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迎来90华诞的人民军队，从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着力举旗铸魂、突出备战打仗、坚定推进改革、强力正风肃纪，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阔步前进。

铭记光辉历史，凝聚奋进力量。90年来，光荣的人民军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和复兴，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深刻经验和启示，是我们面向未来、制胜未来的传家宝。只有装入行囊、不忘初心，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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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要不要掌握枪杆子？”我们党建立初期，这是个曾一度热烈争论的话题。随着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我们党有了坚定的选择。

把时间往回再推十年。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这给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党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政治辩论俱乐部的水平上。如果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就需要有一支军队。”在不断地探寻中，全党对暴力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入。

“第一枪”的响起，是历史的必然。当时，我们国家、我们党正面临厚重的“乌云”。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全国工农平民以及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对我们党和工农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血的教训，带来深刻的反思：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靠别人的武装、别人的力量革命，终归是靠不住的。

“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是一种宣示。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勇毅决心，同时也宣告了我们党将勇敢肩负起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重任。这是个伟大的历史开端。

列宁强调：“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我们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精辟阐述，进一步理清了混乱思想，为建好用好军队指明了正确方向。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9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人民的旗帜，牢记使命、英勇奋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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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揭竿而起的武装力量数不胜数。然而，它们最终往往沦为满足个人或小集团私欲的队伍，对百姓欺压掳掠，遇失败哗变溃散。这种天然缺陷的根子，便在于“没有政治灵魂”。

一支缺乏“魂”的军队，“姓氏”变了，“性格”也会跟着变。没有崇高信仰、先进思想的贯注和引领，禀赋和品质依托千人千面的各级指挥者，是靠不住、稳不住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向哪枪杆子就打到哪，这是人民军队与别的军队最大的不同，也使人民军队具备了崇高的政治灵魂。

古田会议前，我军作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尚未完全定型：“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有的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有的仍然采取旧军队管理部队那一套，‘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对战士的错误放任纵容，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

对于那时候的军队，罗荣桓感到：“不经过政治改造，队伍必然缺乏组织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骨干，其作用也不能发挥。”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我们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超拔的政治品格，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开辟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明新路。从此，人民军队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之上，成了一支“有政治灵魂的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不断增强。

1932年至1937年，1941年至1946年，这“两个五年”对于人民军队的每一支力量都是非常艰苦、困难重重的。但于琼崖纵队而言，苦尤甚之——他们在这段困难时期，由于电台丢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时任琼崖纵队电台台长的王禄贵形容：“像失散了的孩子一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寻找自己的母亲。”

“后来得到电台，每到一个宿营地，便彻夜不停地和党中央联络；敌人一发现驻地竖有竹竿的部队，就抓住不放，穷追猛打。”中断多年，当他们恢复与党中央的电台联络时，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时刻寻找着党中央的电波，时刻等待着党中央的号令……遍布全国的部队都保持着这种姿态。虽然规模在不断变化、任务在不断调整，然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人民军队始终如一的坚守。

刘伯承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这番话，深刻道出了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源所在。同时，不论时代怎么变化，都是促人警醒的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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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步枪史》中说：“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人民军队把这个“人”字放大了，变成了“人民群众”。

在悠长的古代，中国百姓非常惧怕一个词——“兵燹”。战乱之灾，百姓只受苦受害，不会受益。“做人民的儿子，为人民打仗。”人民军队这种思想和信念，是有战争以来百姓未曾见到过的。

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队伍、跟定自己的队伍，有一个过程。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遇到的空村、空店不少。惧怕“兵燹”的百姓都躲了起来。而此时，我军刚建立，力量薄弱、经验缺乏，面对强敌千方百计的围堵追剿，立身之难绝不亚于“一株小草顶开钢筋混凝土”。

1929年初，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召开干部会议。他勉励大家：“每个共产党员应加强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念叨着‘争取群众’。”人民军队天生就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像婴儿刚一出生，就要吮吸母乳一般，我军从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就开始了寻找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每到一地，人民军队都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尊重百姓风俗习惯。每过一处，人民军队都发动群众奋起抗争，使“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田地，使“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穷苦百姓分得衣物。敌我力量悬殊，我们为什么总能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战场死生之地，我们为什么总能得到无穷智慧、忘死助战？打仗消耗甚巨，我们为什么越打人数越众多、队伍越壮大？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解放战争期间，陶勇率部在苏中战场俘获了国民党将军田从云，他们之间有段对话。陶勇问：“我们这次过来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觉察？”田从云回答：“情报失灵嘛。我们一过来，老百姓躲得老远，耳不聪、目不明……老百姓躲开倒也罢了，遍地是民兵，分不清哪个是兵，哪个是民；到处打冷枪，到处将我谍报人员、坐探捉得一干二净。唉，成了睁眼瞎子，哪能不打败仗！”

人民群众视子弟兵为亲人，军队便有了抵御艰险的铜墙铁壁；人民群众毫不保留地支持帮助，极大提升了我军克难攻坚的战斗潜力。从红军长征“完成没有后方依托的万里转战”，到抗日战争“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解放战争“潮涌般的小推车和担架队”，到抗美援朝“举国上下愿倾其物力财力”，实践证明：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则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任何强敌都能战胜。

“谁和人民在一起，便是不可战胜的。”这个穿越不同战争形态的“制胜机理”，人民军队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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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民军队战争史，西方一位军事专家有个强烈感受：“了解得越细致深入，就越感到这支军队的可敬和可怕，他们总是比对手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所说的“更高更远”，指的就是战略运筹、战略指导。

