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学组织，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走上文坛，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篇章。可以说“左联”是早春的文学之光。

“左联”自1930年3月2日成立迄今 已逾90年了，回忆和研究“左联”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么重大的事件，有一个问题却未见触及，就是是谁主持了“左联”成立大会？

我曾经就此请教过专职导游。那天，我跟随友人走进多伦路上的“左联”纪念馆，“左联”纪念馆的大门朝东，上有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烫金石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当年成立大会就在底楼靠左边的一间教室内召开，现在按原样陈列。教室约20多平米，中央一个讲台，墙壁上挂着一块黑板。讲台下，前方放了4只方凳，之后是二排长凳，每排4只长凳。按此可坐20来人。当时参加成立大会的左翼作家约四五十人，据与会者回忆：“会场内坐满了人，有的不得不站着，连门外也站着人。”

导游向我们介绍：大会从下午2时开到晚上7时结束，这天白天晴好，晚上下起了雨。成立大会首先由潘汉年代表中共作讲话，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贺词，之后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先后讲话，鲁迅的讲话就是那篇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我当即问导游：“那主持这次成立大会的是谁？”

导游显然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说：“时间长了，搞不清楚......”

以后，我翻过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查过《左联大事记》、《鲁迅杂文辞典》，还请教过有关专家，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也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次文友希平兄赠我夏衍《懒寻旧梦录》一书，我在此书的《筹备组织“左联”》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次会议我在主席团里，参加主持会议，必须从主席台上不断地看着会场”（见夏衍《懒寻旧梦录》第156页）。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夏衍先生了。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曾用笔名沈端先、沈宰白、徐佩韦、黄子布、余伯约、司马牛等，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开封。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从浙江省立甲重工业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入明治专门学校学电工技术。留学期间接触日本共产党，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不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的腥风血雨，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夏衍原是学电工技术的，怎么参与组建“左联”？对此钱杏邨(阿英)有这样的一段回忆文字：

我曾建议调沈端先(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些想法：一、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人经常与鲁迅打交道。当时在党组织领导下几个主要从事筹备工作的人大多是原创造社、太阳社的，象乃超和我都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夏衍没有参加“苹命文学”论争，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他与鲁迅已有点往来。他同太阳社人员很熟......，我想，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同大阳社内的几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不久夏衍便作为“左联”的主要筹备人之一开始工作了。（见吴泰昌《艺文轶话》第299页）

可见，根据夏衍的资历、人缘和表现，从便于与鲁迅联系出发，故而党组织调他进来的。正因为夏衍是作为主要筹备人参与组建“左联”，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12位“左联”发起人之一，自始至终地参与了“左联”全过程的筹备会议。据美术史专家黄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中说，1930年7 月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时，中共中央部文委曾委托夏衍代表文委参加成立大会。可见他的身份非同小可。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与鲁迅、钱杏邨一道被推定为3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之后又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一说执行委员。众所周知，鲁迅是“左联”的盟主，是旗帜。有意思的是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首次报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文章中，七名“左联”常务委员的排名次序是：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沈端先（夏衍）名列首位。新中国成立之后，七名“左联”常务委员的排序才改为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鲁迅提到了首位。由此可见，夏衍主持“左联”成立大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成立大会前排的 4个方凳，应是夏衍所说的“主席台”，它是主席团成员鲁迅、夏衍、钱杏邨，和党组织代表潘汉年等四人就座之位。

然而，夏衍又为什么说是“参加主持会议”，而不说“主持会议”呢？这就要推究“主席团”的议事规则和会议制度。

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从来就没有绝对“最好”、“最佳”或“最优”的制度或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或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只有“最适合”、“最适应”的制度和模式。主席团的会议制度是有利于贯彻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据考证，从党的历史来说，组成大会主席团始于党的四大。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开会前，代表们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来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此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的代表大会，以及有些社团的会员大会上，大多沿用这一制度。当召开全体大会的时候，主席团成员可集体主持会议，也可推选执行主席，轮流主持会议。从夏衍的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次会议我在主席团里，参加主持会议”，看来“左联”成立大会是主席团成员集体主持会议。正因为是集体主持会议，模糊了主持人的概念，因此造成了几十年来不知谁主持“左联”成立大会的局面。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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