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涉及到中国官场的思维模式问题。中国的官员特别是在科举制成熟延续之后，都崇尚空谈，以权谋为最高追求境界，而很少以达真理为最高水平的，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人往往被官场视为“犯上作乱”。所以中国官员的“性格”特征也就由此固化下来，令历代百姓诟病。本文一些提法虽然极端，但他是在说：实践证明，任人唯亲不行，任人唯年龄不行，任人唯学历也同样不行......

      中国历史几千年，开国之君、开国元勋有几个是高学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有几个不是高学历?学历越高，治国越糟；学历治国，亡国之道。

　　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不是治国的需要
　　
    从表面上看，“学历”意味着“才”，把“学历”跟“国家管理的资格”挂钩意味着“国家管理的资格”首先是“有才无才”的问题。这是本末倒置。国家是机器，是暴力机器。管理国家就是掌管暴力机器。从暴力的角度看掌管国家机器跟掌管武器的原则没什么不同。一提到武器，人们最关切的是什么？首先是别瞄准自己，其次才是打得准不准、狠不狠。如果不管瞄准的是谁，只管打得准不准、狠不狠，那如果人家瞄准的是你自己呢？你也欢呼、欢迎他的百发百中威力无穷吗？

      掌管武器如此，掌管国家机器同样如此——首先是立场，其次才是能力；首先是“德”，其次才是“才”。掌管国家最根本的资格是爱国，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搞好，起码不想把国家搞垮。没这条垫底，越有才越危险——不能确保不会用枪瞄准你的人有枪，枪法越好就越可怕；不能确保不一心一意把国家搞好的人掌握国家管理大权，越有才就越危险。“拿枪对准谁”与“枪法好坏”毫无关系；“爱国与否”与“学历高低”毫无关系。

    “学历”无非是对一个人读书和学书本理论知识的一种度量，用处是帮某具体专业的人士对某不熟悉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有所了解。毛泽东在中国普及了中学教育，因此如今整天拿学历说事的人所谓的“学历”指的决不是中学学历而是大学以上的学历，否则人人都属于“有学历”了。而大学以上的学历从来都跟专业连在一起，只能“专业专用”，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超出了专业的小圈子就不再有效——凭历史学历没资格干脑外科，凭法律学历没资格搞核武器。当年北大搞宪法的教授从宪法的角度对“物权法”提出不同意见，马上挨了当头一棒：“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学历有效范围如此之窄，稍微出点圈就不算数，就“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 了，同属法律专业，搞宪法的学历都不适用于“物权法”，那还有什么学历能包罗万象跨越整个社会一切领域适用于国家管理？——谁有“国家管理”的“学历”？

    哪个大学设立了“总统专业”、“总理专业”、“议员专业”？这些“专业学历”得到了谁的承认？一概没有。由此可见不管什么学历在“国家管理”这个领域内都属於“专业不对口”。既然学历出了专业范围就无效，就等于没有，那任何人的任何学历对“国家管理”来说都属于不对口。如果严格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用学历卡国家管理的资格，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学历合格。由此可见把“学历”作为“国家管理的资格”根本不切实际，根本不是治国的需要。

　　二.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是为了神化学历。神化学历不是治国的需要而是欺负老百姓的需要

　　
     神化学历不是治国的需要而是欺负老百姓的需要。孔雀毛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官场扯到一起就成了身分地位的象征：单眼花翎、双眼花翎、三眼花翎……白鹅毛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战场扯到一起就成了区分敌我的标准：甘宁百骑劫魏营“以白鹅翎插于盔上为号”。学历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就被赋予了一大堆意识形态政治性内涵：身分、地位、教养、立场、能力、道德、属性、价值观……这一切的实际作用是把学历神化，从“专业参考标签”变成社会身分地位的象征，变成区分敌我的标准，变成欺负老百姓的工具。

    死乞白赖闹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的资格”扯到一起的人必定除了学历一无所有——如果真有具体的功劳或成就早就吹得天花乱坠了，哪用得着拿空空洞洞的学历大做文章？市场上人们总是有什么吆喝什么：有东西的卖东西，没东西的卖嘴皮，只不过此时此地换了个名字不叫嘴皮叫“学历”而已。