对于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人民军队历来注重掌握、善于把握。“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的东西的。”这番道理进入各级指挥员的头脑，军队上下能不“如臂使指”吗？

从各派新旧军阀长期的分裂和斗争，看出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从而确立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中日国力国情对比、国际局势分析，判断“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明确持久战该如何去打；从维护国家主权、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出发，看到“抗美援朝存在有利面”“晚打不如早打”，果断出兵朝鲜……看透全局、驾驭全局，人民军队正是凭着这个“比较优势”屡创强敌。

1947年，即便国民党军队仍在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但党中央却敏锐地察觉到战略反攻的时机到了，决定“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这一决定，让战争局势急速变化，胜负天平加速倾斜。谈到国共两军的对比，陈毅说：“我们比素质是比不上人家，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我们关键在于领导层的优势，就是旅以上的战役指挥比人家强，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比人家强，越到上层差距越大。”

人民军队为什么在绝境中常常能够觅得出路？为什么面对装备和人数占优的敌人能打出“神仙仗”？战略层面的胜敌一筹是重要原因。战略上的失误是无法弥补的，敌人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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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上！”这句危急时刻的战斗号令，极具感染人、鼓动人的魔力。曾经的解放战士、我军著名英模王克勤便深受其影响。

王克勤刚被解放到人民军队中的时候，“情绪低沉，背后净跟解放战士瞎叨叨”。在国民党军队里，他听说“共军打仗，全让俘虏挡头阵。”然而他看到的是：枪一响，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都领头冲。王克勤迅速发生转变，作为“机枪圣手”，他热心地传教技术；当了班长排长，他亲自给新同志端洗脸水、问寒问暖。牺牲前仍念叨着“包袱里有几件衣服，分给同志们，战斗下来，同志们缺穿的……”

一句“跟我上”胜过千言万语，可以看出人民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可以看出危难关头党员干部的热血担当。“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这是人民军队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的“成长密码”。

1935年初，在进占赤水城、北渡长江的作战中，川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红军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扭转战斗的不利局势，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这样做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后，给苦战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部队终于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

吴焕先、余天云、陈树湘、刘干臣、罗南辉、邓萍……如果类推下去，这是一串很长的名字。他们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英雄，也是官兵甘愿托付生命的红军指挥员。他们的带头冲锋，坚定了部队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斗意志；他们的精神旗帜，成为了部队不畏强敌、克难攻坚的力量源泉。

“战斗越残酷，任务越艰巨，指挥员越靠前。”人民军队的这种优良特质，战争年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处处可见，和平时期遂行任务的一线也处处可见。它就像一种基因，赓续传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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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所携带的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爆炸力不及美军的一半。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的，奋不顾身。”这是朝鲜战场上，中国军人留给美军上将范弗里特的深刻印象。

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这里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一支美军在雪地搜索时发现，那里有一整连129个中国军人冻成了冰雕。他们已经牺牲，枪口却冲着敌人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这是何等的英勇顽强！”面对这样的对手，美军指挥官率队脱帽，向那些冰雕敬了一个军礼。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战场上，人民军队的英勇无畏，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也让敌人胆寒。大渡河畔，“谁来坐第一船”的话音刚落，一队队勇士奋勇争先，人人唯恐落在后面；英雄谱中，攻堡垒、破险局的个人和群体不可胜数，他们无所畏惧；博物馆里，那一柄柄在砍杀中卷刃崩口的大刀，至今令人血性贲张。

拿破仑说：“战争的胜负，四分之三于精神因素，只有四分之一于实际力量的对比。”面对战场血与火、苦与累、生与死的考验，无疑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胸中有胆气，身上有血性，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才能逢敌亮剑、一往无前。人民军队在强敌面前、困难面前所展示的，就是这种横刀立马的豪气、敢打必胜的胆气、舍我其谁的勇气。

英雄辈出的队伍，流淌着英雄的血液。1985年7月的一个凌晨，我边境线某主峰前沿的无名高地遭遇对方两个营的进攻。我军一个哨位上5名战士，两人牺牲，其余3名身负重伤。战斗中，战士韦昌进的一只眼珠子被打出来，他把眼球塞进眼眶，一面救护战友，一面固守阵地，坚持了11个小时。

人民军队在事业上拓荒开路，同样有着那股子敢拼敢闯的劲。日寇投降后，党中央指示组建航校，首批学员驾驶缴获的军机展翅高空。由于缺乏油料，他们用酒精试飞，眼看着飞机飞上天，马达却不转了，飞机往下猛坠……其中艰险不难想象。然而，正是他们的敢闯敢试、勇探新路，为我军飞行事业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

从弥漫着炮火硝烟的战场，到提升战斗力的试验场，再到救民于水火的灾害现场，人民军队的历史画卷中向来不乏事不避难、英勇无畏的画面。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部队争分夺秒抢在第一时间奔赴危险的震区；辽宁舰下水时，许多官兵主动请缨当航母首批舰员。虽时代变化，军队还是那支军队，官兵还是那样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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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辉煌铺就今天的发展，今天的开拓接续昨天的奋斗。

90年来，人民军队从挫折走向胜利、从苦难走向辉煌，已经从单一军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加快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还是强力推进正风反腐；无论是抗震救灾、维稳处突，还是国际维和、远洋护航，人民军队都以自己的“好样子”，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

在人民军队90华诞的重要时刻，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世界一流军队，就不能铸就和平之盾。越接近复兴梦想，越需要强军兴军。建设一支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盼。

“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我们只有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继承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和练兵备战，才能在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途上大步前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保证。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