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是关键在人还是关键在制度及体制机制?——学习习近平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关论述的体会

点击：  作者：李慎明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发布时间:2017-09-19 13:48:39

 

 

 

　　【摘要】本文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关论述为主线，探讨理想信念及价值观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的重要关系。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所拥有的既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会决定选择、建立、巩固和发展与之相应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制度及体制机制与人相比，关键在人；人与制度相比，关键在人；人最终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所以，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以高度的警觉性、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坚韧力励精图治，踏上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新征程，我们的前途将无比光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二位；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凝聚全体人民；在党的建设层面，主要表现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对外关系层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又决不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在较长时期内积累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党和政权内部及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严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须全面积极稳妥推进、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中高级干部的正确理想信念严重缺失等。除此之外，世界格局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上述问题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新的情况也正在得到有效的应对，有些方面还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上述严重问题的存在并应下大的决心和气力给予解决，这在不同的人群中甚至已形成所谓的“共识”。但在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上，不同的人群却开出了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方子”。

　　千种方万种方，从根本上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

　　一种看法认为，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的建设是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灵魂，制度及体制机制建设是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保证。应该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一起抓好。

　　另一种看法认为，所有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全在于法制不健全、制度及体制机制不完善。只要变所谓的“人治”为“法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还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改革开放后，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主要是在经济上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是改革半途而废所造成的；这就需要大胆彻底改革，全盘照搬西方制度特别是西方政治制度及体制机制才行。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2017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标本兼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人民日报》2107年1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讲的治标，实质上是制度治党；讲的治本，实质上是思想建党。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厘清人即理想信念及价值观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关系十分重要。让我们从以下几点辨析如下。

　　一、从统筹理解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和其晚年的相关论述看，制度及体制机制与人相比，关键在人

　　认为制度及体制机制是关键的同志的主要依据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两段论述。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页）

 

　　邓小平在论述上述观点时，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时，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亟待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来确立和规范。此时的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治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当时开始建立并逐步得到加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一系列其他制度，其中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坚强保障。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论述关键在人还是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关系时，主张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治决定一切的同志，往往只引用邓小平上述两段话来佐证自己观点正确的绝对性。还有一些同志一谈到我们现在存在的所有问题的根源时，往往是长叹一口气，边摇着头边说：“这都是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的。这一问题解决不了，一切无从谈起。”

　　应当承认，一些问题的出现与存在，不健全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是缘由之一，但绝不是全部；说到底，有些问题出现与存在的根源也不在这里。对此抱有误解的同志，可能是只记住了邓小平关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句话，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

　　比如，1992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他又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

　　邓小平本人的上述讲话为我们辩证统一地正确理解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对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治的相关论述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这也就是说，我们同样需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从邓小平晚年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邓小平强调的重点，是人对制度及体制机制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治对人的反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强调制度及体制机制即法治的建设，是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其反作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在其晚年特别强调“关键在人”，这与毛泽东早在1949年9月所强调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是完全一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所说的“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和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在人”都内含了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相比，人高于制度及体制机制的道理。

　　二、从毛泽东相关论述来看，他明确认为，人与制度相比，关键在人

 

    早在1956年12月，在讨论政治局会议相关文件时，毛泽东就简要阐明了制度与人的关系。他明确指出：

 

　　“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 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吴冷西：《回忆主席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毛泽东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实质上已经是在充分肯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但因是谈话，此句话后面可能是省略了这样一句话，即“因而我们要重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毛泽东接着说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与人相比，人更具决定性。因为制度要人运用，相同的制度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运用的结果也不同，甚至是截然不同。

　　有人认为，毛泽东只是重视所谓的“人治”，忽视“法制”即各项制度的建设。其实，这是误解。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阐发井冈山精神时说：

　　“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他还说，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他还说：“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179页）

　　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习近平至少是三上井冈山。2016年2月，春节前夕，他又一次来到井冈山，又一次深情地指出：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16年2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不正是对当年井冈山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吗？

　　我们常讲以人为本，不能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变成了以制度及体制机制为本，人倒成了辅，成了末。

