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美国军人为何如此尊重“八一”军徽？

点击：  作者：金一南    来源：“华山穹剑”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17-08-05 11:24:45

 

 

 

　　1991年在华盛顿西南群山怀抱的昆特克尔，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格罗夫仔细端详着我们赠送的礼品，小声发问：“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位退役陆战队上校竟然专门拿来一个本子，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记了满满一页，然后叫来特藏部门负责人，叮嘱将这篇说明和礼品一起放好，以便让所有参观者都知道其中的含义。

 

　　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

 

　　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与交往，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他们尊重佩戴八一军徽的中国军人。

 

　　为什么自视甚高的美国军人如此尊重“八一”军徽？

 

　　在西点军校纪念馆，我找到了答案。陪同我参观的胡珀中校，他指着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沙盘上两个著名的高地发问：“我们知道你们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守卫，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7个营就是攻不下来。”

 

 

　　胡珀中校的一席话，让我长久不忘：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

 

　　在美国访问期间，每天晚上摊开曰记，透过窗外波光粼粼的华盛顿水道和对岸华灯闪烁的波特马克公园，我仿佛看见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看见那些一把炒面一把雪冲锋不止的战士，看见那些在零下40摄氏度严寒中穿着单衣单裤，被冻死在长津湖畔的英雄……

 

　　在访美笔记中，我写下这样一段话：“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将士，以惊人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赢得了今曰的地位，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沉甸甸的思考，换来沉甸甸的责任。

 

　　的确，军人之间的尊重不会凭空产生。

 

　　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

 

　　如今，针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有利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

 

 

　　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贺治华出卖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仅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她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在这种空前的白色恐怖和空前的投敌叛变浪潮中，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认定：共产党垮了。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一些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经不足为患了。

 

　　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军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被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前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上图）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运气和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

 

 

　　不是靠运气和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最终获得了最为稳固的胜利基础。其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人数44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世界上哪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就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还有一种说法，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不过是在扮演立于岸边长吁短叹的无聊看客。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娇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

　　最后，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

 

 

　　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

 

　　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的作用，就知其至关重要。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计，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用拜金主义、温情主义和虚无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绝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当然，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者，至今已无一幸存。半个世纪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的猛将们，也不剩几人。八一军徽在不息的军号和嘹亮的军歌中，默默完成着生命的接力与更替。像一株参天巨树，叶片年年脱落，新芽岁岁破枝，增长着一圈又一圈坚实的年轮。

 

　　在军徽面前，每一代军人都是过客。正因来去匆匆，有些人便只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一个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己荣辱而不是祖国安宁，心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军人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徽的荣誉。即使他在财富与安逸中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肖子孙。

 

　　人民解放军的血脉，通过这样优秀的军人在不息地流传。他们与八一南昌起义的英雄和朝鲜战场上的勇士一样，永远与军队同在，与军徽同在。他们的生命已经超越了时空，嵌入了军徽的辉煌之中。我军的职能，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感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祖国和人民的心里。

 

　　世界上任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离不开军人的献身。那些在茫茫瀚海中驻扎南沙高脚屋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滚滚洪水前死守荆江大堤的空降兵官兵，那些长年累月巡逻于边疆大漠的边陲卫士，日日夜夜攻关于试验室、为我军新型装备呕心沥血的专家教授，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却是八一军徽不竭的力量源泉。

 

 

　　如同一支歌中唱的那样：“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才构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21世纪已经到来，我们看到了超级霸权如何凭借武力，在世界上肆意横行的先例，也看到了一支军队失去军威，一个国家便失去国威的教训。

 

　　世界风云变幻，周边风云变幻，形势在提醒我们：要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必须以我们的奋斗，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跻身于世界强师劲旅行列。

 

 

　　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膀，该是我们的重任。

 

　　当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的时候，当阅兵方阵雷霆万钧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做证，“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仍在唤动我们胸中的热血。那一片片灿烂军徽中发出的口号山呼海啸，即是全军将士致祖国的钢铁誓言。

