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知道的秋收起义

点击：  作者：南湖艄公    来源：南湖艄公  发布时间:2018-07-21 10:20:04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革命成果的受益者，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并从中领悟中国社会革命、发展、进步的规律。

 

 

（一）

“八七会议”前，毛泽东就产生了发动“秋收起义”的想法

 

 

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利用把持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更加疯狂的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

当时，许多人感到惶恐和沮丧。毛泽东却认为革命即将掀起新的高潮，他把自己想象为一只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海燕，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潜心研究湖南的政局和农民运动进展，策划在湖南发动一场秋收起义。

中央考虑到安全问题，曾计划安排毛泽东疏散到四川去。毛泽东认为他更熟悉湖南的情况，应该到湖南去，为此，他积极做瞿秋白的工作。由于瞿秋白和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观点一致，遂同意了毛泽东去湖南的意见。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会上，毛泽东系统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土地革命四个方面的问题，前三个问题后来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随后，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他说：“我们本来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合作是两个人的事，有人却认为是一个人的事。不少同志还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应该由国民党来当家。我说，国民党好比是一座空房子，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家人来住。过去右倾投降主义者就是只让共产党当客人，不能当主人，结果连客人都做不成了。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拿枪杆子到处屠杀共产党，共产党只能躲藏，没有还手之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枪杆子。所以我们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意。许多同志都表态推举毛泽东加入政治局，可毛泽东一再表示他要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并谢绝了瞿秋白让他到中央机关工作的建议。在研究秋收起义时，会上宣读了湖南省委的信，湖南省委在信中也要求毛泽东到湖南领导武装斗争。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当有人在会上提出“组织一师往广东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时，毛泽东说：“湖南的民众组织比广东还大，是发展武装斗争的好地方。”又说：“纵然是湖南起义失败了，我们可以上山。在城市，敌人有优势。而在山沟里，敌人就没有什么优势了，革命武装就能保存下来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不是心血来潮，是有理论依据（农民组织强大）和数据支撑（对湖南广东情况充分掌握）的。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也不是权宜之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早在考察湖南农村时，就研究过井冈山的情况，曾感谢湘南党组织 “给我推荐了一座山”。

（二）

中央给予毛泽东较大的自主权

当时有很多人包括中央领导人都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并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同时，中央也给予毛泽东较大的自主权。

1、 在研究暴动打什么旗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下举行，以便吸引资产阶级参加。

毛泽东于8月20日给中央写信说：“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即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

2、在暴动规模问题上，中央指示要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全省大暴动，进而发展为湖南、湖北两省暴动。

毛泽东则坚持以长沙为中心的7个县的湘中暴动，为此毛泽东受到中央批评：“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就从战略上说，假使湘南没有大暴动，湘中暴动即能胜也是不能持久的。”

3、在暴动力量问题上，中央指示以依靠农民力量为主。

毛泽东则认为暴动没有正规军队参加不行，必须先抓军事，以正规军队为骨干，带动农民。

尽管毛泽东和中央有诸多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并没有采取强硬压制的办法，而是采用商讨的办法，始终坚持暴动的行动由前敌委员会做主的原则，使毛泽东在领导上有较大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三）

毛泽东始终坚持谨慎稳妥，不顾个人安危亲临一线动员部署、解决问题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曾对同时到达长沙的另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说：“中央对于全省秋爆的指示只是一个纲，具体执行起来要复杂的多。我们还要周密计划，慎重行事。只图一时热闹是危险的，必须扎扎实实做好准备。现在我们两个人分头行动，你抓省委改组这件大事，我下去再摸摸情况，然后我们再详细研究暴动计划。”

8月17日，毛泽东主持研究了秋收暴动计划，初步预定参加暴动的主要武装：1、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这支部队本来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在开往南昌途中得知起义军已撤离南昌，又继续南下追赶起义军主力，因没有赶上，改道修水，隐蔽休整；2、国民革命军第20军独立团。这支部队由平江、浏阳工农义勇军合编而成，因未赶上南昌起义，部队分别返回平江、铜鼓待命；3、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及安源周围五县农民自卫军。经过多次研究，毛泽东始终坚持继续做好暴动武装的组织、动员工作，避免轻率行事。