　　三、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看，归根到底，是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最终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制度及体制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无疑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这不仅直接体现在生产力范畴，同时也体现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与政治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等范畴之中。而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制度及体制机制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制度及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当然，一定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文化的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关系，体现在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关系上，就是制度及体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包括人。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对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所说的关键在人，一是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中，主要是指其阶级的整体性。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所以，占绝大多数的人民，最终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就从关键在人这一科学结论又回归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二是人作为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对于反动的统治阶级来说，它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其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对于工人阶级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则体现在其具有历史的先进性、主动性、创新性等。三是我们强调阶级的整体作用，但绝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包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历史变迁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先进的还是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是如此。

　　我们完全承认，作为大写的即整体的人和任何单个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说，都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发展的制约并被其所决定。因为既定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对于既定的人来说，都是客观存在。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活着，一个是认识世界，一个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就是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改造世界，就是根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求得客观世界为人本身服务。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人类自身也亟需得到改造。这都完全体现着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制度及体制机制，仅仅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一个成果。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又找到了人决定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另外，一定的法即一定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是一定的人的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是先有物质而后产生精神。人不仅是大千物质世界的有机组成，而且是目前已知的大千物质世界的万灵之长。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是先有了人即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这一特殊的物质基础，才逐步产生和发展着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等人类这些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整体上说，是人产生并决定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而绝不是相反。当然，一定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对一定的人也有着相应的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特定个体或群体被特定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所束缚、所制约，有些特定的个体或人群对特定的制度及体制机制虽不愿遵循，但在一段时日内也往往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及体制机制决定着人的特定个体或人群。但是，放入历史长河中，人却在不断地废除或建立着一定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是人决定着制度及体制机制。另外，一定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是人对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固化。因此，一定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对于一定的人来说，往往既滞后于客观世界的发展，又滞后于人对未来规律性的认知。这就是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人最终决定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关系，可以再试举例如下：从正面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正因为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们才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经济、政治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这恰如1980年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正因为我们有了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才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及体制机制，并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说，我们先有了相关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才产生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反面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而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即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制度及体制机制与人的关系，笔者在这里再转述如下一段话：“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南怀瑾选集》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这话是谁说的？南怀瑾。

　　四、在阶级或有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从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制度及体制机制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作用看，从根本上说，恰恰也可以说明是人决定制度及体制机制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中的每个个人，都是生活在生产的诸种关系之中，也就是种种制度其中主要是一定的所有制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受着一定的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制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定的时空内，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决定着人们对生产劳动及其生产关系的态度，并进而决定其对上层建筑即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的态度。

　　比如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就是金钱崇拜制度。随着西方世界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内，资本日益全面地统治着世界，个人则往往日益成为资本卑微的奴隶。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少人也往往是旧社会制度的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个时空内，制度及机制体制往往决定着个人甚至是国家的命运。

　　但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怀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领导着一大批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脚踏实地艰辛奋斗，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推翻人剥削人的旧制度及体制机制，建立了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又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机制体系。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机制体系必然采取拥护、维护和不断完善的态度，以使其造福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国际垄断资本及国内外一切敌对分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污蔑、攻击、抹黑，或采取偷梁换柱甚至公然颠覆等手段，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恢复或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及体制机制，把新中国重新引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这都充分说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不同的人群，或崇拜、完善，或敌视、摧毁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一定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对于一定的人来说，是神圣的，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需要亵渎的。

　　人们常说，法律高于一切。但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一定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从来不可能高于一切人。从根本上说，是不同人在选择、遵循、创造和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有着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的人的因素中，有些人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则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因素。因此，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的人，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则主要体现在工人阶级身上。

　　法律高于一切，这是相对于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而言；任何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所做的一切其中包括所制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法律需要适应新的重大情况时﹐党就要依靠人民，通过立法机关和一定的法律程序﹐及时地制定、修改或废除相关法律，以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有机有效统一。所以，从根本上和最终来说，不是法律高于一切，而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宪法和法律合法性的根本来源，也是其得以永葆活力的动力和源泉。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法治”，如同任何的“人治”一样，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都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今后也绝不会出现一劳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体系。一切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但又是暂时的。仅在狭小的研究桌前或会议室里，通过几个人的冥思苦想，企图寻求和设计出一种完美而又永恒且能“包医百病”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仅仅是也必然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而已。

