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治学之四：讲真话，不如讲真理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7-09 11: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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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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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治学之四

讲真话，不如讲真理。讲真话需要勇气，而讲真理则需要过脑

　　1、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火了，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2、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3、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的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4、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的劲头，但这劲头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

　　5、革命也罢，改革也罢，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不管建立何种体制，如果采取将前一体制中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今天的市场经济绝对不能抛弃中国经过大革命才得以建立并行之有效的计划杠杆，将来的中国经济模式也绝对不能抛弃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建立起并对中国崛起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在未来中国经济模式中，我们需要抛弃的只是资本中的异己部分即买办资本，并在节制中保护和扶持民族资本。民族资本是在资本占优势的世界体系中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苏俄刚建国的时候，列宁曾批评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有很优秀的品质，但在经营方面却不如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2]列宁告诫这些同志“与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3]。节制性地运用民族资本，就是在狼的世界中用狼的语言与狼交往。不然，我们中国在未来就不能在如狼似虎的世界中与虎狼周旋，就不能打败虎狼而只能被虎狼吃掉。同样，民族资本如不被节制并由此伤及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并失去他们的支持，我们也同样要被国际资本所打垮。因此，学会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所驾驭，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

　　6、没有经验的书本知识是知识构成中的边缘部分。好的教育是书本知识和经验的同时提升。真理是通过主体的对立面展开并为主体认识的。现代应试教育的致命缺陷是让认识主体没有对立面，人为地将受教育者从小与社会隔离并使之失去应对社会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残酷斗争的经验：为了顺利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孩子在其成长阶段与社会脱离，面对孩子在与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幼稚，家长亦不敢对其有力矫正，因为这将打乱孩子的应试环节并由此影响孩子的“前途”。结果是大学考上了，孩子因其日益滋长的自我中心意识没有得到矫正反倒在社会上有了严重的挫折感——过于严重的话，还导致一些已上了著名大学的孩子轻生。马克思、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比如他们主张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4]——的价值在于它在学校教育中加大经验成分并以此避免上述恶果。今入天命年，回首往事，现在自己的一些成绩得益于当年毛泽东提倡的那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7、思想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钱是在血中浸泡出来的。

　　8、看了相亲节目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感受是，空谈普世的“爱”不难，但具体到爱谁，却是一个极难确定的大问题，以致有许多人终生未婚。

　　9、好学问当通天接地。

10、对于已有名气的老师来说，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或学生真的需要，在出版著作，尤其是出版学术著作时，最好不要在本人署名后附加一长串学生的名字，更不要在这些学生名字后再加上“等”字。这样且不说有著作权不清之嫌，仅“等”一字就“等”没了学生，突出了自己，这样对老师的形象真的不好。在目前就业压力下，学生是“等”不起的。

　　11、“讲真话”的真实含义应该是鼓励讲过脑子的话。前者讲的是“实事”，后者讲的是“求是”；前者讲的是准确地“格物”，后者讲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讲的是认识的起点，后者讲的是认识的方向和归宿。不经“求是”的“真话”，与不经“真话”即“实事”的“求是”一样，在许多时候是要坏事的。说真话是为了成事而不是为了坏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话”就是不着调的胡话。“远取诸物，近取诸身”[5]，说人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身试验；说国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家试验。如能用身家性命试验过的“真话”，大体才可应用于国事。

　　12、《易》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讲的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它告诉人们，认识天边的问题要从身边的生活经验入手，由此再延伸出天边的理论。其次是说，用近处生活的小道理，讲天边万物的大道理。中国“四书”贯穿其中的就是这个认识论和方法论。

　　13、说棍子在水中是“弯”的，这是真话，但不是真理。因此，讲真话，不如讲真理。讲真话需要勇气，而讲真理则需要过脑子。

　　14、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1019～1086年）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6]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7]。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8]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

　　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并由此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15、我们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的衰落，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衰落，苏联倒了，俄罗斯在；美帝国不在了，美利坚还在。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其他民族的话，它自己也就解放了，成了自由的民族。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16、野心最多只能使人成为政客和悍将，而理想则可使人成为人民的领袖和英雄。

　　17、社会上各类证书越来越多，民间认证机构的规格越来越高，说明人之间信任越来越少、信任度越来越低了。

　　18、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

　　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9]，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10]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11]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12]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13]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14]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致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15]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16]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7]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的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18]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19]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20]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21]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22]，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19、文章逻辑是生死。

　　20、不懂历史，是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情报研究和决策部门的致命通病；而“不知有汉”[23]更是目前中国有些国际关系及相应的政策研究的致命短板。不懂历史，尤其不懂本国历史的人会毫无顾忌地横放空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则容易陶醉于“桃花源”式的浪漫之中而不能自拔。