秋收暴动经过上上下下近一个月的酝酿，直到8月30日才在毛泽东主持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最后确定下来。省委决定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暴动。会议还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切断敌增援交通；11日各县同时暴动；15日长沙暴动；16日各路起义军会战长沙。

大计已定，毛泽东奔赴各部队指导起义准备：

8月31日，毛泽东化装成火车司炉坐火车头到达株洲，指示株洲镇党委书记做好三件事：一是马上缴团防局的抢，以备暴动使用；二是炸掉易家弯铁路大桥，切断敌人对长沙的支援。三是组织好农民武装，呼应安源的军事行动。布置停当，毛泽东接着登火车去安源。

9月4日，毛泽东在安源召集湘东特委、安源市委和各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研究部署暴动问题。毛泽东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听取各武装部队负责人汇报暴动准备情况，接着代表前委宣布部队整编命令：参加暴动的所有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原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该团副团长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由警卫团的大部及平江、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及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由警卫团1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军组成。全师共6000余人。

行动部署如下：第一团由修水攻取平江；第二团由萍乡攻取醴陵；第三团由铜鼓攻取浏阳。达成上述任务后，三路合击长沙，在长沙工人暴动配合下，一举夺取省城。

毛泽东在安源期间，掌握到矿警队长陈鹏准备叛变的情况，当即指示二团团长王兴亚抓紧了解各部队情况，防止意外生变。同时安排矿警队党支部书记刘昌言生擒陈鹏和其拉拢的一个连长、两个排长。连夜进行审讯，得知陈鹏早已和武汉国民党军长程潜联系，计划在暴动前捕杀暴动领导人后投奔武汉。刘昌言根据叛徒罪行，当夜将3人处死。

9月5日，毛泽东和潘心源、刘建中、周克明又步行前往铜鼓，指导第三团的行动。从安源到铜鼓距离360华里，步行要4天才能到达。在路上，毛泽东遭遇了险情：

9月8日下午，他们在张家坊的一片丘陵地的小道上，被团丁头目拦住，声称要“跟我们去团防局走一趟。”毛泽东灵机一动，给了这个头目一把光洋，没想到这个小头目是一个又反动又贪财的家伙，只说了几句好听的话，还是坚持“到团防局走一趟也无妨”。后来，毛泽东故意落到队伍的后面，塞给最后面的团丁2块光洋，边走边和他拉家常。团丁说家里有老母、妻子和三个孩子。毛泽东同情地说：“日子不容易啊！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了，你就可以安心在家里种田植桑，养家糊口了。”

这时，他们走到一片芦浦茂盛的水塘边。那个团丁向前紧走两步，故意把毛泽东丢在后面，毛泽东心领神会，转身向坡下的芦塘奔去。走在前面的头目发现后，又追了上来。毛泽东急中生智，向后面抛了一把铜板和光洋，引的团丁纷纷趴在地上抢钱，毛泽东趁机钻进草丛，顺手把乱草盖在身上。团丁们追到水塘，在草丛里乱刺乱拨，有几次毛泽东险些被梭镖刺中。黄昏后，团丁们看天色已晚，只好离去。