　　国际垄断资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永久地统治世界，正因为如此，它又往往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及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竭力美化，甚至断言人类社会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必然与一个个过时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矛盾，并进而不断改变和创新着新的生产关系即反映该关系的社会制度及机制体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不正是这样从低级到高级、一步步走过来的吗？资产阶级的法即资本主义制度及机制体制在其上升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它绝不是永恒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会最终战胜资本的意志，并不断推动历史的进步。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制度及机制体制与人的关系。资本本性是胆怯的，它会逃避动乱和纷争，并在一定的法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内运作，以谋取稳定而又可持续的利益。但是，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则是高于任何制度和法律秩序的资本的最高准则。这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托·约·邓宁所说：

　　“如果有10%的利润，它（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托·约·邓宁的以下论述依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即“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苏联这个煌煌然的大党大国即社会主义制度及体制机制的轰然倒塌，不正是其国内外资本相互勾结鼓动的结果吗？苏联亡党亡国之后，不是有一些人在欢呼喝彩吗？主张在任何情况下法律都高于一切的人为何不在此鸣上几声呢？由此看来，一定的法律即制度，仅是一定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是法律高于一切，其本质上是操纵法律的垄断资本利益高于一切。资本只是忠于能够使自身获得最大利润的法律，而所蔑视的是限制自身获得最大利润的法律。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资本会不会照此办理呢？

　　五、从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即人的理想信念这一内因与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个外因的关系看，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

 

　　“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这里讲的就是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因，就是人的自律。而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外因，是他律。

 

　　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既是人精神活动的产物，又产生和依附于人的活生生血肉身躯这一特殊物质之中，是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有机统一。世界观是每个人对世界总体根本的看法，人生观是每个人对人生目的、意义的基本看法；它涉及人为什么活着、人的本质与社会性和个人在历史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这些基本问题。价值观是每个人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乐与苦、荣与辱、是与非等价值的取向和选择。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三者虽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体现，但却是相互统一的精神世界的组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派生出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观决定了人的思想境界，人生观决定了人的人生追求，而价值观则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世界观决定并往往直接体现和反映在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上，人生观、价值观也反作用于世界观，还由此派生出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等。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与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等不是并列关系，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的言行，往往会与这个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因此，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是指导或规范人的行为的内容，而社会制度及体制机制则是指导或规范人的行为的形式。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

 

　　什么是自我革命？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就是改造世界观，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把自己内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长城筑牢，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规范自己的言行。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先后进行了几次大的集中教育活动。究竟是理想信念教育即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重要还是进行法纪即制度及体制机制教育重要？回顾这几次教育，可以发现，不管哪次重大教育，只要直接间接涉及人们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教育就往往是成功的，否则，则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变成走过场。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加大反腐力度，取得令人可喜的成就。截至2016年年底，被先后处理的中央管理的干部就多达24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省部级以上干部。这还不包括军队的军以上干部。针对这一现象，有同志说，对一些贪污腐败分子而言，如果制度与体制机制健全，就可以使其不敢贸然伸手。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对一些贪污腐败分子而言，如果建立了严密的制度，就可能使他无手可伸，避免其锒铛入狱。但这一观点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该看到，一大批干部的腐败现象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从外部原因看，既有制度与体制机制本身不健全的原因，又有组织上忽视正确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因。

 

　　干部个人腐败，一般来说，组织也往往应该承担管理松弛、监督不力、教育缺失等领导责任。也正因如此，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既要加强制度建设，同时也要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但从犯错误干部的内因上看，从各级的腐败干部的认罪坦白和忏悔来看，共同的表白都是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丧失了正确的理想信念所致，这就在自己思想的深处，呼唤出了“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一资本在思想上派生出来的恶魔。

 

