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朱云汉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对两岸问题颇有洞见，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少有的受两岸尊敬的台湾

学者。在《高思在云》一书中，朱云汉以大历史观解读全球大变局与中国道路，深入探讨了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个大问题。

        中国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是如何办到的？简单地说，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第二是充分发挥“大”的优势，第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

一、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

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前面30年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黑暗时期”。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客观来说，这个时期不完全是白费，中国在这个时期以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牺牲了很多人，建构了日后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30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

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提振或制约作用就很明显了。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但经过一甲子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仍未达到中国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与1985年时的中国相当。在民众的健康、卫生和平均寿命等各种指标上，印度落后中国的幅度都超过20年以上。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更是日益扩大。1991年印度的名义GDP为2 900亿美元，中国是4 150亿美元；2001年，印度达到4 980亿美元，中国则为13 240亿美元；2013年印度为1.8万亿美元，中国则突破了9万亿美元，差距拉大为四倍之巨。

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必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过去15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是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的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的渗透与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

大多数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均深入做过田野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的选择”，以及在增进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福祉上，要比印度更具优势、更具效能。

二、上海与孟买的对照

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在2004年视察印度第一大城孟买时，曾发下豪语：“孟买在数年时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他心目中的目标是，让孟买在2015年超越上海。这只是政治人物的口头支票，不能当真。

2008年，由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这部奥斯卡金像奖名片一夕爆红，让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人对孟买贫民窟的实况大开眼界。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当时孟买的1 400多万的人口中，有60%的人是住在贫民窟。有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可能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万人，每一个人平均居住面积不到3.3平方米，没有正常供水，平均1 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苍蝇乱飞、老鼠横行，各种传染病频发，堪称人间炼狱。孟买的贫民窟里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真心诚意地为贫民服务，例如办教育与提供医疗服务等，但真正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的势力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控制水电，掌握像奴隶一般的童工与娼妓，他们长期包养警察，还与政客勾结，让孟买的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孟买市政府过去15年推动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像蜗牛爬行一样慢，还比不上重庆市一季的棚户改造进度。

孟买在印度经济体系里的核心地位，与上海相当。孟买集印度金融中心、经贸中心、海运中心与创意产业中心于一身。这里汇聚了印度将近一半的财富，高达92%的股票在此交易；这里也是印度对外贸易的中心，全国一半的进出口集装箱都经由孟买港吞吐。孟买的影艺娱乐事业特别发达，音乐厅、艺廊、剧院与夜总会不计其数；这里更是电影工业中心，别号“宝莱坞”，每年制作1 000多部影片，数量上已超过美国的好莱坞。

孟买的人口规模迟早会超过上海，不过在城市建设上，孟买想要追赶上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上海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而孟买的基础设施仍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根据麦肯锡公司在2010年所做的估计，孟买在未来十年需要投资2万亿卢比(注：约合人民币1 946亿元)，大刀阔斧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孟买很难复制上海过去20年的神速建设。

首先，中国高效率的政经体制可以大幅缩短公共建设的时间。上海建设一条地铁线，从规划、征收、发包到完工平均只要4年，这在行政效率低下的印度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孟买根本没有足够资金全面改造基础设施。中国的一项制度优势，就是都市土地原来都是国家拥有，地方政府是靠“土地批租”来筹措基础建设资金的。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完全不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挹注，由于当地的土地批租价格不断上升，政府的建设财源就滚滚不断。孟买有大批纺织厂用地可以再利用开发，不过这些土地是由地主直接转卖给民间开发商，造就不少富翁，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帮助有限。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建地原来就是国有的，只需要给予原使用单位或当地农民拆迁补偿或土地交换，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征收程序。过去中国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时，很多人无法理解，但将上海与孟买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有学者主张，中国经过前30年的社会主义阶段并非全然是一场历史错误。社会主义让城镇土地全面国有化，改革开放又让国有土地重新进入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资本来源与城市建设资源，此乃中国城市得以快速发展的独门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