    有知有识有真才实学的一定能用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证明自己：创造了哪些财富、有哪些政绩、为社会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哪些事。拿不出任何具体的客观事实证明自己、只会整天扯着嗓子嚷嚷“学历”的，一定除了一纸空文就什么都没有，一定是骗子，尤其是学文科出身的文人型骗子：号称“文人”，却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干不成，除了主观的夸张外什么也没有，不靠主观夸张来的“学历”招摇撞骗就没的吹，没法混，只能整天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狗掀帘子——全靠一张嘴”，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推销“皇帝的新衣”那类专门强词夺理的无赖骗子——自己的东西“奇妙无比”、“绝对正确”，但只有“有智慧的人”才看得见；谁看不见就证明谁“愚昧无知”、“脑残智障”、“心术不正”、“极左”、“暴民”。

    这些知识骗子正因为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干不成，所以才不择手段要把持国家机器以权谋私持权抢劫；正因为除了“学历”一无所有，所以要拿学历当救命稻草，制造出“学历至上”的神话排斥一切竞争对手，剥夺掉一切普通人管理国家的机会和权利，让自己这样只有“学历”的人独霸国家管理大权——手段卑鄙证明目的卑鄙。

　　三.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上与众不同。文科的特点使“文人/知识分子”敢肆无忌惮提出无数自相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充斥社会
　
　　神化了学历就否定了实践。否定了实践的人不必实干，不屑实干，不能实干，断绝了自己靠实干吃饭的后路，只能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理论就必须与众不同，否则这样的理论就属於重复或抄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任何理论没存在的必要，靠这一理论吃饭的人也就没了存在的价值。靠实干吃饭的干出的结果跟别人一样是好事，因为这证明他不比别人差；靠理论吃饭的干出的结果跟别人一样是坏事，因为这证明他多余。“存在决定意识”，这种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决定靠学历即书本理论吃饭的人必须拿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论”和主张来证明自己，哪怕臭味相投大方向一致也必须在一切具体的观点主张上制造出种种差别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拍马屁也必须拍出自己别有风味的特色来，否则自己就失掉了存在的价值。
　　

　　理工科的不同理论可以同时验证，验证需要的时间一般不会很久。文科不同，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一个社会在一个历史时期只能采纳一种理论，而验证任何一种理论都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几代甚至十几代才能看出结果。这使只能靠理论吃饭的“文人/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出身的)必须也敢于根据自己的眼前利益需要肆无忌惮地任意提出各种“理论”主张，不需要事实根据，也不怕被戳穿，因为他们心中有数：社会根本不可能一一验证。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提出“理论”主张时只在乎与众不同，不在乎正确与否、后果如何——只有“与众不同”才能满足自己眼前的生存需要，而“正确与否、后果如何”是将来的事，即使完全错误、祸国殃民，那倒霉的也是将来的人，自己可以躲得过去。即使躲不过去那也可以到时候根据形势和需要信口开河随机应变蒙混过关。这导致社会总是被“文人/知识分子”们无数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自相矛盾无法协调的“理论”和主张塞得满满的。

　　四.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就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文人/知识分子”靠“学历至上”的神话排斥异己篡夺国家管理资格，同时也被“学历至上”的神话断了后路：绝对不能承认自己会出任何错误——理论如果当真正确无误就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允许任何例外。“能量守恒定律”到哪儿都适用，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个“永动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规律”到哪儿都起作用，不会在地球上起作用，到月球上就不起作用了。要推翻一个理论，一个反证就足够了：声称刀枪不入，真刀真枪打一下就够了；声称腾云驾雾，往悬崖下一推就知道了。以学历为资本证明自己“高明”、排斥别人、独霸大权，制造迷信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大包袱：既然自己的理论“一贯正确”，那自己就不应该有任何错误。只要出一个错误，“书本理论高于一切”、“没学历的不如有学历的”、“实践实干的不如读书学理论的”之类神话立刻就要破产，把学历作为国家管理资格先决条件的全部逻辑立刻就站不住脚，靠学历排挤别人的“文人/知识分子”立刻就混不下去。

　　
　　如果只有书本理论知识，即便真心想把国家搞好也做不到，不可能不出错——国家管理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哪怕最基本的东西不经过实践也掌握不了。比如如何识别人、如何判断某人品行、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交朋友、如何搞对象……学会这些是靠“理论推导”，还是靠亲身接触实际历练?——连与人交往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靠实践历练而靠纸上谈兵都掌握不了，何况国家管理?

　
　　神化学历使“文人/知识分子”把自己套进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死循环：因为只有学历没有实践，所以要制造“学历至上”的神话以排除异己独霸国家管理大权；因为“学历至上”，所以不能出任何错；因为只有学历没有实践，所以当真管理起国家来不可能不出错；然而只要出错，“学历至上”的神话就要破产，独霸国家管理大权的美梦就要告吹——只要出错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理论，彻底否定一个理论就彻底否定了靠这个理论吃饭的人。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