　　从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决不能奉行“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观念，奉行“关键不是在人，而是在制度及体制机制”，从而对自己的蜕化变质行为和令人咋舌的腐败行径进行无力的辩解和开脱。认为体制机制是决定一切的同志也往往会陷入消极无为的精神状态，会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甚至有可能滑入犯罪深渊。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注意这个教训，一方面强调加强制度建设，扎好“权力的笼子”，“把权力关进笼子”，同时多次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的教育。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尖锐地指出：

 

　　“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他还说：“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笔者认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的“革命”，是指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包括武装夺取政权和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广义上的革命，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这个“革命”并不是仅仅指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暴力革命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要完成的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同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革命。这一任务，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与十分艰辛的努力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在夺取政权后，绝不仅仅只是执政党，同时更是革命党和领导党。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的大会上明确强调：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7月1日电）

 

　　正确的理想信念一旦动摇，就会发生什么状况？有着亡党亡国切肤之痛的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说：

 

　　“‘休克式的’经济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把金钱当作主要的道德标准”，“其代价是毁灭了一个统一的伟大的国家”（〔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的坚持，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坚持。仅仅只讲坚持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一形式的外因，不讲正确理想信念这一内因，甚至以坚持制度及体制机制为名，贯彻金钱拜物教之类的实质内容，这样的党，最终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这一基本问题，不仅摆在广大党员群众的面前，同时更加尖锐地摆在了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即宇宙观，即时空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只有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按照共产主义道德要求自己，才能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党的最终使命。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请允许笔者用一定篇幅引用毛泽东较长一段话语。因这段话较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当时的党中央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身综合素质特别是政治、理论和品德、作风等素养的本质要求。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80年前的今天，我们党肩负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正是有了一支逐步壮大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中流砥柱，取得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80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正承担着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使命。在此时刻，我们认真重温毛泽东当年的这一论述，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干部对理论特别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不感兴趣，但对GDP政绩感兴趣，对觥筹交错感兴趣，对琴棋书画感兴趣，对健康长寿感兴趣。人无疑要设法健康长寿，但这仅是活着的形式。人在活着的这同一的形式中，必然承载着为谁活着的不同内容。自己不懂马列，在实际工作中就很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实际行动胜过十打纲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你的所作所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偏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一些群众误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就影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一些群众中的声誉。这些群众把一些干部不好的作风、风气甚至贪污腐败的行径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本身，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此，对于党的各级干部来说，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只有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也才能真正为广大普通老百姓谋福利，共产党才能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也才可能永远执政。

 

　　六、相关结论

 

　　1、从根本上说，放到历史的长河之中，是关键在人，而不是制度及体制机制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五大范畴中的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十分重要。正确熟练地运用这对范畴分析各种事物，常常会有助于我们很快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与制度及体制机制是什么关系呢？运用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可以说是内容，制度及体制机制可以说是形式；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犹如“血液”，而制度及体制机制犹如“血管”；形式与内容都重要，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犹如血管是为输送血液流通而服务的一样；不同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决定采用不同的相应的为之服务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一形式即“血管”可以输送不同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这一“血液”。对于一个政党和国家来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理想信念即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是决定一切的。

　　当然，我们也完全承认制度及体制机制这一外因和形式对于人的世界观及人生观、价值观这一内因和内容的反作用，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建设。我们要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问题是，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些同志忽视了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建设，而在当今，在一些人中间，则大有忽视理想信念的教育与培养的倾向。另外，从根本上说，人与制度及体制机制相比，关键在人。否则，就根本无法解释在同时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下，有的人成了一心为公的雷锋、焦裕禄，而有的人则成了刘青山、张子善和周永康。

　　大家都承认，美国的制度及体制机制发展了几百年，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来说，应该说是十分成熟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也无法完全决定一切。否则就无法解释特朗普一上台，即签署了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等的一系列总统令这一奇特现象；也无法解释，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及体制机制下，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大幅拉开与霸权主义国家的距离，从而缓和了我国南海紧张局势这一奇特现象。这充分说明，在同样的制度及体制机制下，不同的人，可以发挥不同的主观能动性。

 

　　2、关键在人，还在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所拥有的既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会决定选择、建立、巩固和发展与之相应的制度及体制机制