　　真正的中国军人，军徽的光芒便是他的生命。这光芒不仅在帽檐上，更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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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金一南：毛泽东为何伤感说，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党性与血性：无条件、无水分的忠诚
 

　　什么叫党性与血性？就是说：党性必须依靠血性来支撑和捍卫。对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血性支撑的党性，是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来源，如果没有血性支撑，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就成一纸空文。1955年授衔的175名中将，开国将领张国华是其中之一。

 

 

　　革命战争年代，在强手如林、战将如云的人民解放军内部，张国华虽然打仗不错，战绩也可以，但表现并不突出。他领导的18军组建时间并不很长，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还没有进入主力行列。

 

　　但使张国华的威望超过其他许多卓越将领、将其名字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是什么？

 

　　是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毛泽东说：西藏人口虽少，但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极其重要，必须尽早占领。最初考虑这一任务以西北方面为主，西南方面为辅，因为当时西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

 

　　西北方面彭德怀提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事虽然基本结束，但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原有兵力本来就少，难以抽出太多兵力进藏；且从青海格尔木方向进藏的道路多年破损，仅修路就需很长时间。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看到这个电报是不太高兴的，随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邓（小平）本来是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进军”，还包括“经营西藏的任务”，压力陡增。

 

　　当时62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但刘伯承考虑62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一野方面会说“让我们的部队啃骨头，你们自己部队去吃肉”。所以一定要让自己部队去。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就是如此：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苦任务。

 

　　刘、邓最后商定：62军不进藏，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但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因身体状况不佳等原因，难以进藏，未能谈通。西藏条件艰苦，是尽人皆知的。革命胜利了，谁不愿意享受革命果实，谁还想到那片不毛之地去吃苦受罪，这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想法。

 

　　僵局就这样出现了。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面的报告，种种原因又迫使刘、邓的选择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反复推迟，领导人的确忧心如焚。

 

 

　　张国华的18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

 

　　18军原定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被定为川南行署主任，军政委谭冠三被任命为自贡地委书记。1950年1月7日，张国华在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刘、邓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领受最新任务。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18军领导。邓小平第一句话：“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张国华：“坚决完成任务！”单刀直入的几句话下来，张国华的党性光彩照人。“今天谈话凭党性”，小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前面一次谈话没有谈成，人家不愿去。

 

　　我们说，真正的党性并不表现在平时滔滔不绝的政治表态，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坚强的党性就是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军长同意、军领导班子同意，不等于全军都同意。18军由去“天府之国”的川南突然改去高原严寒的西藏，部队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谁不想去富庶的地方驻扎，很多干部还没有结婚，还想到川南去发展事业、组建家庭。突然一道命令要转而去西藏，部队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时候，一天一个班跑得只剩班长、副班长。连队干部夜里不敢睡觉，轮流把门，营团干部天天追问逃兵数量。

 

　　跑的不仅是士兵，一些干部也出现动摇。18军52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张国华最欣赏，准备重点培养、重点使用的干部，也写信提出身体不好，不能进藏。

 

　　张国华看信气得手发抖。政委谭冠三说：把刘结挺绑起来！他不去，捆也要给老子捆进去！正是这句气话提醒了张国华。他后来要求：凡是逃兵一律不许进藏。他说：我们进藏的光荣绝不能让这些逃兵玷污了！

 

　　在18军进藏动员大会上，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没有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他还说：“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

 

　　这就是张国华的党性，18军的党性。在革命已经胜利、大家开始享受果实、回避危险和艰辛的时候，张国华挺身而出，担起千钧重担。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仅仅表现在服从党的安排，更表现在以自己的牺牲去解除人民痛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

 

 

　　小平同志亲自坐镇18军动员会，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18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的青藏高原现成的公路几乎一片空白，当时部队走的还是千百年来马骡踏出来的茶马古道。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手中连准确的地图都没有，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西藏有关的图书资料。一本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记要》上，这样描述西藏地理：“山有千盘之险，路无百步之平。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状。” 

 

 

