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唯物史观讲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于历史人物在过去历史关键时刻的想法说法做法,还是应该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依托来作出评价,这样才符合唯物史观,也是公道的必然要求。遵义会议林彪作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参加了,并且还发了言。林彪在会前就表明了态度,反对军事上的错误路线,并且旗帜鲜明支持毛主席的路线。在会上林彪的发言不长,但十分有力度,他的一个观点被周恩来接受了,这是林彪对会议做的一份贡献,应该是了不起的。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反思此前军事路线中最大的错误,吸收了林彪的观点。
林彪在会上针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发言:“不懂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你们现在军事指挥上的最大问题是战役决心往往迟于战役变化。”
参考:
电影《遵义会议》片段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党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决定请毛主席出来领导红军,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军队走上了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明之道。
参阅:
周总理为何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下如此大气力宣传遵义会议?
01
林彪在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时就鲜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林彪《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1934年4月3日)的有关内容。
“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
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的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
林彪在信中直接指出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请注意,这第一条,就是电影里他的那个发言。
林彪在信的末尾写道:
“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
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可以看出,林彪的信既有猛烈的进攻火力,同时又不失冷静客观的分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批评“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难怪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么欣赏他,把那么重要的担子交给他。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党员向上级反映情况,指出问题,提出建议,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也是毛主席一贯鼓励支持的做法。
毛主席曾经就林彪提出“红旗能够打多久”的问题,专门写了那篇光辉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是毛主席鼓励下属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做法。
红军时期林彪骁勇善战成为毛主席的爱将
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对谁都是讲究公道的,也就是说,毛主席一贯对事不对人而采取措施。
有问题,有错误,就批评帮助;有成绩,有贡献,就表扬。
毛主席坚决反对搞团团伙伙,所以搞宗派主义的人不喜欢毛主席。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这是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实践证明那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重申一句,不管是谁,只要是违反了党的基本原则,毛主席是决不会姑息迁就的,这对谁都一样,包括对林彪也是如此。
林彪有成绩就肯定,有错误就批评,就批判,这再正常不过了。无需大惊小怪。
参阅:
毛主席的队伍里有林彪粟裕带的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为何超越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
02
《为人民服务》的一段名言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凡是背诵过《为人民服务》的人,对这一段不会陌生。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作的,那是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积极观察、思考、总结而得出的结论。
林彪在长征途中跟毛主席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他也提出过一些不合时宜的建议,毛主席对此给予了批评教育,这属于党内正常的交流。
我党之所以能够开成遵义会议,说明当时的那些党的高级干部,尽管思想观点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对党的事业负责到底的使命感,那是毋庸置疑的。
周恩来在会上公开表明态度把自己手中的权力交给党,同时建议党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成。
会下,周恩来找博古谈心,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同意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掌舵”。
遵义会议,能够实现“三个挽救”——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不是偶然的。
那一批革命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值得我们永远称赞、学习。
他们选择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对真理的选择,是对党的事业的负责,是对红军命运的负责,是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负责。
事实证明,党和红军选择毛主席来领导,是对胜利的选择。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加上广大的革命群众,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就打败了反动派,夺取了政权,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啊!
我们党的集体智慧,在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之前是怎样的?
在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之后又是怎样的?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于中国共产党,之于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之于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意味着什么?
在遵义会议过去89年的今天,我们该有清醒的而不是模糊的认识。
所谓清醒的认识,就是要像当年遵义会议上的那些革命前辈那样,悟道方能道器变通。
那一批老共产党员,无私无畏,所以他们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
何谓明智?
所谓明,就是自知者明,人贵有自知之明,周恩来在这一点上是典型。
所谓智,知人者智。只有知毛泽东这个人,才算智。
是不是?
参考:
遵义会议会下,周恩来找博古谈心,让博古支持让毛主席指挥红军,博古同志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终于放下包袱了,想得通——道器变通了。
来源:济学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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