　　21、只有无知，才会胆大；只有不懂历史，才敢轻言“盛世”。

　　22、没有辩证法，思维要么偏激，要么僵化；而没有唯物论，思维就容易偏向取巧式的投机。如近年出现“非传统安全”概念，就有人由此推出“人类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的结论；近年也出现了“软实力”概念，也有人由此导出“巧实力”概念。这些概念的要害就是不愿直面不容回避的挑战，如此推论下去就会得出用医院取代军事科学院，用“杀手锏”的概念代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用拥有巨大“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赛金花”[24]去征服“八国联军”的荒唐结论。

　　23、饱时多理，饿时少语。

　　24、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受挫的颓势下，宁要全球化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似乎也成了目下中国某些“改革”派的通病。

　　25、1905年俄国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25]中国航母出世后，我们有些人的批评论调似乎是在重复“用圣像对付子弹”的荒诞，说什么“中国更没有必要急于拥有战略上华而不实、政治上弊多利少的航母”[26]。这些人真的忘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7]这句名言；他们更不愿思考1972年毛泽东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同年毛泽东又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28]、次年毛泽东又推邓小平复出这几件事之间的思想联系。毛泽东明白，那时中国“左”派的致命通病是，他们手中有的只是“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恰巧，这些也成了今天中国自由派“公知”的致命通病。

　　26、罗马共和国随西赛罗[29]的雄辩而亡。

　　27、拿破仑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30]

　　28、今天美国在衰落，但世界资本尚未衰落。美国是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受害者，华尔街集团把美国压榨得没有油水后，将抛弃美国并另寻新的盘剥对象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因为资本无祖国。今天美国倒了资本还在，资本的力量仍不可低估。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9、文章的任务重在解决问题，而不重在解释问题。解释问题可有千万种方案，而能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能是少数几种。不解决问题的解释——列宁说“它无疑的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31]——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正如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可形成解决方案的解释可能只有几种乃至一种。写出最接近解决问题的文章，就是我们需要的好文章。

　　30、梁启超文章激情万丈，但空论较多，于事无补。毛泽东年轻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32]，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个绰号叫“袁大胡子”[33]的国文老师劝他少学梁启超，多学韩愈，这话对毛泽东帮助很大[34]。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毛泽东进而发论说“写文章尤其政论文章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35]文风如人，梁启超那能生事而不能成事的高亢作风，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36]，但当他将光绪推向变法的高峰时，却发现他留在光绪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纵身跳崖一途了。

毛泽东说“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37]，据龙伯坚《回忆〈新湖南〉》称：“1950年夏，我到北京开会，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毛主席的记忆力最强。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于唐朝韩愈（昌黎）的一些主要文章能背诵如流。这次会面时，他还对我说，仍然能背诵好多篇韩昌黎的文章。”[38]毛泽东这些读书作文心得，我们后生们当认真体会。

　　31、学古文写作当从韩愈起步；学今文写作当以“老三篇”[39]为范本；学经济当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底色。

　　32、只有无私的，其理论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工作者内心哪怕有一点自私的念头，其理论一定会远离实事求是，远离科学。

　　33、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40]这是他人生体验的结晶。孔子三十岁左右时，到处推销自己[41]，成少败多；四十岁左右时，有点像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到各城邦支持革命，也是屡战屡败；近五十岁时，《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42]

　　事实上，五十岁之后的孔子并没有完全去掉托氏“不断革命”的劲头，对现世政治仍有浓厚的兴趣。毛泽东说：“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43]与其他纵横家不同的只是，孔子组织和参与的“革命”事业败多成少，一生唯能留给后世的恐怕只有他整理出的历史文献和《论语》中体现的思想。可能在半百之后而非在当时，孔子才有了“五十知天命”的感慨。

　　司马迁对孔子的好评侧重于学术，说:“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於夫子，可谓至圣。”[44]曾雄心勃勃追随汉武帝修齐治平的司马迁可能只是借对孔子的评价在表达自己遭贬后对“天命”的新认识。

　　34、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定要与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资产阶级立场也一定要与资产阶级专政相联系。团结谁的前提是打击谁，要想搞清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须先搞清新时期的人民外部即敌我矛盾。真理的逻辑是从对立面展开的，人的政治立场是血洗出来的，而不是用嘴皮子吹出或笔杆子摇出来的。

　　35、写出好文字，青年人需要思想，老人则需要力气。人要在两者兼之的五十岁左右，赶快写出身前有价值、身后又不后悔的作品。

　　36、“文革”中的集体创作反映在版权页上的是“创作组”，现在集体创作反映在版权页上的是作者或译者署名后加“等”字。

　　37、社会科学依据的多是学者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及其学识对历史纵深的通透，二者不可缺一，而这两者都不能用钱多和人多来解决。历史上像《史记》《论持久战》《资本论》这类名著鲜有通过课题和团队合作的方式完成；与此相应的反证则是：在课题和团队合作研究方式盛行的当下，上述高质量的作品罕有再生。

