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治学之三：写文章犹如建房，不能只在读者面前摆出摞摞青砖而不拿出蓝图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7-04 11: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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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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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治学之三

写文章犹如建房，不能只在读者面前摆出摞摞青砖而不拿蓝图

　　1、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最接近人类经验，而军事学，由于它处于生死之地，则最接近哲学。没有生死，也就没了哲学——阴阳概念最初就是先民对生死的解释。

　　2、人物传记是通向历史研究的捷径，这是因为人是历史形成的节点，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3、将学问变成算卦，将预测变成占卜，是对大自然的无知。无知一般都很胆大。

　　4、写文章犹如建房，不能只在读者面前摆出摞摞青砖而不拿出蓝图。

　　5、不读书，好逐风，此可造势，不可成事，更要败事。推倒苏联的多是这些不知疲倦地猛追风头的人。

　　6、现在有些教师总投学生个人偏好，讲一些比如精英主义的“小道理”，不给同学指出太阳的光明，却津津乐道于月光的皎洁，这样讲课是走不远的。

　　7、形式逻辑有助于人建立体系性的知识，而历史逻辑——它是一种经验性的逻辑——则有助于人检验这些知识。

　　8、所谓“不争论”，就是说理论仅靠（形式）逻辑是说不清的，它需要经验过滤。在经验，尤其是在极端经验过后，一切争论也就自然消失。这与当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中从8万打到3万时，在党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争论就基本消失的道理一样。

　　9、“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

　　10、有人说：人类安全是“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核心内容，若真如此，那么军队就应为医生所取代，国防部就应为卫生部所取代，总参谋部就应当为各大医院所取代。

　　11、反者道之动。善用反力，是战略诸能力中的极品。

　　12、只有当“武器的批判”抵达“批判的武器”脑门时，后者才不会口无遮拦地胡说八道，才会更接近真理。20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拼到3万多人时，王明、李德等才不胡说八道，共产党员才更靠近毛泽东，共产党才更接近毛泽东思想。

　　13、无知者轻史，无奈之时便将科学搞成玄学，说这是数学模型。但在解决个人吃饭、婚姻乃至个人物质待遇的问题时，他自己从不用这些“模型”。

　　14、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还破天荒地为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2]，他们理论缺点是其优点的过度运用。他们在纸稿上尽情挥洒他们天才想象的同时，又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一部部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3]，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

　　15、学术与行政，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是一条路。轨迹不同，运行规则也不同。用学术的规则从政与用行政的规则治学，都是要碰壁的。

　　16、地缘政治本质是研究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匹配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

　　17、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费尔德等都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1945年日本还挨了两颗原子弹。

　　18、耍小聪明和小敏锐做学问，如果再戴上一顶“著名学者”的帽子，其结局必然要演变为风派式的机会主义。

　　19、 “营养”单一的学问是不可持续的。所谓“原大则铙，原小则鲜”，所谓“功夫在诗外”，都包含这个道理。

　　20.、最具穿透力的是真理本身，而非对真理的包装。真理最不需要包装，它需要的是时间。

　　21、仅靠聪明——灵感和逻辑——而不参照经验治学的，轻则毁己，重则误国。

　　22、逻辑是黑的，真理是丑的。

　　23、学者不能追逐媒体。这是因为媒体需要的是没有缺点的神而不是人，结果那些飞蛾扑火般闯进镜头的“大师”们很快就在“神坛”上被生生烤——现在流行说“晒”——死。

　　24、专家使电视深刻，电视使专家浅薄。（坊间说闻）

　　25、学者是一个国家的“定海针”，学者要是不甘寂寞为个人名利上蹿下跳，那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翻江倒海。

　　26、财产可以继承，可经验极难继承，而传承财产是需要经验的。似乎是讽刺：人在继承财产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产。故曰：富不过三代；故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7、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无经验介入，则苍白无力。如此推论，教育若不与生产劳动的经验相结合，则事倍功半；而教育如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完全没有方向。

　　28、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4]。好文章，要写到“字字血、声声泪”。

　　29、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儿是邵云环，他就不“超越”了。“超越”这个东西，一见血，就不灵。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求真当然重要，证伪则更难，而在国际政治学中面临最多的恐怕是证伪问题。

　　30、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三种可能性”，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31、“饱暖思淫欲”，饱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乱想。有些专家谈粮食安全，十个人十个观点，我相信让他们饿上三天后，他们就可能只剩下一个观点了，再饿三天，眼睛都绿了，就不会空谈了，就要动粗了。

　　32、到野生动物园，如入桃花源，不知魏晋：狮子和老虎在树荫下横竖躺在一起，熊见了人也拍着巴掌欢迎，野猪悠闲地自由奔跑。为什么虎狮之间那么和谐？资源无限供给——这与我们自助餐时的感受一样。电视上有猫和狗交朋友，还是食物供给没有问题。只要资源供给充足，我相信魔鬼与天使也能交朋友。