待敌人走远后，毛泽东才走出草丛，因一只鞋掉进水塘，他不得不光着双脚翻过最后的山岭。幸好这时遇到一个参加过农会的农民，为他弄来了鞋子和食品。

（四）

起义失败，毛泽东果断终止在城市暴动，为革命保住了火种

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暴动计划、部队番号和干部任命。

湘赣秋收暴动全面展开：

1、第一团9月9日从修水出发，进攻平江。

团部率一、三营和刚刚收编的邱国轩部为第一梯队，师部率第一营为第二梯队。不幸的是，刚刚收编的邱国轩叛变，导致一团行动失败。

早在警卫团开进修水时，土匪武装邱国轩主动要求收编。卢德铭认为这支土匪武装有千把人、几百条枪，就收编了。部队从修水出发时，邱国轩路过一团团部，看见团部有许多大箱子，战士抬着沉甸甸的，随即起了抢财叛变的贼心。邱国轩先谎报前方有敌情，团长钟文璋自己带两个营去迎敌，这时邱国璋从后面攻击钟文璋，一下子把没有准备的那两个营打散了。随后，邱国轩把团部的十几箱财物席卷一空，扬长而去。团长钟文璋发现中计后嚎啕大哭，他说：“我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我该死，我该死！”哭毕既剃了光头，换上便衣，不辞而去。此后再也没有露过面。

卢德铭得知情况后，只好带着一营和二、三营剩下的人朝三团方向撤去。

2、第二团9月9日凌晨开始破路行动。

为防止敌抢修，他们乘火车到达株洲至长沙之间，分段破坏，一共破坏几十处，彻底切断长沙援敌之路。

次日，团长王兴亚按计划率部攻击萍乡。萍乡城池虽不大，城墙却高大厚实，四门完整坚固。工人们按照攻城计划制造的土炸弹和松树炮根本没有效，惹的城墙上的敌人哄笑不止。

第二天，他们改变计划转攻醴陵。醴陵守敌仅一百余人，此时，中共醴陵县委在城内发动市民暴动，里应外合，打得守敌顷刻瓦解。

9月14日，得知长沙和浏阳守敌反扑醴陵，王兴亚撤出醴陵，借机攻打兵力已空虚的浏阳。战斗打响后，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偌大一个浏阳城尽归工农革命军。

这时，团长王兴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敌当前，带领全体军官接受浏阳商会宴请，许多军官都喝醉了。

17日中午，城外突然枪声四起，王兴亚从梦中惊醒，慌忙下令撤退。部队霎时大乱，一部分冒死夺东门而出，遭到敌人拦截，原本一千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130多人。此时的王兴亚已从胜利兴奋的顶峰跌入悲观的深渊，默不作声，当天夜里不辞而别。

18日凌晨，群龙无首的第二团余部各自结伴散去。

3、第三团原计划攻打浏阳，9月11日清晨，在铜鼓城外的沙洲上举行了阅兵式。

队伍最前面是军旗护卫队；其后方是机枪方队，6挺新旧不同、型号各异的机枪扛在战士肩上格外威风；接着是三个营依次行进。1200人的队伍中，有四五百人扛着梭镖或大刀。阅兵后毛泽东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队伍就出发了。当天，在途中消灭了白沙镇一个连的守敌，宿营白沙。

12日部队继续向浏阳开进，在途中又消灭了东门市守敌2个营，并搜剿了大量粮食、布匹和烧酒。

13日上午，毛泽东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研究攻打浏阳的作战计划。这时传来了二团在浏阳被打散的消息。三团团长苏先俊等大多数人都建议趁部队两战两捷的锐气，到浏阳再战一场，彻底完成预定作战任务。

毛泽东经过一番考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现在我们对敌情还不太清楚，不能盲目行动。因此，我决定，立即撤出东门市，向南转移。”

就在第三团开始组织转移时，警戒部队已与敌人打响了。好在准备在先，部队得以顺利撤出。在行进途中，毛泽东特地嘱咐苏先俊派遣前卫搜索分队。苏因对撤退不满，没有执行毛泽东的命令。结果，部队误入敌人的埋伏，经过一小时拼杀，牺牲200余人，才突出包围。

毛泽东决心放弃省委攻占浏阳、会师长沙的冒险计划。命令部队向文家市转移，并连夜派人通知第一团到文家市会合。

9月19日早晨，三团到达文家市附近，在一个老农协的带领下，找到了躲在他家的二团六连连长熊坤山和六个兵。熊坤山说，第二团失散人员还有不少隐蔽在文家市附近。文家市住着团防局，共七十多杆枪。他们天天到处抓失散的工农军，昨天还拉了一车人头去浏阳领赏。毛泽东非常气愤，立即指示第三营“去消灭团防局这条疯狗。”上午10点钟，第三营官兵攻占了文家市，抓获了土豪劣绅和团防局的全部头目。此后几天，一团和二团的失散人员陆续到文家市集合，会合后全师尚有2500余人。

