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治学之二：能说出新颖观点，那叫才气；能证明出这种观点，那叫学问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7-03 09:40:32

1.webp (3).jpg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1.webp (4).jpg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治学之二

能说出新颖观点，那叫才气；能证明出这种观点，那叫学问

　　1、出色的理论研究，在更多的时候缺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立场；主要不是毅力，而是为国家和人民说话，特别是因说出这种真理而承担至少可能被边缘化后果的勇气。

　　2、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3、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回忆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自己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2]1968年5月8日，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3]邓小平说：“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4]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1927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5]

　　4、研究所出色的标志不在主办大型国际会议或“高层论坛”的数量，而在于其研究人员因珍惜研究时间而婉拒参加这些会议的次数。

　　5、毛泽东在延安窑洞而不是在哈佛学堂、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写的《论持久战》仍是今天国际政治学必读范文，这篇文章让那些埋首于西方学术流派并以此哼哈自喜的学人难堪。这些人常以英文能力，尤其英文口语能力好为荣，似乎觉得：懂英文才能看天书，正如当年王明也觉得只有懂俄文才能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

　　6、基辛格向学生推荐毛泽东的著作[6]，尽管是见仁见智，但这说明毛泽东的书不仅是政治哲学，而且在学术素养训练方面，仍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7、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

　　8、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在享受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留下的巨大物质和精神遗产，如果这时还否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事业，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9、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我们今天的许多富人仍可能是一贫如洗；今天许多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仍可能还在大学之外为生存奔走；我们的许多高速公路遑论青藏铁路，仍像今天的印度那样，因产权不清而长期被搁置在图纸上。

　　10、为国家利益写文章，是学者的本分，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11、书店读书，犹如阅人：书脏人脏，书俗人俗。

　　12、书是作者灵魂的镜子。

　　13、知识靠荤拼，学问靠素养。

　　14、为学当立经世言，为政当立救世功。

　　15、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十三亿人，其中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可以移居国外，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必须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学者的学术活动只有与中国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不朽的生命力。

　　16、司马迁之所以为人赞颂千年而不衰，多是由于他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文字。现代一些学人之所以只领风骚三五年，是由于他们不是在努力做好文字基本功，而是在努力寻找各种机会“全方位地展示自己”，其结果反留下许多不是。

　　17、文字是学人的基本功。

　　18、演员的脸比字好看，学者的字比脸好看。演员当多露脸，学者当多写字。

　　19、佛之所以受人朝拜，是由于沉默无言；杨玉环之所以美若天仙，是由于没人见过她。

　　20、司马迁从“腐刑”中得到的一生经验是：学而优则学。

　　21、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孔子一生想作政治家，为此颠沛流离，东躲西藏，《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孔子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不求，上进；求之，反而不得。

　　22、我们不能设想为政者都是全才，为文者都是无所不知。这与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也要会打仗、拿破仑也能写《资本论》的道理一样。

　　23、现实的国家运动跟人的理论思维活动不一样。理论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国家，特别是大国，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现实运动则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启动已极不易，收住则更难。中国犹如巨型列车，启动不能不猛，不猛则不能达到效果；但由于国家太大，刹车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车。比如“文革”，来势很猛，原计划只有几年，结果还是拖了十多年，即使这样还刹不住车，副作用很大。可见，为政者比学者更需要时间。

　　24、一些学者在进入政界后，往往将学术“立言”规则用于政治“立功”。他们不懂“为治不在多言”的道理，不愿将大量时间用于下面细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台面上表达其“新思维”。他们论人主才气，论事以奇新，行文断字则以所谓“逻辑”“框架”或“范式”论高下，全然不顾实际运作的可行性。其结果往往因不适应而苦恼。历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从政路上被折腾得失魂落魄，更有许多还无谓丢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25、为政者侧重“立功”，为学者侧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逻辑。熟练运用逻辑是学者的长处，只要逻辑成立，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但逻辑的极限便又是学者的短处所在。立功则多依重经验，而经验恰恰是人类弥补逻辑不足并实现逻辑改造的重要工具；在相当的情况下经验还是反逻辑的。

　　26、与面对纳粹德国的突然崛起，布哈林书本上的国家建设逻辑不得不让位于斯大林的斗争实践经验的道理一样，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学者的“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往往会集体失语并让位于经验。

　　27、人们喜欢看外交发言人的“强硬表态”，但外交表态是刚性的：话说硬了就软不下来，如手再跟不上的话，那对国家就更是灾难；而话说软了却可以硬起来。事实上，真正硬的东西是柔的，水就是柔的，它可以翻天覆地；风也是柔的，它可让拿破仑百万大军瞬间溃不成军。世上没听说仅凭一根大棒能打遍世界的。所以说外交场合多说硬话或多说软话都不是本事，说合适的话才显真智慧。黑格尔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7]外交表态应基于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而不应基于舆论的偏好。

