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持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党，毫无私利的伟大胸襟与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共同赋予了它彻底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是其内在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与外化的革命实践、革命纲领的集中体现。彻底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真正的、现实的革命党的内在规定性，它伴随马克思主义政党存续和发展的始终，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处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都不能弱化、缺失或丧失革命性。苏共曾是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由于苏共弱化乃至丧失革命性，致使苏共组织纪律涣散，“苏联模式”逐步僵化固化，加上后期意识形态逐步崩溃，最终酿成“亡党亡国”的悲剧，教训何其深刻！习近平曾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自觉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回顾中国共产党97年来的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从“推翻旧世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立新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在不屈不挠的“伟大社会革命”中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从纵向、横向比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已经成为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前提，而保持革命性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维护长期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

　　第一，保持革命性诠释了“革命者”的政治逻辑。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都会遵循一定的政治逻辑，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贯穿于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就是带领广大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从反动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组织自己的政权，不断优化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保持革命性，这也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深刻内涵所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从长远目标来看，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从近期目标来看，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党的“初心”所在。从根本上讲，这个“初心”源自对人民无限忠诚与负责的坚定信念。正如习近平所言：“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会使共产党人丧失担当精神，丧失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共产党人的头脑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而不能被自由主义思潮左右。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当今世界总体格局呈和平与发展的态势，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阴谋，相反，它们利用各种“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或“去政治化”的伪装向中国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鸦片。坚定理想信念首先要明确“我是谁”的政治定位，如果在这一前提性问题上出现认识模糊或认知错位，就像第一颗扣子扣错了，其余的扣子就会跟着扣错。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上，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给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者，是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革命者，也是领导中国人民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革命者。对革命党或革命者而言，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历史经验表明，一个长期执政的革命党如果丧失革命精神或革命性，它往往会在时代变革中逐步丧失先进性而沦为保守派或守成派，甚至变为反动派，就会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丧失应有的政治定力而背离执政的初心与使命。可见，保持革命性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历史方位上“革命者”的政治本色，它隐含着“是革命党在长期执政，不是一般的政党在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

　　第二，保持革命性蕴藏着“革命辩证法”的方法论逻辑。社会主义制度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一旦离开这个基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能够做到长期执政。其实，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物质基础也是变动的，它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支配。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习近平强调，“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我们需要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的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感，这个主题的变迁以中国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逻辑”作为判断的客观依据。97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探索中大致经历了“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四个具有连续性且不断深化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探索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本真精神，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总结历史经验，考察现实问题，展望未来愿景。恩格斯曾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也曾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运用“最彻底的发展论”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承认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从诞生到成熟还需要经历若干阶段，还需要进行不断深入的长期探索。当然，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最彻底的发展论”曲解成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有立场、有方向的革命辩证法，在领导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过程中树立领导地位并长期执政，才能有效规避“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责任缺位问题。可见，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蕴含着深刻的革命辩证法，保持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期执政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第三，保持革命性蕴含着超越“历史周期率”的战略逻辑。中国历代王朝都曾希望千秋万载，然而，它们都没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魔咒。有人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皆亡于腐败”。那么，腐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统治阶级缺乏自我革命的精神，缺乏自我革新的勇气，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潭死水。关键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腐败，而在于如何对待腐败。如果对腐败不采取零容忍态度，任由腐败滋生蔓延，那么国家或是由于外敌入侵而亡国，或是由于内部矛盾集中爆发而崩溃。“超越历史周期率”是一个艰巨复杂的战略任务，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需要久久为功。习近平曾说：“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逻辑是什么呢？这就是民心。民心始终都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护始终都是最大的战略逻辑。马克思曾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通过“伟大社会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不是封闭的，它应该比资本主义及以往的国家机器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更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决不能人为废除，它需要经过充分发展才会自行消亡。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历史经验，并随着国情世情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又提出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使得“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日益成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不管它最初具有什么形式，都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内涵不断扩展的“总体布局”，结构升级换代的“战略布局”，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展理念”，不断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长期战略目标的分阶段实施，蕴含着历史过程论的革命辩证法，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谋复兴、谋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创新，敢于打破“历史周期率”魔咒的重要探索。“历史周期率”不是闭合的圆环状，它呈现出螺旋状上升的运动轨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断向执政者提出周期率的考验，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一个恒久的政治课题。一个政党能在超越“历史周期率”的路上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党执政的战略逻辑。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逻辑就是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超越“历史周期率”。具体而言，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政治制度与各项社会制度，大力提升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凝聚人心汇集力量，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彻底打破所谓“历史周期率”的魔咒。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革命性，才能保持先进性，才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确保实现长期执政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

