经修改，但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大体得到保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渊源。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搭建的总体框架决定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和顶层设计，其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宏观决定性。因此在制度演进中应当保持长期稳定，如果改变了这些制度，也就改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主要集中在体制机制层面，尽管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没有偏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总体架构，而是通过将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制度化，推动制度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的有效落实。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性在文化形态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于70年发展历程中始终标识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它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精神滋养。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规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随着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造也陆续展开，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在舆论宣传方面，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开办的新闻媒体，将宣传工具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各级各类学校原有的反动政治教育，代之以新的革命的政治教育，广泛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相关课程；在文艺创作方面，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这些措施和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起，有力批判了社会上残余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现了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

这一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优秀人物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的先进事迹广为流传，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改变命运的奋斗热情。他们身上展现出的优秀品质成为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集中表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涵养、滋养和营养，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红色基因。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随着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英雄儿女》《歌唱祖国》等代代相传的红色经典，以其新颖的创作题材、鲜明的美学风格、独特的艺术价值展现了亿万人民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奏响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绚丽奇葩。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贯穿始终的历史逻辑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篡改，也不容割裂和否定。新中国70年风雨征程，充满了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是党和人民用鲜血和汗水谱就的壮美篇章，是中华民族相继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完整历程。

贯穿这一历程始终的是党和人民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拼搏奋斗，是寻找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实现形式的接力探索，是巩固党的领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的不懈努力。

第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也是新中国从未改变的初心和使命。

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近代中国不存在实现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社会条件，致使“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

作为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而建立的人民政权，新中国在诞生之初就废除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为中华民族由衰微转向振兴奠定了前提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开创了广阔空间。

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本质上就是实现初心使命的历程，在促进国家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卓著，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 309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显著优化。

1953年科学研究支出0.56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0.26%，201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加到19 65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日益显著，建立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基础上的国防实力、外交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52年的80元增长到2018年的19 853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57年的65.7%下降到2018年的30.1%，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8年的27.7%，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医疗卫生条件和科学文化素质大幅提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年更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已达到0.752，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86位，已经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的实现，更需要在初心和使命指引下继续前进。

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应当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变，为实现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规划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应当更加注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协调推进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统筹推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平衡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前提条件，为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提供强大动力。

第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努力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就在于它是从思想意识而非现实生产出发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企图将抽象的伦理观念从外部强加给社会，使社会运行的“实然”服从于道德观念的“应然”，照搬事无巨细的设计方案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恩格斯指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与之相反，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从社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律揭示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进而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未来社会发展构想，不是包罗万象的既定方案，而是不断生成的发展道路，它的实现形式、实现途径和实现程度只有在未来社会建设的实践展开中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得到确定。

就此而言，立足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现形式，并非着眼一时需要做出妥协与权变，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

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必然推论。

在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始终注意从实际出发理解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既不全盘苏化，也不全盘西化，“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由此成功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佳实现形式。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不能将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列为两种社会主义形态，不能将其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两种因素的外在结合，更不能认为这两种因素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之中，而应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一种社会主义在不同层次上的展现。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在本质层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的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这些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现，两者如理一分殊、月映万川，构成本质和现象、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此，他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佳实现形式，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党和人民70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根本成就。

它不仅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现形式，永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打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和既得利益格局的藩篱，紧紧围绕发展中的问题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确保党始终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做出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狭隘落后的农民阶级、软弱涣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更不能带领中国走上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只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独立和解放，取得前所未有的建设成就。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党始终坚持以先进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方针指导人，以高尚的品德塑造人，以优秀的干部引领人，通过成效卓著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实现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应对新中国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领导核心地位经过宪法法律的宣告和确认，成为新中国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和挑战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 “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开展现代化建设，必须由一个领导核心进行统筹协调，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而且会导致社会动荡、祸起萧墙，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一支乐队，只能有一个指挥。离开了指挥，乐队的演奏不协调，大家各自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杂音’。”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乐章的总指挥。

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各项工作就能有序开展，人民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党的领导软弱涣散，各派势力自行其是，各项工作就会困顿阻滞，人民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可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效化解国际国内局势深刻变化带来的危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继续向前发展，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中流砥柱。

其中最根本的，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政治上确保党的性质不改变、党的领导不动摇。

为此，必须巩固中央政治权威，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抵制市场原则和资本逻辑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弘扬先进政治文化，自觉践行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抵御和反对错误观念和腐朽文化对党员干部的侵蚀；必须永葆党员政治本色，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唯此，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才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带领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