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中美关系解冻后，中美正式建交过程缓慢。除了美国政局变化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因素外，关键的因素还是台湾问题。由于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基辛格一度认为中美无法正式建交。

自从美国人十九世纪进入中国以来，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外交官，对中国总有一种梦想。传教士想把中国基督教化，外交官想按照美国的方案来改造中国。司徒雷登就是体现这种梦想的典型人物。作为传教士世家的司徒雷登，坚定地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在中国期间，特别是在他担任美国最后一位驻国民党政府大使期间，视同为基督徒的蒋介石为中国最合适的领导人。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不断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对新中国进行围堵，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充满了期盼，“我相信我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见《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 东方出版中心 2012年5月 第145页）

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实质上也是美国在亚洲的“核心”问题。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不敢软化立场，除了担心动摇日本、南朝鲜、菲律宾这样一些同美国订有防御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信心外，根本上还是与美国人的“中国梦”有关。毕竟，坚持“梦想”，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一旦改造中国成功，以中国的体量和影响，美国在东亚就没有了后顾之忧。2012年8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文版，“陶涵说，蒋大总统虽赍志而殁，但可含笑九泉，因为在精神上，他的反攻大陆已经成功了。”（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2月 第247页）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美国方面迅速采取多种善后措施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邓小平在“旋风九日”访问美国回来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于3月19日至20日，协商一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文本，1979年4月10日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还是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湾当局看作政府。这与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埋下了以后中美关系中许多矛盾和摩擦的祸根”。（陶文钊 何兴强著《中美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第248页）正如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说的：“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年谱 1975-1997》第507页）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政客、特别是美国政客，也包括受其影响的广大美国民众，开始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定会导致“自由化”，中国必定会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对美国人来说，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变“中国梦”到了有可能实现的时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还着力打造台湾这个亚洲的“民主灯塔”，有意为中国大陆树立一个样板。这种台湾式的民主，最根本的一条，是必须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换句话说，就是做美国的附庸。离开了这一条，就既得不到美国的承认，更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当初美国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除了地缘政治和资本扩张的原因外，实质性意图还是想促使大陆制度台湾化。因此，邓小平在1984年10月22日尖锐地指出：“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后半期的国际大气候的典型表现，是那些西方政客鼓吹并采用“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战略，利用舆论工具、信息手段和文化交流机会，向我国传播、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自由社会”模式，支持“持不同政见者”伺机制造分裂、动乱和颠覆现政权的活动。

198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召开“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专门研究“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社会向自由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问题。1987年初，美国参议员赫尔姆斯在美国国会两次发言，肆意诬蔑我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违反人权”，还提出决议草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行动。台湾当局也趁机加快了“政治登陆”的步伐。特别是1988年以后，台、港反动势力大肆鼓吹要“使大陆早日民主化与自由化”，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所谓的“台湾经验”，企图影响大陆使其向有利于“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以达到用所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最终目的。

当时从国内的小气候看，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1979年初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到1986年以后，许多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讲堂上、报刊中、书籍里，登堂入室，最后发展到煽动青年学生走上极端。表面上看，那年春夏之交的风波是针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是群众对物价大幅上涨和经济秩序混乱不满，但实质上是由极少数人，在外来敌对势力的鼓动和支持下，利用学生掀起的政治动luan，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邓小平对大气候的趋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

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一节中写道：

“西方国家政要扬言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中国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蔓延；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显现。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走到一个重要关头，党和人民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zi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见该书第766、767页）

在那之后，邓小平及时强调指出：“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回顾这段历史，面对今日复杂形势，我们还应该要特别记住邓小平的两句话：

“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这些年来，不少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邓小平的伟大在于：对内不折腾，对外有谋略”。希望这些人真正按邓小平的话去做，不要年复一年地翘首以盼中国再来一次折腾。

“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1989年3月23日）

这三十年来，我们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些专家学者、特别是教师的不当言论已经发展成了难以忽视的现象，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发表不当言论的人数很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因此，对那些真心拥护改革开放的人，务必牢牢记住我们社会共同的底线：“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 1986年4月4日）

作者：胡新民  来源：淮左徐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