　　38、年轻时做学问重在讲出真理，讲出真理需要勇气；老来做学问，方知要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证明真理，证明真理需要几乎是终生的耐心。年轻时只知说出某种观点是学者的权利；老来才知证明这种观点则是学者行使权利后必尽的义务。只知有言论自由权利而不知有证明这种言论正确与否的义务的学者是片面的和不成熟的。

　　39、书是有生命的。小时候，经历了一些运动，看到一些被烧毁了的书没几年又印了出来且广为传播；也看到有许多书刚出版没几天就被收废品的上门成捆拉走。年轻时读书常想，为什么《老子》《论语》《孙子》《史记》《资治通鉴》《资本论》等年代更为久远的著作不能被毁灭？且不说《资治通鉴》为历代政治家所偏爱[45]，就是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的《资本论》，也惹得一代代资本家们挑灯夜读，留连不舍。如将这些看似对立的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反者道之动：书的生命是通过它的对立面的否定而获得肯定的；书仅让同道喜爱还是不够的，能让对手们不得不读、读得心痛又舍不得毁的书，才是有生命力的好书。而书的生命力，不管它是长是短，也一定随着它的对立面的消失而消失——记得当年被收废品的打捆拉走的多是这类言不及义、没有问题针对性的书。

　　40、问题是书的生命源泉。书的生命长短在于它所涉问题的大小，这样书的观点和结论就不能以狭隘的个人私见为依据，它所依据的只能是从历史事实中揭示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在这里，个人私见只是铁律即历史规律的人格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他在第一版序言中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46]

　　规律不能以带有私意的笔触来描述，马克思说：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47]

　　既然是规律，那不管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阶级都会知道它是一个可以加速或延缓而不能人为消除并因此需要了解和认识的历史进程。如果这些规律在你的书中得到深刻的反映，那么在这个规律作用下的人，哪怕是规律的敌人，如果他的思维还足够深刻的话，都会对这本书的价值予以极大的敬意。与很多名著一样，《资本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马克思的塑像在资本的母国英国屹立迄今，《资本论》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资本主义危机中越来越广泛地传播[48]。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49]；当然，这本书也同样是让资本家们认识本阶级历史地位和前途的“圣经”——这是后来大批地主、资本家及其后代背叛本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原因。

　　41、书的生命是在历史的筛选中延续的。历史是思想的助推器，也是思想的过滤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焚书”事件——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抄书”一样，无非是历史筛选思想的不同方式；而执行这一次次筛选的，并不只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双方长期磨合的结果，只有让双方彼此都舍不得销毁或反复销毁后又不断为时代所催生的书才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拥有长时段的生命力。历史上有许多书虽存犹亡——这种书佚失后不会再现，有的书虽亡犹存——这种书将会为历史反复催生。孟子明白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50]

　　42、正确的认识需要正面教育，但这只完成了教育的一半，另一半还需要反面教员的作用。这方面不能着急，正面教育最多只能完成前半段工作，没有反面经验和反面教员，人的认识不能完成向后半段的飞跃。正面教育无法代替反面教育,不停顿的正面教育的结果就是自我否定即受教育者日益强烈的质疑和反逆——由此可以解释青少年阶段叛逆心态产生的原因。所以，教育工作是一个需经正、反、合三过程的慢活，不能急，得慢慢来，它必须经历“否定之否定”的各阶段，唯物论和辩证法一样也不能跨越。全体国民对国家政策的认同、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共识，其形成过程与此同理。反面经验，从而反面教员，是全民族正确认识形成的助推器。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毛泽东说“坏事越多，好处就要来了”[51]，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43、凡事不急，最有效的教育是反面教育，最好的老师是敌人，只要是墙，碰了头是要疼的。没有这些，全民共识无法达成。普京是西方人逼着俄罗斯人接受的。毛泽东昨天被一些不明事理的中国人赶下“神坛”，但西方人又逼着这些人再次接受毛泽东并将毛泽东送上“神坛”。历史辩证法就是如此。

　　44、没有孩子不知爱，不养孩子不知孝。人，尤其是孩子，更多的是因为没有经历而不是没有学习或受教育，才缺少某种知识。

　　45、孩子懂事知道了叔叔阿姨是谁，青年懂事知道了领导是谁，中年懂事知道了社会是什么；50岁后懂事知道了天是什么。当知道天叫什么时，你眼中留下的就只有事的差别而没有人的差别。

　　46、饭要大家一块吃，学问也要大家一起做，中国的事业需要大家一起干。最贴近真理的学问肯定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历史上，大凡自称独占真理的人往往被真理所奚落。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很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2]