　　二、关于执政革命性的若干问题及回应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中依然具有坚定的革命性，任凭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艰难险阻，历经各种风险与考验，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开辟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曾遭受各种干扰、曲解、误解、误读，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艰辛可想而知。事实上，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革命性问题，国内外还存在着不少争论，既有语词概念之辩，也有方法论之争。

　　第一，“伟大社会革命”决不局限于“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与革命实践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革命就是阶级革命或政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集中爆发，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实践活动。在传统语境下，革命这一范畴充满阶级斗争的暴力色彩，以至于很多人不谈革命，畏惧革命，甚至抹黑革命。其实，在社会形态更替“量变”与“质变”的交互运动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改革也是历史的火车头。当阶级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跃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时，暴力革命往往扮演着新社会形态的“助产婆”角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推翻旧世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必然是革命的主题，而在“建立新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虽然长期存在，但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如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限定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就必然会将党的革命性与阶级斗争捆绑起来，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如此一来，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革命性，首先看它是否将阶级斗争确立为革命的主题，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则成为判断党的革命性是否顽强的主要依据。按此逻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上，它的革命性无疑已经“弱化”。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似乎可以找到此逻辑的“佐证”。“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在一些人看来，阶级斗争已不再是革命的主题，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革命，已经丧失革命性。其实，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些人依然秉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越‘左’越革命”的简单化、片面化、刻板化的革命思维逻辑，仿佛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的，革命可以随时发动，也可以随时废除，不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支配。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哪天不满意就“宣布”革命，就具备革命性；哪天欲望得到满足就立刻“废除”革命，丧失革命性。阿Q所谓的革命是毫无实质内容的，最多只是口头上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世界”，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性，由此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世界”，不再把“阶级斗争”当作革命的主题，就丧失“革命性”，这显然是形而上学的革命思维。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曾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与“推翻旧世界”的阶级革命相比，“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内涵更为深刻，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必须经历一个更加长期的过程才能实现，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保持恒久的革命性，才能带领人民取得最终胜利。

　　第二，“政党转型”决不能转变党的性质。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处于执政地位”的重要判断，同时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要经受牺牲个人生命的考验；今天，必须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此后，关于“执政党”的理论研究成果稳步增加，进入21世纪，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政党转型”就是其中一个时常引起争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革命党在完成建立新国家政权的任务后，必然面临着不断转型的重任”。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转型，而在于转什么，是转变党的性质还是转变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告别过去“群众运动”的执政方式，提倡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那么，人们是否可以依据执政方式的转变得出当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结论呢？我们知道，“革命党”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政治属性，既与资产阶级的“改革党”“改良党”相对应，也与社会民主党相区别，它是区分政党政治属性和历史使命的重要标志。“执政党”与“在野党”相对应，反映的是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的实际地位。“革命党”与“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体两面”，它们是党在不同逻辑层面的规定，前者反映党的政治本性，反映党深层次的历史使命；后者反映党现实的政治地位，反映党与国家政权、其他政党之间的政治关系，反映党在完成历史使命过程中所处的具体方位。如果模糊二者的本质差别，将二者放到同一层级来比较，就自然会得出“政党转型论”。仔细推敲，“政党转型论”背后存在两套逻辑。其一，“革命党”不能长期执政或者不善于长期执政；其二，“执政党”必须放弃革命精神、革命斗志、革命纲领、革命理想、伟大斗争，归结起来，就是执政党必须放弃“革命性”。可见，“政党转型论”最多只能涉及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转型，如果涉及党的性质“转型”，即从一个立场鲜明的革命党变成立场模糊的普通执政党，则必须谨慎对待。“政党转型论”看到革命党搞“群众运动”的治国逻辑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就此模糊“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逻辑关系，进而制造“革命党”与“执政党”、“革命者”与“执政者”的截然对立，这显然是不科学、不严谨的。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革命党，也是不断革命的执政党。保持革命性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上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