（五）

痛定思痛，毛泽东开始寻求“政治建军”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至此，共产党在全国大中城镇部署发动的大大小小200多次武装暴动，基本上都失败了，为此，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成了河。

早在“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要当“山大王”。这不是一时意气之言，而是经过考察农民运动提出来的。他认为，反动派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城市，在广阔的农村，反动派的力量很薄弱。共产党要搞武装斗争，只有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到敌人难于控制的边远山区发展武装。

秋收暴动后，毛泽东对武装暴动的诸多复杂而实际的问题有了更深、更新的理解。在撤往文家市的路上，毛泽东开始构思他的计划。随着这个计划在他头脑里逐渐清晰，他的信心越发坚定起来。

部队在文家市安顿下来以后，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集秋收暴动以来第一次前委会议。毛泽东说：“暴动以来，我们曾攻占醴陵、浏阳、白沙、东门等地，重重打了反动派一拳。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分兵三处，造成失利，吃了大亏。现在三路人马会合，军情紧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确定今后正确的行动方案。”

“打仗，决定行动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谁不想一天拿下长沙，几天攻占武汉、广东？当然，依据也不是上级预定的指示，而是敌我双方力量和态势的对比。从小处讲，浏阳现在有敌人两个团，长沙附近有敌人四五个团，比我们多的多。从大处讲，南昌起义进展没有预期那么快，前天在东门市我搞到一张报纸，从报纸上分析，数倍于我的敌人在前堵后追，恶战难免。我以前讲过要当山大王的话，现在还要重新提出来。目前的情况是叫花子不能和龙王比宝，我们要找个地方保存力量，养精蓄锐，再图发展。我想了很长时间，发现一个不错的地方。”

他边指着地图边说：“这是湘赣交界的罗霄山中段。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从明朝到前清，一直是住山大王的地方，周围几个县谁也管不了。我们到了那里，一来可以暂避危险，二来可以搞土地革命，弄一块自己的地盘。站住脚跟之后，我们就好办了。”

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失败情绪和不同意见，毛泽东又在9月20日的会师大会上有做了动员。他说：“同志们，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以来，对共产党、对人民采取屠杀政策。所以我们采取武装反抗的办法去回敬它。南昌起义打了反动派一拳，秋收暴动又给了反动派一巴掌。现在敌人的力量还太强，我们的力量还太小，所以吃了点小败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较量还在后头。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还有一些三心二意的同志跑了。留下来的同志会更团结，我们的队伍会更坚强。我们好比是一块坚硬的小石头，我们要用这块小石头去砸蒋介石这个大水缸，砸来砸去，不停地砸，总会把大水缸砸出一个大窟窿。”

那时候部队里还不习惯鼓掌，听到精彩之处，官兵就会大笑起来。笑声稍停以后，毛泽东接着说：“下一步怎么办呢？不少同志还想打长沙。长沙是个好地方，我在那里读过书，迟早我们要进去。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进去，因为那里敌人人多枪多，我们去了要吃亏。大家知道《水浒传吧》的故事吧，《水浒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黑旋风李逵和阮小二比武，在陆地上阮小二不是李逵的对手，可是他把李逵骗下水，李逵就不行了。这就叫因地制宜。我们前委研究了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要到一个敌人不好打我们，我们却可以打敌人的地方去，大家说好不好？”

“好！”台下一片呼应声。

毛泽东讲了很长时间，官兵听的情绪高涨起来。连原来板着脸不同意上井冈山的余洒度也露出了笑容。

就这样，上井冈山的问题在部队思想上初步统一了。

毛泽东又开始思考怎么解决部队在行动中各自为政、官兵素质不高及动力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