　　47、人只要不脱离劳动，思维就不会脱离实际。所以毛泽东让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锻炼，让干部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与工农兵相结合。

　　48、黑格尔是个大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并不像我们理解得那样大，他在西方更多的只是摆设品，没有坐上哲学头把交椅。西方用得多的还是形而上学。西方是形而上学的故乡，西方人更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大师，他们用“微积分”式的思维将形而上学发挥到极致，造出计算机这类东西。但在东方人擅长的辩证法上，西方人往往显得笨拙。形而上学解决问题，更多是依靠增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的战术多是重形式，轻变化，形而上学，一根筋打到底。为什么，思维没有辩证法，不能自觉升级。小布什打伊拉克，用成吨黄金去砸那些数不清的目标。除了食洋不化者，东方人是不会这样的。真正把黑格尔思想保持和运用好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东方人。东方人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我为主，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万物皆备于我”[53]。东方是辩证法的故乡。

　　49、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文艺改革就是取消阶级论，宣扬人性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结果苏联瞬间解体。宋朝也是这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这首诗的政治相对论意味很浓，若译为政治诗就是：说你是宋朝人你就是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是宋朝人，是你把自己当成宋朝人。你若不把自己当宋朝人，你也就不是宋朝人。正是这样的政治相对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泛滥才导致“靖康之耻”。当时的知识分子脚底有滑轮，风险来了都是“范跑跑”，这样才有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有句话叫“人定胜天”，南宋刘过解释为“人定兮胜天”[54]。只有失败的南宋人才能有如此深刻的解释。心散了，人就没有担当，当今我们社会中的“范跑跑”现象就是这么来的。

　　50、黑格尔在确认形式逻辑的贡献的同时，也批评形式逻辑是只能解决简单的“学校的逻辑和学校的形而上学”，“并且不管人们如何规定真理，它们对于较高的真理，例如宗教的真理，总是不能适用的；——它们根本只涉及知识的正确性而不涉及真理”。[55]关于数理逻辑，黑格尔在承认其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它不适用于哲学。他说：“纯粹数学也有它的方法，适合于它所专门考察的抽象对象和量的规定。关于这种方法以及在数学中能找到科学性较低的东西，其本质的东西，我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已经谈过；但在逻辑本身范围内，也还要对这种方法作更详尽的考察。斯宾诺莎、沃尔夫和其他的人，找错了路子，竟把这种方法也应用于哲学，并且把无概念的量的外在过程做成概念的过程，这个办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56]

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修订版)

作者：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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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宋史·王安石列传》

[2]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页。

[3]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4]“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5]《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6]“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7]阿利盖利•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

[8]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9]“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报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10]《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11]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20]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2]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3]［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载阙勋吾等译注《古文观止》（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4]赛金花（1870年或1864年-1936年）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作为公使夫人出使欧洲四国，也作为妓女而知名上海，她在西洋时就认识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赛金花借劝说联军统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

[25]“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38页。

[26]“就中国是否应该拥有航母而言，也需要冷静客观地结合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及中国的国家战略与目标进行综合分析。政治上，中国不需要通过拥有航母舰队来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理念使中国不会像美国一样通过航母搞“炮舰外交”。战略上，中国奉行防御型战略，那种能把舰载机送往敌国海岸与敌国较量的能力对于中国不是必不可少的能力，而在远洋与敌国进行海上战略决战的理念更是陈腐之至。总之，航母本质上是一种过时的战略兵器，如果条件允许，中国搞一点也无大碍，但没有迫切性、更不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当前不少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心存疑惧、‘中国威胁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中国更没有必要急于拥有战略上华而不实、政治上弊多利少的航母。当然,有关的技术评估、研究不应中断。”林利民：《航母：不敢说爱你》，《世界知识》2005年第18期。

http://doc.qkzz.net/article/5d14fd69-6d7e-4dc8-96a5-f6f9035dd35f.htm。

[27]［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28]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29]马库斯·图留斯·西赛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1月3日前～前43年12月7日。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古罗马Arpinum的奴隶主骑士家庭，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开始时期倾向平民派，以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政治联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公元前82年—前30年）派人杀害。

[30]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31]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5页。

[32]1910年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后来说他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转自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3]“袁大胡子”，即袁仲谦。前清举人，1914年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师。

[34]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青年在湖南一师时“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35]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36]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变法历时103天终归失败。改革派遭到清洗，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37]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38]转自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39]“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

[40]《论语•为政》

[41]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孔子30岁，自十五岁有志于学的他已在社会上已站住脚。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

[42]《史记·孔子世家》，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页。

[43]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44]《史记·孔子世家》，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66～767页。

[45]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4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