　　第三，改革创新决不能盲目“去革命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这仿佛给人一种错觉，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味着中国已经告别革命，进入“去革命化”的时代。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革命终结论”等自由化思潮不绝于耳，“去革命化”日益成为舆论界的一种时髦范式。尽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提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命题，并将“革命化”摆在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首位，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对于如何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的问题，党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去革命化”的思维范式作为一种经济要素被开发出来，充斥着“去革命化”色彩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理论著作在市场洪流中大量涌现。“去革命化”思潮往往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通过所谓的“新解”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革命文化进行消解或曲解，通过亵渎革命精神、戏谑革命历史的形式取悦大众、娱乐大众，占领文化市场。社会上流行的“去革命化”思潮逐步渗透到干部队伍中来，导致很多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考验中自乱阵脚、丢失信念、迷失信仰、滋生腐败。在党的一些重要文献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改革”“创新”的字样，却少见或不见“革命”的字眼，“革命”这一范畴仿佛失去曾经“进步”或“先进”的意蕴，演变成“落后”或“过时”的代名词。渐进的“改革”仿佛取代激进的“革命”，成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关于革命、建设、改革的阶段划分固然脉络清晰、线索明确，但也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线段式”或“断裂式”的历史观，即用后一个阶段取代前一个阶段，甚至用后一个阶段否定前一个阶段的问题。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伟大社会革命”这一概念，成功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有机地“串联”起来，从逻辑架构上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性，这就为我们在新时代回击“去革命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习近平曾说：“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可见，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法理支撑。任何片面鼓吹“去革命化”的改革创新，与追求“去革命化”的先进性一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三、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并没有终结，通过几代人持续努力的接力奋斗，终于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已经成为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保证，保持革命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保持革命性，而在于要保持什么样的革命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从哲学视角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丰富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也包括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还包括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革命。这“三个层面”的革命具有统一性，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三个层面”的革命所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别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上，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其革命性的内涵及侧重点必然会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必然会从“外因倒逼”向“内因驱动”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论述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三个层面”的概括是内在相通的，并且党的“自我革命”始终贯穿于“三个层面”的革命实践。毋庸讳言，“自我革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上保持革命性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手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赢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内在原因。正如习近平所言：“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2018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了“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论断无疑为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中继续保持革命性指明了方向。

　　第一，坚持守正出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马克思曾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群众不断行动起来的历史活动中，“明确的积极的纲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为“行动着的群众”指明方向。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决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方向问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方向错误是颠覆性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错误。苏共从“封闭僵化的老路”转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一场无原则的、颠覆性的“自我革命”中高举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的旗帜，导致亡党亡国，其历史教训引人深思。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中进行自我革命，决不能出现方向性错误，既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习近平从“五个时间跨度”予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个“既定的方向”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个“既定的方向”上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自我提高，才能防止颠覆性错误，才能顺利实现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一次次深刻的自我革命，引领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如习近平强调：“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自我革命的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立场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须臾不可偏离这个历史和实践都已经深刻证明的正确航向。

　　第二，坚持固本培元，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锤炼过硬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能否举得稳、举得高、举得正，关键在于“举旗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旗人”，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才能始终成为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反腐败斗争形成高压态势，极大地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态，同时，党面临的“四风问题”“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依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复性，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和危险性，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行百步而半九十”，必须不断向纵深推进。因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建设伟大工程必须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而展开，其实际成效还需要在推进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推进伟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也是在伟大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充满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回避斗争，回避矛盾，面对问题绕着弯走，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强调：“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因而，“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党只有在伟大斗争中不断锻造革命性，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才能始终保持激浊扬清的清醒，才能始终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才能始终成为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武装头脑，并在“伟大社会革命”中不断深化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97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决不是仅凭满腔革命热情就能成功的，还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科学真理。可以说，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伟大成就，这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同样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往往通过特定的时代问题表现出来。党的自我革命，就是确保党能够不断关切社会重大问题，不断改革体制与机制的弊端，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从而成为引领整个“伟大社会革命”的引擎。

　　马克思曾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也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时代的问题就是埋藏在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呼唤。能否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顺应人民呼唤，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真正人民性的试金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际内涵和表现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往往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时代问题的“症结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必须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才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的历史方位与“不变”的历史区间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赢得人民衷心拥护，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3]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6]《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7]宣言：《艰苦奋斗再创业》，《人民日报》2018年2月23日。

　　（作者：李包庚，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婉，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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