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由于张学良晚年口述当中强调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有些人就以此为依据宣称蒋介石对于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不应负责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在这里就这个问题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八中的不抵抗的确是张学良的决定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简单的中央和地方的上下级关系。因为整个国民党时代从来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像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时候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就规定东北仅仅是换一面旗子，实际上当地的事务仍然是由张学良说了算，即：“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

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结成了反蒋联盟，宣布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且与蒋介石开战。对于这一任命，张学良既没有正式就职，也没有发表声明拒绝，而是待价而沽，左右逢源，希望能够攫取最大的好处。

在中原大战打了半年之后，由于蒋介石不断层层加码，不仅给了张学良二把手的地位和几千万的巨款，而且还规定把华北的地盘全部交给张学良。张学良感觉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手上得不到什么油水，才最终下定决心支持蒋介石。1930年的时候，也是在9月18日，张学良派大军入关，仅仅半个月反蒋同盟就全线溃败。

在中原大战结束以后，张学良不仅控制了东北的全部，而且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中国的形势似乎又回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也就是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和北平的东北军集团分庭抗礼，其他小军阀分别割据一方。蒋介石仅仅是比张学良多一个最高领导人的名分而已。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难想象蒋介石的命令对张学良会有多少效力可言。如果张学良自己想抵抗，那么蒋介石命令其不抵抗也没有用，如果其不想抵抗，那么蒋介石命令其抵抗同样不会发生什么效力。所以张学良强调九一八当中的不抵抗命令是自己的决定，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二、蒋介石在九一八中的态度同样是不抵抗

但是，这并不是说蒋介石对不抵抗的发生没有责任，更不是说张学良的不抵抗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志。因为蒋介石毕竟占据着最高国家领导人的名分，如果下令举国动员同日本作战，并且派自己手下的中央军赶赴东北抗日，那么张学良是绝对不可能阻挡的。

可事实上，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赶赴东北，而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的9月22日的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演说当中明确指出，不仅自己不会抵抗，而且要求举国上下一致“逆来顺受”，“勿做轨外之妄动”：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我全体同志，服从三民主义，革命救国，自当有不顾生死之决心，以保民族之生存，但国家存亡，关系至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王桧林主编；郭大钧副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09,第107页】

这一铁的事实证明，蒋介石为首的所谓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当中的态度同样是不抵抗。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呢？蒋介石在1933年4月7日江西抚州对中央军高级将领的演讲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自白，也就是东北根本不是自己的地盘，丢掉了也没有任何损失可言：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主义在东北不能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

原载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一书第七十五页，转自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集,1979.05,第550页】

其实，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可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因为其一贯的态度就是希望能够借刀杀人，借外国人之手铲除自己的对手。比如说，在日本投降以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第一时间就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也就是不要遣散日本在中国的一百多万侵略军，而是应该趁这些人“军心尚未涣散之际”动员他们与共产党作战。蒋介石竟非常高兴，原本打算采纳这个建议，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才被迫放弃：

【冈村首先声称他害的病并不严重，主要是为的借此可以避开美国人来谈谈他对中国政府(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重要建议，也是表示他投降后对中国应有的“忠诚”。接着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能力就不保险，要大大削弱了。”

事后据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参谋长)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份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蒋本打算采纳这个建议，但遭到了美帝国主义驻重庆的代表人员的反对。虽然经何应钦、白崇禧等极力怂恿，蒋介石再三考虑，终于在美帝的威胁和阻挠之下，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意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六卷  总第20—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06,第389页】

同样，九一八事变在客观上极大的削弱了张学良这一股国民党新军阀当中最后能够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势力，让蒋介石独大。其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派自己手下的中央军去抗日呢？当然，这些也只能算是个人的猜测。“千古完人空一格，浩然正气冲九霄”的蒋公是绝不会把这种心态写进日记里的，毕竟人家最擅长的不就是“日记强国，地图开疆”吗？

三、正是蒋介石的态度促成了张学良的决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张学良之所以决定不抵抗，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因为东北毕竟是张学良的老家和最重要的地盘，丢掉了其损失是很大的。可是他看穿了蒋介石隔岸观火的态度，担心孤军作战拚光实力，最后被蒋介石铲除，造成更大的损失。像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在军事会议上对做出不抵抗决定的相关说明虽然讲了很多漂亮话，但还是明显的反映了这种心态：

【19日午夜1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

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条湖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二卷  总第5——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06,第119页】

如果要是从张学良的个人利益考虑，其这种想法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后面一二八事变当中十九路军倒是坚决抵抗了，可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中积极抗战的吉鸿昌将军，最后结局又是怎么样的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种牺牲精神的。我们只能说，九一八事变当中的张学良是把一己私利放在了民族大义之上。

当然，张学良的晚年回忆当中并不承认这一点，仅仅强调自己是误判了形势，没有看到日本侵占整个东北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东北三省沦陷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张学良从头到尾都没有进行多少像样的抵抗。因此那种说法显然是在推脱责任，毕竟误判形势造成了损失，比明知日本可能侵占东北，却还是为保存实力主动放弃抵抗的名声要好听一点。否则，难道张学良是东北全丢了才看明白日本是来真的吗？

总之，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张学良固然是直接责任人，但是绝不能证明蒋介石就对此没有责任，相反可以说其是第一责任人。因为不仅蒋介石的态度同样是不抵抗，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蒋介石的这种不抵抗态度促成了张学良为保存实力而不抵抗的决定。这一荒诞的闹剧也充分体现了所谓“黄金十年”之下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