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峦含黛、层林尽染、血脉传承、暖意萦怀。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旧址庄重古朴，“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里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早在福建工作期间，先后7次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油画：古田会议

毛泽东在刚上井冈山时就提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也就是说，红军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

一方面，红军得听党的话，党赋予红军三大任务：

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创立正规军、地方红军、赤卫队三级体制的人民军队体系。

这三大任务就是党的阶段性政治目标，其目的是：

一是为了解决红军和当地群众的生存问题。

二是为了和人民群众形成共生关系，解决红军在根据地扎根发展的问题。

三是为了解决红区的防卫问题。

另一方面，红军得有完成任务的能力。“肌体健康”，才有战斗力。健康的“肌体”需要健康的官兵关系和严格的纪律约束，还要确保大脑的意志能变为肌体的行动，即党的组织形式必须确保对军队的领导高效、有力、落到实处。

古田会议旧址

但一部分人总是格格不入，有的对党领导红四军的组织形式提出不同意见，要求前委只管大事，红四军军委负责打仗；有的认为军队就是打仗的，政治工作是不务正业，甚至提出军事机关对外，政治工作只管教育；有的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模式，对“三大民主”和新型官兵关系有抵触；有的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有的对党的纪律感到“受拘束”“不自由”；有的领导同志反对从严处理违反军纪的问题，没把军纪作为政治问题来抓。

陈毅

1927年6月22日，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但没有被多数代表接受。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很严，批评人常常令人难以接受，有些同志对他很有意见。最后在改选前委时，只当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了红4军前委领导岗位。

1927年8月29日，前委书记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陈毅坦诚细致的汇报引起中央政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9月28日，周恩来审定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原稿

“九月来信”第一次高度评价了朱、毛红军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朱、毛在工作中的缺点和红四军“七大”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最重要的是，指出“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号召红四军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望。

至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又回到了红四军。为彻底纠正上述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祠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批判了军阀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了具体纠正方法。

党中央之所以能够及时纠正红四军“七大”的错误：

第一，得益于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了解红四军的情况。早在中央收到红四军前委上报的“七大”决议以后，周恩来曾于8月13日代表中央写了回信。信中对毛泽东的基本政治主张和设想给予了肯定，对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做了明确答复。周恩来同志当时说：“红四军的许多做法在全国是有独创性的，也是成功的，将来要推广到各地去。”

周恩来

第二，得益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襟怀坦白、实事求是、不计前嫌、直面自身问题的优秀品质。周恩来同志曾赞扬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说陈毅同志坦诚细致的汇报“使党中央掌握了真实情况，对正确指导四军乃至全国都有宝贵的作用”。陈毅回到四军后曾对朱德讲：“我这次在中央住了两个月，等于进了两个月的政治训练班。现在回过头来看，老毛的基本主张是对的，他要打倒折中主义是应该的。”“这一回，我自己首先带头打倒陈毅主义。对以前的错误，我来做检查，让老毛回来放开手脚干工作。”在毛泽东离开不久，朱德就发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他说：“朱毛红军，光有朱，没有毛，这朱就活不了”，当他看到“九月来信”时说：“这封信写的太好了！这是红四军的大法规，我们政治上有了方向，组织上有了保障。”

在毛泽东康复归来时，朱德、陈毅先后对以前的错误做了真诚的自我批评，毛泽东说：“你们是为四军的命运负责的，不要太自谦了。我这个人过去毛病也不少，尤其爱顶撞人，我接受中央的批评。另外，在四军召开‘八大’时，我回信说了些伤感情的话，也向你们二位和同志们道歉……”短暂的见面会使前委领导之间的误解隔阂消除了，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主要领导又相处如初，心情舒畅地在一起展开工作。

第三，得益于广大党员、官兵的基本党性觉悟。9月21日，红四军曾召开第八次党代会，计划重点讨论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但由于军内极端民主化盛行，会议上出现了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局面，喜欢争论的军官围绕“党代表的权利有多大”的问题争论起来。结果争论了2天，谁也说服不了谁。第3天上午，罗荣桓说：“这哪像党代会，简直是婆娘们扯家常。我的意见还是请毛委员回来，好好开一个党代会。”罗荣桓话还没讲完，会场上马上有人响应。有的说：“应该把毛委员请回来，照这样混乱下去，红四军就危险了。”朱德站起来说：“罗荣桓的意见不错，我同意请老毛回来。”有一次红四军打梅州中了敌人的埋伏，战斗失败后，广大官兵要求毛泽东回来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人埋怨说：“要是毛委员在，绝不会带我们去广东碰钉子。”

罗荣桓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没有急于解决暴露的具体问题，而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他计划把创建军队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的进行整理提高，以便制定一个带有长期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从根本上解决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到汀州等地召开工人、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又和陈毅一起到连队参加座谈讨论，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

12月中旬，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纵队、支队、部分大队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联席会议。毛泽东首先讲明肃清错误倾向，把红四军建成真正的人民军队的意义，然后又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最后又不断深入各小组参加讨论，他一面听发言，一面做记录，并不时提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应该怎么纠正等等？如果大家答不上来，毛泽东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极其危害性，提高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极其危害取得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办法。参加联席会的同志感觉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回去后。立即召开本单位支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先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做初步的检查。应该说，这次联席会，一方面深入了解了各单位的思想实际，摸清底数，一方面也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为召开九大做好了思想准备。

总之，不论是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发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还是伟人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以致最后形成的对我军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的“古田会议决议”，都是我党我军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

要让“古田会议的光芒”代代相传，我们需要总结学习的还有很多，但最根本、最急迫的，就是把毛泽东等一代伟人的思想历程、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人格魅力以及使我军浴火重生的“三湾改编”精神、“古田会议决议”上升为理论，以指导我们今后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实践。但是，从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到今天，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多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即使有理论，也大多是历史经验的概括总结，这就造成了在继承时，只有其形而无其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致使政治工作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发挥的作用一代一代有了折扣，更不要说超越了。而要实现达到或超越，则不仅仅需要经验的总结，还需要做更深层的学理研究，形成可信、可用、可发展的理论信仰、思想武器和方法论，而不单纯作为一种历史传承，这样才能把优良传统传给年青一代，防止他们一知半解、照葫芦画瓢，或根本不听不信。

2014年11月1日，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当前最紧要的是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习主席在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