 

　　2016年1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指出：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8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目标决定了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不能实行其他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这一国体，决定我们必须实行有利于体现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就是我们的政体，同时也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决定它们必然实行的仅是资本内部相互分权制衡的“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制”等，既对人民有一定的欺骗性，又企图长久地实行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不同社会形态的民主，有着本质不同的内容，有时也有着共同运动的形式。对于共同运动的形式，我们当然可以甚至必须进行有益的借鉴。但是，有些运动的形式，则是与内容紧密相连的。在借鉴这些运动形式的同时，一定要头脑清醒，严防把内容一道借鉴甚至照搬过来。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党和社会上存在种种腐败这一顽疾，其根本原因是制度及体制机制不完善和不健全造成的，甚至有的人还把此顽疾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为只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极其有害的。把我们党和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制度及体制机制的人中，多数人是认识模糊，但有极少数人是“永远也叫不醒的装着睡觉的人”，这些人的实质，就是名义上是否定我国的体制机制这一形式，本质上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体中的根本内容，从而为引进西方的总统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最终实现资本当家作主制造舆论。有的人拼命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背叛人民根本利益开脱罪责，把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全部归结为所谓僵化的机制体制，其实同样是这一目的。

 

　　3、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讲的思想建党这一“柔”，其着眼点是人，讲的制度治党这一“刚”，着眼点也是人。其实，从根本上说，人才是思想和制度的根本载体，离开了人这一根本载体，思想是空无一物，制度也是一纸空文。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道防线：

 

　　第一道是正确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公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

 

　　第二道是道德。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共产党员则必须按照《党章》所要求的那样，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

 

　　第三道是狭义上的制度规章，即党规和行政纪律。

 

　　第四道才是法律。

 

　　中央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防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反腐倡廉的顶层和成套设计。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是不想腐的防线，这两道防线，是反腐倡廉的灵魂防线；制度规章是不能腐的防线，而法律则是不敢腐的防线，这两道防线是反腐倡廉的制度防线，而法律则是反腐倡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万万不能只讲法律这一道防线，从而在整个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和文化领域提倡“法无禁止皆可为”，最终的结果则极可能是法律这最后一道防线也守不住。

 

　　取法乎上，往往才能得其中。腐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亡党亡国。这四道防线，着眼点也全部都是在人。这四道防线健全，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得到最后的根除。腐败现象及其观念，完全是私有制的产物。真正要完全根除，必须等到与私有制及其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之时。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实现与私有制及其观念彻底决裂，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状况紧密地联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工作取得如此令人欣喜的成就，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少人最终锒铛入狱，实质上是从理想信念动摇开始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四道防线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想信念这道防线。这道防线守住了，就会风雨不动安如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各种现实问题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和一些中高级干部的正确理想信念缺失是亟待解决的顶层问题之一。只有找准这一根本原因，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才能使解决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一个坚实、正确的思想基础。

 

　　在强调人是关键的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坚定理想信念，认为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革命理想高于天”；一方面强调制度及体制机制建设，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方面强调“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强调“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我们党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就为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新的天地。

 

　　4、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新征程，前途无比光明

 

　　真理在一开始时，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以说，对党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的认识，我们党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关于如何摆脱“政权兴衰周期率”的“窑洞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惊人预见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高度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但对这一预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实质上还是很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在严肃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之后。不少人认为经济搞好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GDP上去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我国“八九”政治风波，特别是苏联亡党亡国之后。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而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这样一个十分重大而深刻的结论与判断，这就标志着我们党从整体上和理论上深刻认识了党在执政后有可能面临党和政权变质甚至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是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后。

　　党的十八大之后揭出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不仅是经济上的腐败，还有政治上的阴谋活动等，这都深刻教育着全党和全国人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警觉着党和政权变质的危险，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会真正从此开始一个新的伟大的征程。因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未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难题和党执政后的一个根本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警觉性、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坚韧力，下决心解决党和政权变质的问题，一定能走出防止党和政权变质的新路。我们也有着无比光明灿烂的未来。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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