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格意义上说，现在一些朋友假设“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会积极抵抗会怎么样”，“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如果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广泛发动群众会怎么样”其实都是没有多大意义。这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旧中国统治集团本身政治基础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根本不具备这么做的条件，他们也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才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这几天“七七事变”之际，不少爱国网友在相关文章中谈到了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所带来的灾难，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集团长期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日本扩大侵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七七事变之后他仍然继续支付对日庚子赔款，为日本侵华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点九一八事变之前和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对日交往中鲜为人知的情况，以便大家对于蒋介石的对外政策有个更完整的了解。

首先，蒋介石早在上台之前就取得了日本的支持。近年来公布的资料显示，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就先后派了张群和戴季陶等人与日本方面联系，在取得日本支持之后才正式发动反革命政变：

【蒋在与这些日本要人的会晒中明确告之：他同武汉派“尖锐对立”，“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想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也不打算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并表示：“日本如果能尊重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携手”。为了让日本“了解革命军的真相”，取得日本对其的信任，1927年2月，戴季陶受蒋之托秘密赴日活动，并在日本专拜访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由于掌握了蒋之政治面目和革命营垒内部裂痕的第一手情报，日本外相币原在革命车北伐气势正盛时，就已断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革命实行分化谋略比出兵更为适宜，并把日之对南方革命阵营分化谋略的侧重点放在了“怂蒋反共”的实行上。蒋也一再信誓旦旦地向日方保证：“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请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们等着瞧吧！”当然，因担心过早暴露蒋与日匀结的意图，黄郛在负责与佐分利联系时，请他转告币原：“蒋还不能公开完全按列强要求去做，共产党派正在极力诋毁他的威信。”币原也同意“确认蒋是温和派领柚，不要让蒋为难，否则会给武汉方面制造机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四一二”前蒋与日本的关系所到达的程度，如果把这说成是“勾结”也并无不妥。

申晓云著,民国史实重建与史论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01,第39页】

其次，在日本投降以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第一时间就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也就是不要遣散日本在中国的一百多万侵略军，而是应该趁这些人“军心尚未涣散之际”动员他们与共产党作战。蒋介石竟非常高兴，原本打算采纳这个建议，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才被迫放弃。这其实也是蒋介石后来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的重要原因：

【冈村首先声称他害的病并不严重，主要是为的借此可以避开美国人来谈谈他对中国政府(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重要建议，也是表示他投降后对中国应有的“忠诚”。接着说：“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连同军队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散回国，不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大成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因此，我考虑的结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得到采纳。但事不宜迟，恐怕稍延时日，军心一经涣散，战斗能力就不保险，要大大削弱了。”(大意如此)冷欣当即予以慰勉，并答应他立即转报上去，听候指示。冷回来后即密报何应钦请示，很快便得到蒋介石从重庆来电，要冷欣携带冈村的具体计划飞重庆当面报告。

事后据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参谋长)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份建议，深得蒋介石的“嘉许”。蒋本打算采纳这个建议，但遭到了美帝国主义驻重庆的代表人员的反对。虽然经何应钦、白崇禧等极力怂恿，蒋介石再三考虑，终于在美帝的威胁和阻挠之下，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意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六卷  总第20—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06,第389页】

第三件事是蒋介石在1949年初下野之后，曾经计划把过去的侵华日军高级军官动员起来为国民党训练军队，如果要是仍然无法取胜下一步就打算流亡日本了：

【1949年4月初，蒋介石命人给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发了秘电，命他尽快回国，有要事相商。4月15 日，朱世明悄悄回到上海，处理了几件急事，即匆匆赶到奉化溪口。第二天上午即蒙蒋介石召见。

停了一会儿，蒋介石才对朱世明说：“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招聘日本军事教官，帮助我训练军队。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这半年来，我们在东北、华北、徐蚌(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匪’进军江南已不可避免。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在军事上要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不大可能。我们要扭转败局，战胜‘共匪’，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不行的。你返回日本后，将我们过去释放的日本高级军官造册登记，然后登门拜访，并向他们表示，我们将聘用他们为军事教官，用日军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训练军队：冈村宁次回去只有几个月，估计他会接受我们的聘请。”

蒋介石接着谈了冈村宁次的问题。然后话题一转，才谈主要问题。他说：“要你代我在日本找处住房，是因为我考虑国内局势越来越坏，李德邻(李宗仁)他们正在与中共和谈，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干预政务，又屡逼我出洋，所以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就到日本住一段时间。若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就长住日本了。”

山齐著,蒋介石史实真相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1,第298页】

最后，今天不少媒体宣传台湾广泛存在的亲日势力是日本统治时代皇民化教育的产物。然而事实上，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后仍然非常推崇日本。其早在1950年就亲自创办学校并讲授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来供台湾的官兵学习：

【蒋介石认为阳明学是日本武士道的基础，曾称颂过将武士道付诸实践的明治维新，且于1950年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团，亲身讲授“明治维新史”和“武士道精神”这两门科目。

（日）川岛真编；韦平和，徐丽媛等译,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  日中关系1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09,第105页】

当然，蒋介石之所以在台湾继续吹捧日本也是有他自身的理由的。因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计划一旦台湾丢掉就逃跑到日本进行政治避难，因此其在台湾大力宣扬日本的武士道，应该也是为下一步逃亡日本打基础：

【夫君下一步再往哪里跑呢?成为宋美龄日夜焦虑的问题。思前想后，她给蒋介石连来两封电报，劝其到加拿大定居，又谓夫君为国操劳了大半辈子，也该歇一歇，到外国来看一看了。再不就到瑞士避难。这是个中立国家，蒋到那里之后会受到保护，可保余生安然无忧。但蒋介石去日本的主意已定，没有给妻子复电。这样，宋美龄就越加着急，便求孔祥熙和宋霭龄帮忙。但事已至此，孔、宋也想不出什么妥当办法。宋美龄不能再等.遂命孔祥熙的女婿陈继恩专程去一趟台湾，以“到瑞士休养一段”为由，劝说蒋介石离开台湾。但蒋不为所动。他说，台湾即使不保，他也不会到瑞士，而去日本避难。宋美龄听了陈继恩的回复，知道拗不过倔强的夫君，遂在1950年1月13日悻悻回到台湾。

山齐著,蒋介石史实真相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1,第300页】

看了上面的这些事实，朋友们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也是很正常的。过去我们把蒋介石说成是亲英美派，汪精卫说成是亲日派。然而事实上，无论是蒋介石也好，汪精卫也好，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共同的代理人。只不过抗日战争期间列强内部矛盾凸现，汪精卫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势头强劲便投靠了日本，蒋介石觉得英美势力更大便选择了依附于英美而已。但是即使是选择了依附于英美的蒋介石，也仍然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国人民视作自己的主要敌人，把日本法西斯作为后备选项之一。

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现在一些朋友假设“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会积极抵抗会怎么样”，“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如果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广泛发动群众会怎么样”其实都是没有多大意义。这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旧中国统治集团本身政治基础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根本不具备这么做的条件，他们也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才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