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李若谷

（2018年6月23日在国浩法治论坛上）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

　　首先感谢论坛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金融风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金融就会有风险，不可能把风险完全规避掉。

　　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以及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都把金融风险作为三项主要任务之首来进行规划的。最近我看到一些数据，发现我们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也在上升，这也许是几年来的第一次上升，其中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上升得更快一些。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实际上，近些年来，特别是银行业或者金融业的风险反映的不只是金融的风险问题，它只是个表象，至少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经济风险问题。换言之，就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乏力，投资效益、劳动生产力增速，以及经济增长质量都在下降，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反映为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如果我们只把眼睛盯在金融风险和银行风险上，而忽视经济增长中的问题，银行可能会进一步紧缩贷款，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进一步增加，进而造成恶性循环的局面。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金融风险，更要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2017年以来，银行资产负债表是下降的，这是20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M2的增速也掉至一位数，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在下降，杠杆率也在下降，相应的风险也在下降。因此，如何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或者重大风险的同时继续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接下来，我就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重大金融风险防范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首先，虽然现在确有很多风险，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金融部门、政府部门的债务率（包括隐性债务）并不很高，大概在50%左右。比较高的是非金融部门，也就是企业。而在企业中，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不算太高，也在50%左右，高的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国有企业债务率比较高呢？是因为国有企业自从成立以来很少得到注资，其资本金是不足的，且很难在尚不健全的股票市场通过增资、扩股来增加自有资金。所以，它只能靠负债经营，究其原因，是因为由国家为其做了隐性担保，银行愿意把钱借给它。因此，我觉得中国整个债务率是不高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M2会高于其他国家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是以间接融资为主，是以银行为支柱的一个经济体，主要靠的是银行融资，因此M2的比例肯定会高。如果我们去计算一个全社会的总融资量，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总融资量、总债务率是最低的。美国政府债务率已经超过100%，日本超过200%，欧洲都是100%以上。因此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的债务问题并非像有些人描述的那么危险。

　　其次，中国债务货币错配率比较低。中国现有外债一万多亿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1/3左右，远低于国际的风险线。中国的债务95%以上是内债，不存在货币错配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外汇风险、外债风险的存在。

　　最后，中国政府的协调动员能力在全世界是最强的。因此，中国的债务问题一旦发生，中国政府能迅速协调并处置。此外，美国次贷危机产生了60多万亿的债务，美国通过三次量化宽松，基本解决了它的债务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可以靠扩表来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债务问题也可以借鉴美国处理债务危机所采用的量化宽松的办法来化解。当然不是说只要有中央银行的扩表作用就可以盲目采用，这是两个问题。总之，既要重视经营中的各种风险，又不要把那种风险说得非常严重，要实事求是。我赞成黄奇帆市长的观点，处理去杠杆的时候要双方都照顾到，既照顾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照顾经济的平稳，照顾风险的控制。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问题。

　　应该说，改革开放40年，银行的货币创造是中国完成原始积累以及今天能够有这样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我以前计算过，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500万亿元人民币，基本上是银行提供的支持。

　　首先，在经济进行新一轮调整过程中，还没有解决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提了不下20年。我在搞调研时看到，许多企业都要靠“过桥贷款”或者其他办法如还了再借融资的，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改革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经济比较分散，经济在基层层面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金融却比较集中，基本上由政府控制，主要的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占据了半壁以上的江山。这种相对集中的金融和分散化的经济是不匹配的。

　　去年我在一个省调研，全省存款19万亿，贷款11万亿，这是一个相当发达的省份，有8万亿的存差全都上交总行了。去年我去了7省市，包括重庆市，全部都是存差，没有一个省市是贷差，资金基本上都被交到总行手里了。这种形势显然与比较分散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相适应，支持力度也不够。

　　其次，监管过严。大家知道美国是全面放松金融监管的，我们是什么情况？2017年中国人均GDP8500美元左右，不到9000美元。这个水平是什么水平？是发达国家70年代中期的水平。70年代中期时，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绝不是现在这种状况，《巴塞尔协议》是90年代的产品，库克委员会是1988年成立的。中美两国发展环境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全部照搬西方的监管原则、监管实践，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这需要研究。

　　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不顺利，虽然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很多项目，但过去国家发改委批准的项目是带土地指标的，现在要开工一些项目，还得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土地指标。所以，国家并未按照负面清单、市场原则去实施审批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监管不是越严越好，监管要适度。什么叫“适度”？是适合金融机构、企业及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银行的服务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国民整体实力的提高，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是动态的平衡，不是某一个东西坚持到底就是好的，要在动态中求平衡，控制风险，推进持续发展。

　　二是注重对新兴金融业的监管。我们现在对传统金融业的监管比较严格，而对新兴的金融业监管却是缺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还看不到它的风险在哪儿，对它还不了解。但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不重视很可能会造成重大或者系统性的风险。

　　三是让风险适度暴露。发展特别是创新是不可能完全预知的，风险也不可能完全受到监控，所以要想全覆盖地控制好风险是做不到的。美国一直说自己监管得很好，结果爆发了80年来最大的金融风暴。所以有些风险的暴露是好事，不是要永远压制住风险，适当地暴露风险应该得到允许，金融机构可以用自己的拨备不断地去核销。   

　　监管机构要特别重视金融机构或者金融从业人员的风险控制能力和机制建设，要看其是否合理、到位，而不是在一个风险个案上花很大力气。   

　　前面几位嘉宾到讲了很多问题，比如投资和产能过剩，基本原因是没有把投资决策权交给企业和市场。如果把投资的决策权交给企业和市场，那么企业和市场基本上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不是说百分之百可以，市场不是万能的，但基本可以控制。但如果政府参与很多、干涉很多，就有可能形成产能过剩。许多产能过剩现象都与政府介入如政府指导、支持市场主体大量投资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电视机、家用电器，后来的汽车厂都有过惨痛的教训。所以一定要把审批权、决策权还给市场、还给企业。

　　四是降低税费。中国的税费较多，OECD曾计算过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负担是68%，虽然不一定很准确，但税负确实很重。

　　五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要。现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解决是因为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机构数量不足，成立三五个中小银行根本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能不能考虑把大型商业银行地县的分支机构就地法人化？由原来的大银行控股，可以有其他的新股东加入，风险都是原来大银行负责等等。这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服务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不用增加人、不用增加房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触犯了不同主体的利益，要做大量的利益重组。另外，立法也是必要的。人大可为此项改革推出“金融特别法”等多部法律，以加快发展直接金融及各种基金、保险。

　　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引入了很多市场机制，刚才黄市长引用了很多美国的实践和法律，但中国企业、银行的环境和美国完全不同，怎么办？它的那些东西在我们这儿能不能适用？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我觉得中国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的改革是我们今后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只是从曾经的工作经验中提炼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谢谢大家。

　　主办方代表国浩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刘维律师向李若谷行长颁发演讲纪念圆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