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在艺人周立波的口中,那是上海人的腔调,而咖啡馆,在欧美文人的笔下,那是文坛名家波德莱尔、罗曼罗兰和海明威等常来高谈阔论的坐席,是人们休闲逍遥的地方,是文学青年谈文论艺的所在。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年驰名沪上的“公啡咖啡馆”,在著名作家夏衍、阳翰笙的心目中,那更是彪炳史册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摇篮。
据说,咖啡是上海开埠不久的1853年,由英国药剂师J. Lewellyn在花园弄(今南京东路)1 号开的老德记药店传入的。它虽称药店,但也经营糕点。这口感酸苦、看似棕色的奇妙液体,为配合药店之称,一开始被称为“咳嗽药水”,后随着西点的兴起,才慢慢成了时髦之物。到1920年以后,咖啡馆已遍布上海街头,形成了以北四川路、霞飞路和南京路为“金三角“的咖啡店圈,尤其是北四川路上,更是咖啡店林立,浓浓的咖啡香飘市井。一杯咖啡,几位好友,围坐小桌,纵情而谈,是一种小资情调,更是一种都市浪漫。当年除“公啡咖啡馆“外,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北首有张资平的‘文艺咖啡座’,在虬江支路北北四川路口有创造社开的”上海咖啡店“,还有周全平的‘西门咖啡店’等。而闲谈咖啡文化的文章也是星布上海报刊,十分热闹,诸如鲁迅的《革命咖啡店》、林徽因的《花厅夫人》、张若谷的《忒 珈 钦谷——霞飞路俄国珈琲店小坐速记》、慎之的《上海咖啡》、田汉的话剧《咖啡店的一夜》、曹聚仁的《文艺复兴馆》,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董乐山的《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等等,甚至《申报》“艺术界”版还开设专栏“咖啡座”,均是研究老上海咖啡文化的珍贵文献。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为寻觅“公啡咖啡馆”的踪迹,笔者曾经徜佯四川北路街头,逛到四川北路多伦路口,抬头一望,一座雄伟巍峨的门楼矗立在街口,上有“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几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目。靠北面的墙上,在多伦路8 号的门牌下,钉着一块铭牌,上书“公啡咖啡馆遗址”。这是“遗址”,现在是“上海时装商厦”,内时装琳琅,顾客盈门。1928年鲁迅在《革命咖啡馆》一文里是这样描写咖啡店的模样:“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如今显然已是两种景象。网上有当年 “公啡咖啡馆”的照片,是一幢假三层的小洋楼,楼下卖糖果、糕点,楼上有两间房喝咖啡。查检资料,胜利后, “公啡”由中国人主持,改名为“新元堂”,解放后改为“多伦果品店”,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并在附近造起七楼大厦,2006年公布为区历史遗址纪念地。原在“公啡咖啡馆遗址”近旁的地下室古玩城,辟有一家“公啡咖啡馆”,由一位陈姓年轻人惨淡经营,大约2017年古玩城变身停车库,这家咖啡馆也随之飘散。
那末,“公啡咖啡馆”为什么会成为左联诞生的摇篮呢?原来历史上公啡咖啡馆地处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较为隐蔽,店主是一个日本人(一说犹太人),巡捕房不大注意,因此成了左翼文人、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当年左联的多次筹备会议就是在这里秘密进行的。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回忆:“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章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就是在这里,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论争和批判;就是在这里,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冰释前隙,鲁迅穿着长袍,嘴上含着烟斗,不住地品几口绿茶,其他人喝着咖啡;就是在这里,起草了左联的纲领,协商了发起人名单┅┅
1930 年2 月 16 日,天气晴朗,《鲁迅日记》云:“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头饮加菲”。其实是到公啡咖啡馆参加左联的最后一次筹备会。到会的除鲁迅之外,还有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彭康、沈起予、华汉、蒋光慈、钱杏 洪灵菲、柔石、泽雪峰等12人。会上检讨了过去文学运动中的缺点,确定了今后文学运动的任务,一致决定在3月初正式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由此可见,左联确实是在这里孕育诞生的。
其实,不单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公啡”酝酿成立的,就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即“剧联”的筹备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左联骨干茅盾、胡风、周扬等,也经常光顾公啡。更为喜剧性的是,原先并不喜欢跑咖啡店的鲁迅,从此之后,也成了公啡咖啡馆的常客。由于离山阴路寓所不远,鲁迅常常借座这里约见友人,指导文学青年。1930年6月5日,“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萧军、萧红回忆说:1934 年,他们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生活拮据,,创作更是艰难,他们向鲁迅求援。11 月 30 日午后,按照鲁迅先生信中约定,他们乘1 路有轨电车先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跟鲁迅见面。然后由鲁迅把他俩带公啡咖啡店长谈,萧红写道:“鲁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门进去,上了2 楼。我们也随后跟进。店里一个外国人很熟识地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回礼以后便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厢位中坐了下来,我们也坐进去。这处厢位很僻静,进门的地方有个小套间部分地掩住了它。座位的靠背很高,临座的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厢位里就如进了一个小房间┅┅”当年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文学青年葛琴在出版自己的处女作《总退却》时,向鲁迅求教,鲁迅在公啡接待她,她后来回忆说:“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如今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最近报载“公啡咖啡馆”重返多伦路,吸引了上海人的目光。是的,在许多青年的心目中,“公啡”不仅有美味的咖啡,还有温馨的情调。
作者:朱亚夫,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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