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筱菊｜毛泽东：言必称希腊，则对不住祖宗

点击：  作者：唐筱菊    来源：理论中国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1-27 11:24:14

 

▲古希腊地图。

 

毛泽东一生仅出过两次国，但他却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格局，他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有着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了解与认知。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毛泽东著作、文章、谈话中涉及的与希腊有关的故事。

 

很早就开始研读“古希腊的故事”

 

古希腊，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2000多年前，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的文明之光就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给遥远的中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丝之国”。16世纪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传入中国，成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先导。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曾激发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昂扬斗志。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很早传入中国。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毛泽东，无疑会对古希腊文明表现出应有的兴趣和关注。

 

1912年秋，18岁的毛泽东已经历不少事情：先后在几所学校读过书，武昌起义后还当过兵，后有半年时间忙于自修，整天整天地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1936年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你们有些大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对哲学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据《毛泽东传》记载，1914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下半年，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学习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听课和阅读该书过程中，在这部共约10万字的著作上，批注12100余字，阐述对原著的见解和自己的伦理观、哲学观、历史观、人生观、宇宙观，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注“也不那么正确”。用他后来的话说，“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而书中谈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壁鸠鲁、爱匹克忒多、梭伦、拜阿斯、德摩斯梯尼等，均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人物及其思想显然会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一定的影响。

 

 

▲毛泽东批注的《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到陕北后，更加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

 

的确，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写道：这世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种议论，在西洋古代的希腊就有人说过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还只简单地笼统地说了一说，叫做朴素的唯物论，没有（也不可能）科学的基础；然而议论是基本上正确的……马克思继承了希腊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改造了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心论，创造了从古以来没有过的、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论，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武器。

 

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曾寄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8年1月至3月，毛泽东在该书上作了约3500字的批注，提出“为什么唯物哲学只能出现于希腊时代而不能在其以前？”在分析了若干方面的原因后，毛泽东认为：“在这以前，人类束缚于自然力与社会力的压迫，只能用灵魂或神的观念去解释世界，断不能出现唯物的思想。”书中还谈及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相当熟习的，这也为其以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也曾多次谈及古希腊哲学及其代表人物。

 

1964年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腊文化代表团时说：希腊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祖国。希腊古代的唯物论、辩证法，我们也相当知道一些，你们有些大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时隔20天，2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夫人。当威尔科克斯谈到新西兰所有的日报都攻击新西兰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他们越是骂你们，那就越好。人是骂出来的，真理是错误骂出来的，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骂出来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骂出来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经过斗争都有发展。古代哲学的发展可以从古代希腊讲起。并谈了自己对从古希腊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比如，毛泽东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神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到处有神。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毛泽东还引用列宁所说的话，“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说自己是相信过康德的。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毛泽东说，“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从这些方面可见，毛泽东始终认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懂马克思主义。

 

“言必称希腊，则忘记祖宗”

 

“言必称希腊” 出自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也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毛泽东著作中的经典典故之一了。

 

 

▲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言必称希腊”，而不是“言必称其他国家”呢？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在哲学、史诗、寓言、戏剧、神话等诸多方面所创造的璀璨夺目的文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宝贵的遗产，也深为后人推崇和颂扬。古希腊文化对后来欧洲各国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经常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古希腊罗马神话，借以说明他们所要论述或批判的问题。当然，就古希腊文化已达到的繁荣高度，以及古希腊文明对世界历史具有的较强影响力等方面来看，这种崇拜和颂扬本是无可厚非的。

 

实际上，通过这个“言必称希腊”， 毛泽东始终强调学习理论要结合实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不能丢掉我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有关书籍中，对“言必称希腊”是这样注解的：指有些研究革命理论的人生搬硬套外来的东西，而不重视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教条主义倾向。

 

回顾党的历史，早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了一场学习运动。但到1940年底时，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暴露出一些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深感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变发生9天后，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并且提出思想方法问题，认为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基于此，经过慎重考虑，从1941年3月起，毛泽东连续地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这篇5200多字的报告，实际上成为整风学习的动员。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回忆：“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这个报告在听讲的干部中引起了思想震动”。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还有三处提及希腊。其中特别指出，我们中的很多人，不认真学习，“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毛泽东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作了对照。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这篇报告是对那些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 “言必称希腊”，对古希腊文化赞不绝口，竟至忘了“祖宗”，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错误倾向的严肃批评，旨在要求改变主观主义态度，改造党内学习方法和制度，以求达到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良好效果。

 

新年献词中，引用了古代希腊一则寓言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即将已经迎来胜利的曙光。

 

面对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国民党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而这场越来越热闹的所谓“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关系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图为《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撰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1949年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正是在这篇新年献词中，毛泽东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生动形象地说明“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农夫与蛇》是源自希腊《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文章特地引用它提醒人们记住因可怜冻僵的蛇而丧失性命的农夫的“遗嘱”，更何况，在中国土地上各种各样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

 

在这里，毛泽东借《农夫与蛇》的故事，谈中国人民当时的政治选择，确实生动且恰当，令人印象深刻。毛泽东还为这篇新年献词起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再读毛泽东这篇文章，仍然发人深省：“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资料来源：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版。

 

作者：唐筱菊 ；来源：理论中国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