　　将路修到拉萨去，十八军为此新组建了支援司令部，战士们领到的武器不是钢枪，而是铁锤，钢钎和十字镐。从康藏线(现在的川藏线)进军西藏的十八军部队的三个师，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中，绝大部分官兵都在修路。十八军官兵用绳索拴着身子在悬崖峭壁上凿石开路、蹚冰河架桥，在这片亘古荒原及高寒冻土上，沼泽、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发生。

 

　　据后来测算，几乎每前进一公里都有一名战士倒下，十八军走过了二郎山、雀儿山、色季拉山等14座大山，跨过了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大江大河。历时一年零九个月的漫长艰难行军，1950年春，张国华以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率领18军部队进军西藏。

 

 

　　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的尼赫鲁政府表示“不安”和“疑虑”，要求新中国政府“解释”。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答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藏是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毛泽东得悉，1950年10月28日做出批示：“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领袖大无畏的气魄，更让我们感觉到支撑领袖气魄的18军将士大无畏的英勇。张国华坚定不移的党性，同样在构筑新中国的铮铮硬骨。

 

　　代价也是巨大的，张国华一个女儿因感冒发烧，病逝于进藏途中。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不是表现在只让别人牺牲，而是表现在自己率先牺牲。

 

　　后来又发生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五个部门给中央写报告，没有经过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一位军区领导到北京开会，把报告作为情况反映递上去了。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反映部队存在的问题：因驻藏条件太艰苦，能否实行分批轮换，三年或五年，让干部们缓一缓。

 

 

　　这份报告没有不实之词，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夸张和夸大。参与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等。

 

　　报告上去后，总部有领导批示，指责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要严肃处理。这些人都被调离岗位，有的还受了处分，被不公正对待。

 

　　例如李觉，18军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原是西南军区作战处处长，18军进藏跟他并无关系，但他积极主动要求进藏，先后任18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五大部上书事件”后，李觉调离西藏军区，到二机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长，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为新中国核武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调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杜加里，在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偿还新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副参谋长陈子植，去了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条高原国际公路。

 

 

　　他们在1979年全部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清理档案中的不实记载。

 

　　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张国华是有责任、有错误的。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左了、过了，对他们的处理也重了、错了。但张国华从始至终不是在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想打击谁，报复谁。他觉得这个报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还怀疑过军区政委谭冠三不够坚定，是否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产生一些误会。他只把定一条：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要走你们走，我死也死在这里！

 

　　即使是犯错，也让人看见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作战前，再次出现类似处境。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国力虚弱。军事斗争主要方向又在东南沿海，重点防范蒋军窜犯大陆。与苏联老大哥刚刚吵翻，对方撤专家、停援助，“中苏同盟”已成废纸。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则气焰嚣张，一进再进。不得不做出自卫还击的决定做出后，因我军从未与印军作战，并不摸底。

　　毛泽东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毛泽东问:“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肯定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毛泽东沉思良久，忽然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同时提高声音说道：“扫了它！”

 

 

　　张国华受命后即刻飞返前线，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加强。”他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 “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后，1963年2月，张国华奉命进京，毛主席点名让他汇报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情况。当张国华说道，战胜敌人，“我们的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时，毛主席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1972年张国华去世，不满58岁。骨灰空运回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寒风中的周恩来接过张国华的骨灰，伤心得不能自持，潸然泪下：“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周恩来一生只为两位将领迎过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

 

　　不久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周恩来询问毛泽东是否接见干部。一般情况，毛泽东总是满足地方干部的愿望，但这次却执意不从，他拍了一下沙发把，神色黯然，许久，叹了一口气：“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新中国175位开国中将，其中军事能力、作战水平比张国华高的不在少数，但名声像他这样响亮的，为数寥寥。历史就这样完成选择：关键时刻，张国华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彰显革命军人的血性，铸起新中国西藏回归过程中千古不朽的时代丰碑。

 

　　习近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不论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靠党指挥枪的原则，靠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靠由信仰和信念结成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

 

　　什么叫“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让我想清楚、看明白这个问题的，就是张国华。他就是这句话的注解，就是走在这支军队前面的光辉榜样！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来源：“华山穹剑”微信公号，文章摘自作者《心胜》、《心胜2——关于灵魂与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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