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1/6、1/4、1/3、5/12、1/2、()……，按规律填空。这道小学五年级奥数题的规律是什么呢?如果把每个分数的分母均变成12，其规律则一目了然。1/12、2/12、3/12、4/12、5/12、6/12、(7/12)……解答这道题的关键在于把每个分数的分母变成12，正是这个变化使我们找到了这道题的答案。

　　一滴水可见太阳，由求解这道题，我想到了格物致知。把这道题的每个分数的分母变成12，这是格物；找到了它的规律，得到了答案7/12，这是致知，合起来就是格物致知。这就是《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其意义之所在。

　　我理解，格物致知有两层意思，一是格物，即通过实践，探索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二是致知，即总结事物变化的规律，得到真理，从而达到真知。概括起来，我们在探索发现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过程中，得到了符合它们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真理。这说明，孔子提出的“格物致知”同马克思提出的“唯物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蕴含着实事求是的道理，即“实践出真知”。我们党在1978年经过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得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这就是我们党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得到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党得到的这个真理，同求解文章开头提到的那道题的过程是一样的。这都是一个格物致知的过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发现，均遵循了“格物致知”这个规律。牛顿通过研究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通过生物地质考古，发现了生物进化论。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的演变，发现了剩余价值论。

　　实际上，欧洲自14世纪开始了持续近400年 的“文艺复兴”运动，破除了封建神学宗教统治奴役欧洲近千年的枷锁和桎梏，掀起了追求真理、注重实验的科学风尚，由此，欧洲进入了盛产科学巨人、科学技术和先进理论的时代。到了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接踵而至。由此，欧洲也终于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从而在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产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从14世纪到17世纪，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实验和探索创新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既有实验科学，也有实践科学。这个时代里，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这就是格物致知的生动写照，用两句话概括，即实践出真知，实验出科学。比如，在1600年，因在欧洲宣扬“日心说”，布鲁诺被欧洲宗教裁判所审判为“异端”，并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而“日心说”是哥白尼相对“地心说”而创立的。“地心说”是当时欧洲宗教神学的理论支点，显然“日心说”将摧毁这个支点。哥白尼经过对天体运动的变化规律的观测和探索，这是一个实验和实践的过程，也是格物的过程；他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并创立了“日心说”，这是致知。哥白尼关于天文学的“格物致知”在前，布鲁诺的“诚意”在后。布鲁诺的诚意在于宣扬真理，用自己的生命捍卫正义。这就是崇高无尚的道德。这同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礼记·大学》的本意，即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政治境界――平天下。

　　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意义上的格物致知。中国的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真理和真知，而是寻求固有的标准答案，去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这就逐渐造成了中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现状，从而导致思维的僵化和因循守旧。因此，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没有被挖掘出来，反而一开始就被淹没了。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日益完善，中国的传统教育越来越注重“形而上为学”，而逐渐忽视了“形而下为器”了。“形而上为学”者，可以做官、治国，甚至是平天下。“形而下为器”者，只能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苦苦探索，而很难跨进上层人门槛。因此，“形而上为学”“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苦苦追求的理想。相反，“形而下为器”渐渐成为不得志之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这在封建科举制度里可窥一斑，封建科举考试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列为金科玉律，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却不在其列。唐朝是中国科举史上少有的数学尝试的一个朝代。中国数学在十四世纪，即明朝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渐渐风行并且大幅度削减算学的内容以后，中国的数学从此日渐衰落。高斯说过：“数学是科学之王”。华罗庚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小……只要定量，就离不开数学”。 明朝以来，数学衰落的同时，我们的实验科学也落伍了。这也预示着中国自然科学的衰落。

　　我国自然科学的衰落，制约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当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技术革命时代时，我国仍裹足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时代。到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宣告我们坠入屈辱的历史深渊。由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到八国联军火烧园明园，再到南京大屠杀。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我们才真正实现了救亡图存的伟大胜利。自1840年起，我们中国人民励精图治，经过110年的实践探索、百转千回、万千磨难，才得到了最终的答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伟大的革命实践得出的真理，这伟大的革命实践，诠释了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比如，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在1929年由“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方针，正是毛泽东、朱德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探索得到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个总方针，成为我党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冲破艰难险阻，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这个法宝，犹如把石墨变成金刚石的炼丹术，把我党我军和中国的劳苦大众变成了无坚不摧的金刚石。石墨和金刚石有同样的化学元素组成，但两者的物理结构不同，其物理性质也就有着本质区别。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能够把石墨变成金刚石，只是这个变化过程比较复杂困难。这说明，格物的过程越复杂困难，得到的致知的理论价值就越高。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40余年用尽毕生心血，撰写了三千多万字的手稿，这是格物致知的艰难历程，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9年“九月来信”那段历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寻找革命真理的不易。陈毅到了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陈毅当时大吃一惊，他从大城市、从全国斗争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地走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宝贵经验，从而使陈毅真正领悟到红四军的奋斗的伟大、毛泽东的伟大。1929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把中华民族的智慧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生动结合起来，在坚定的革命信仰指引下，勇敢顽强地探索、实践，在漫漫的革命征程中找到了怎样建党、怎样建军的正确答案。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格物致知，找到了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国后，我们党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实践探索，终于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闸门。这说明我们党寻求真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格物致知的过程。

　　当前，我们在反腐领域提出的先治标、再治本的思路，即是一个格物致知的过程。治标的过程，也就是格物的过程，通过腐败的内部，发现其死穴和命门，弄清腐败滋生的土壤，从而找到腐败的的方法，从而制定剔除腐败的机制和制度，达到用机制和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总目标。从而为“从人治走向法治”扫除障碍和铺平道路。在我们党反腐败工作日见成效之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擂响了依法治国的战鼓。我们党“依法治国”中的“法”，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它是通过我们党不断实践探索，总结出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法和规律。这就是通过格物，达到了致知。通过依法治国，使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都有守法的诚意，都有为国家、为人民谋福祉的诚意，最终达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回顾依法治国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成吉思汗在1206年颁布《成吉思汗法典》，即大扎撒，是蒙古帝国的根本大法。成吉思汗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依旧是对各种具体行为进行规范时，明文对国家权力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划分，将行政权及司法权分开，建立了一套有部落民主色彩的君主政体制度，这种以两权制约的判例制度，比英国19世纪的判例制度早约600年。因为《成吉思汗法典》的内容与近代宪法的内容性质相似，所以有专家称之为世界第一部宪法性法典。比如，成吉思汗为了使人们遵守自己的诺言，使社会成为一个诚意的社会，把违背自己的誓言作为死罪写进法律，从而形成一诺值千金。拿破仑的《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规定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就是契约自治，或称为契约自由原则。即现代的合同。通过契约自治，约束人们达到诚意守信。

　　 综上所述，格物致知同唯物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相互融合的。回归格物致知的本意，也就是把两者融合起来，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瑰宝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切入点。所以，我们要回归格物致知的本意，通过格物、致知，而达到诚意。这就需要我们摒弃僵化的思维，破除利益的纠葛，弘扬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精神，坚持用实践来发现真理、检验真理。从而激发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诚意，并最终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望。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