　　33、泡沫性荣誉越多，事物就离本质越远。“文革”后期，一般普通家庭都贴有一墙的奖状，至此，“文革”时代创造的荣誉就开始为人淡漠，而在其中得到荣誉较少的知识分子则由“臭老九”变得越来越吃香。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专家”“大师”称谓满天飞，有的学者的荣誉证书可用麻袋装，至此这些学者的名声就开始走下坡路。

　　34、承平时期易出庸官。和平了，虚浮的话不仅不会立显其祸，相反还可直获其利。毛泽东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5]承平时期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反馈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这大概就是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6]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当下的中国人也不无启迪。

　　35、好学生不是在学堂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血与泪水中熬出来的。

　　36、医生的话比媳妇的话管用，是因为医生的话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只关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37、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使用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美人不争翡翠，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38、这几年“坚定不移”一词用得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以致都用到科学试验上了。有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应用”[7]。“坚定不移”地研究转基因技术，这没有问题，但若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应用，尤其应用在13亿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上，这让人心里不踏实。自古科学应用只能建立在试验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坚定不移”的决心上。在具体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应用上，采取“坚定不移”态度的后果不仅可怕，更是灾难。

　　39、臭虫眼里什么都是阴暗的，蝴蝶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人要往地沟里钻，眼里尽是污秽；要放眼天空，那就永是光明。

　　40、学习学到一定时候，其中的问题就不是讨论能解决的。天地之妙，存乎于心。道可道，非常道。经验不到，讨论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低效。比如“老婆”一词在西方人听起来就是骂人，在中国媳妇听起来就亲得不得了，这要讨论起是非来，很难有结果，因为双方没有共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体验；另如“疼”字，也是自己受伤后而非讨论后才能悟出的感觉，这与饿了就知道什么是“饱”的道理一样。夏虫不可以语冰，饱汉子与饿汉子是说不到一起的。

　　41、明星学者佛前问计齐名于佛。佛曰：厚业，无语。

　　42、生活中的远见有时与人生后退的距离相关联，学术中的预见与学者在历史纵深中所站的位置相关联。管子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8]预见都是对历史的回顾，有大历史的人才能有大预见。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9]李斯特也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10]

　　43、一种学术观点受到关注并不是基于宣传，更不是基于炒作，而是基于需要。只有能满足人民需要的学术，才能为人民所关注。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

　　44、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12]，尼克松走后，毛泽东面嘱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13]。如果将同年发生的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担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心思，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14]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这段话做出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都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都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15]

　　尼克松说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又何尝不是呢。当年王明的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那些紧随他的人——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16]——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而能体会毛泽东的这种担忧并克服我们身上的“幼稚病”，是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必修的功课。

　　45、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17]，元代大学者袁桷[18]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19]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20]

　　46、《资治通鉴》出现在北宋后期，是由于司马光感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并试图对其进行校正。尽管《资治通鉴》没有挽救大宋王朝，甚至也没有挽救大明王朝，但它挽救了中华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倾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这一刺激使原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南宋“普世价值”大师朱熹强力推出强调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学》，此后，《资治通鉴》以及《大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和经世致用、杜绝空论的精神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明末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带兵打仗，主张“知行合一”，这种传统在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时期“主义”与“问题”的争论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都是宋明时期“器”“理”之争的继续，但结果却与宋明时期正好相反，问题意识而不是普世原则成了毛泽东中国学术研究的主线。强调问题意识，强调知识要经过经验的过滤，是《资治通鉴》贯穿始终的哲学精髓，也是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崛起时有培根的试验哲学，美国崛起时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近现代迅速崛起的精神原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讲实事求是，只讲“普世价值”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

　　47、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年）。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么回事[21]。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48、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人，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做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的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做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49、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出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美国）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的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50、考试能力的提高是人生发展的必要手段，在承平时期，忽视这种能力是愚蠢的，因为它会使人生发展在其起步之初就变得更为艰难；但如果这种手段不自觉地被异化为人生目的的话，那更愚蠢，因为这样会毁灭人的全部价值。

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作者：张文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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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2]“现在，全球体系的概念对收盘定局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将会对所有未来地理政治学思想有着深邃的影响，而且这种概念已经与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名字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3]塞壬（Siren）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或鸟首人身、甚至跟美人鱼相类似）的怪物，经常飞降在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又被称为海妖。塞壬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

[4]此借邓拓《过东林书院》的诗句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邓拓参观东林书院时有感而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参见张帆著：《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5]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6]［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7]黄大昉:《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应用》，http://www.chinalycy.com/Item/983.aspx。

[8]《管子·形势》

[9]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10]［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页。

[11]［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12]［美］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13]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起义军打到潼关后，采取抽签的方式在刘氏宗室中选出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做皇帝，但因他脱离不了放牛娃习惯而失败下台。“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嘱其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详情可阅读徐景贤《毛泽东曾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载于《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

[14]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15]［美］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6]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17]钱穆评论说：“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8]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学官、书院山长，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

[19]转引自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20]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21]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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