　　28、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道理非常简单，所谓偶然性就是没有被纳入我们逻辑体系中的必然性，而将偶然性纳入人类既有逻辑体系的最伟大的工具并不是逻辑本身，而是经验，尤其是其中反逻辑的政治经验。

　　29、在ABC序列中有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有A才有B有C，A是C的原因；第二种逻辑∶有C才有B有A，C是A的原因。在这两种逻辑中，第一种属形式逻辑，第二种属辨证逻辑。第一种是书院的设计，是存在决定未来，内容决定本质，手段决定目标，道路决定方向。第二种是实践后的经验性认识，是本质决定内容，目标带动手段，结构决定形式，方向决定条件。因此第一种是好看不中用，因而是忽悠人的逻辑，第二种是实用不好看，但是革命的、能动的和有利于实践的逻辑。列宁用辩证逻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在临终前口授日记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30、让学者最痛苦的事，并不是挨骂，而是自吹，尤其是不得已的“填补空白”式的自吹。

　　31、能说出新颖观点，那叫才气；能证明出这种观点，那叫学问。前者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后者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

　　32、如果说，人年轻时还需要跑跑机会，那么，人至五十，需要的就不是已无力消化的各种机会，而是用于完成眼前事业的时间和精力。

　　33、学者的人生捷径多不在会议中，也不在镜头里，而在稿纸上。

　　34、年轻时做学问重在讲出真理，讲出真理需要勇气；老来做学问，则要将精力用于证明真理，证明真理需要几乎是终生的耐心。马克思从青年时发表《共产党宣言》到晚年出版《资本论》则是这个过程的完美展现。

　　35、说出某种思想是学者的权利，而证明这种思想，则是学者行使这种权利后对读者应尽的义务。

　　36、学问之难，不在于提出思想，而在于证明思想。只是提出而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也是一种“豆腐渣”理论。

　　37、没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只是思想火花；有了《资本论》，宣言中的思想火花才成为科学。

　　38、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在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讲的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落后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建立记账即分配规则的结果。分配规则决定财富流向。我们中国现在的外贸顺差非常大，但赚钱非常少，就是因为在人家的记账规则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接轨”，就与接“鬼”无异。而要改变规则，就得做好动粗的准备。

　　39、学者，尤其是岁数大些的学者，在公开场合应少些三言两语，多些文字论证；少点想当然，多些文献证明；少点“大胆假设”，多点“小心求证”。

　　40、秀才，弄不好就成了做“秀”之才。

　　41、中国人对于民族英雄的态度，绝不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信仰是不容讨论的，这与西方人对待耶稣的态度一样。

　　42、现在访问高端的电视节目称作“高端访问”，采访节目称作“对话”。这种节目做多了，主持人就由低端步入“高端”，由采访步入“对话”，由记者步入“学者”行列。

　　43、学生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艰难造就出来的。正如西天取经，才使玄奘成为唐僧。正可谓，不经西天路，难成好学生；而经了西天路的学生，其眼中也难有好老师。

　　44、学习不能是为了寻租，而是为了做事。诚如孙中山所言，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45、写专著依靠研究生，这既不道德，也不环保。试想如果司马迁也这么做，那么《史记》就会是废纸一堆。

　　46、治学的主要路径不在学理而在事理；完成学问的主要手段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或说是经验化的逻辑。

　　47、2008年3月25日，上海敬业中学档案室发现光绪年间的试卷，其中就有“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问中国创设印花税有无流弊”等考题，这使我联想起多年前见到的一道20多分的社科试题，大意是：试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48、真正对民族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只能在冷的条件下完成，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现在课题申报太复杂，等拿到课题，写作能力和时间也就丧失了。许多课题申报人最后多变为“课题申报专家”而非研究专家，——有的学校还花大代价将这种人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以至申报能力代替了学术能力。这样会耽误个人和国家的学术生命。

　　49、文章依次可分高下：上品以事带理或曰“实事求是”；中品以理带事或曰“主题先行”；次品就理说理和就事说事；最要不得的是不问事理，先问“用什么方法”。

　　50、判断学者学术生命力的标尺，不在其天女散花似的观点，而在这些观点扎根土壤的深度。

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

作者：张文木

当当广告

购买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4]《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6]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转引自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此事也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确认，参见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7]［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篇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34页。

[8]［俄］列宁：《论俄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页。

1.webp (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