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治学之一：青年凭才气彰显学理，老来靠学问贴切事理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7-02 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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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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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治学之一

青年凭才气彰显学理，老来靠学问贴切事理

　　1、清谈误事，空谈误国。学者首先是救国救民的。

　　2．师、事也。事无师，故可为师。事，史也。史有事，为师之舍。

　　3、知识不是增长的，而是扬弃的；不是教育后的积累，而是怀疑后的肯定。知识的本质是批判的。

　　4、学问人，越弱智，越玄乎；越无知，越神秘；越轻薄，越躁动；越浮躁，就越投机。

　　5、学术应当根植于祖国的土壤之中。

　　6、长期卧床的病人，下地脚疼；长期脱离实际的学人，见到百姓头痛。

　　7、当某种学问成为主流，它就开始消亡。

　　8、文字的流畅在于心底的澄清，文字的明快在于内心纯真。

　　9、知识就是力量，而有力量的知识从不源于书本而是源于事实。

　　10、年轻时做学问主要靠猜想与反驳，喜欢提出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命题从原逻辑上根本打倒对方，但因缺乏支撑其命题的逻辑和经验，其猜想和反驳往往异化为“大胆”。

　　中年时做学问多依据逻辑，所用逻辑体系如此严密和精致以致可用数学表达，有的还可成为美学范本。但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方法”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而偶然性恰恰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

　　老年人做学问则更多地依据经验，而不单单是猜想、反驳和逻辑思辨。经验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留有充分的余地并更有弹性。

　　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的大胆和逻辑的严密。毛泽东同志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这是在强调经验在学问中的重要性。古代史里中国的赵括、马谡，现代史中苏联的盖达尔等，败不在于思辨不大胆，也不在于逻辑不严谨，而在于经验极不成熟。

　　总体而论，猜想为主导，逻辑为支撑，经验为基础，是人类思维把握那出神入化的历史运动的关键。

　　11、研究所运作的要义不在举办各式大型国际性会议，而在于研究所的原创能力及其产品。一堆原创性产品，远比一打会议日程更具活力。前者公司都可包办，而后者则只能由特定的人做。与办会不同，原创性研究无人可替，原创性产品更是无法复制。

　　12、学术活动，如果过多，就会变成活动的学术。这种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1]。

　　13、银行的实力在于储备金的多少，研究所的潜力在于原创能力的大小。

　　14、“学术自由”，不能成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15、一部《史记》告诉我们：好学问不是靠年龄熬出来的，好名声也不是靠电视包装出来的，它更多的是在盘根错节的世俗重压下生长起来的。

　　16、文章句长拗口，多为作者对所谈问题半通不通所致。不通则痛，文同此理。

　　17、失去个性，科学也就黯然无光。

　　18、“文革”中写文章有“大批判写作组”，现在有些机关写文章喜欢搭建“写作班子”，“写文章”在那里被称为“写材料”。在很多情况下，最后写出来的真就成了材料而不是文章。

　　19、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文革”中的“左”倾错误；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实践，因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脱离实际的政策并一定要对其抵制。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他们对中国国情的感受是最深的。政策正确与否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判定的。目前西方推广他们的“普世”标准，是有特定目的的，这就是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体制要以西方为绝对样板。从目前一些国家比如苏联、利比亚、乌克兰等国的实践看，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20、学术不怕打假，就怕以假打假。

　　21、学者打假，是公民义务而不能是学术专业，不能几年下来反成了“打假专家”——尽管打假也需要专业知识，其学术成就只是“打假”。

　　22、如果说，以中国为最后归宿的东方文明使东方人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厚的辩证法（阴阳）思想渊源；似乎是上帝的补偿，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明则使西方人占据着形而上学——尽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有力矫正——的哲学王冠。形而上学大规模地推动了近代技术的发展，与此相应，形而上学也成了阻碍西方工业文明持续进步且极难矫正的主流思维方式。

　　23、学理不同于事理。学理为用，事理为本。学问不入事理，其学百无一用。

　　24、学理必须受事理的约束。有时学理没错，但事理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加在一块，或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与一只羊加在一块，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双赢”的逻辑，还是“零和”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而能认出那只“披着羊皮的狼”的，只有猎人，尤其是有长期狩猎经验的猎人。因而“1+1=2”或“1-1=0”的算式，如脱离事理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经验是事理化的学理，学问是学理化的事理。现实生活中的“求是”更多地要靠对“实事”的经验判断，是逻辑与经验，进而学理与事理的统一，而连接两者的媒介就是实践。故无实践则无学问。

　　25、单纯的人的类活动不是实践，是思想使人的活动成为实践。人类是带着思想参与历史活动的，脱离思想和精神，历史就是一堆史实，人类实践就成了人的一堆活动。因此，读史的最高境界是读出隐藏于活动后面的思想，从思想中读出人类实践及其意义。

　　26、司马迁官至太史令，相当于今天的正部级干部，但至今谁也不知道他受到过多少次邀请，开了多少会，作了多少次“主题发言”，得了多少“国家级大奖”。人们能记住的是他的《史记》。毛泽东说：“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2]

　　27、人生是进步的，而进步的过程却是残酷的。正如18岁前后的少年叛逆是将要远离父母的标志，这对父母是残酷的，却对孩子的成长——如果处理得当——则是可喜的。无叛逆则无远离。无远离则无独立。独立是人生的基础。这大概就是黑格尔说的“历史恶动力”[3]。

　　28、博士，不能几年读下来成了不知建设而只知“批判的批判”的驳士，这样的博士在19世纪初的德国被称作“神圣家族”，在今天的中国被称作“公知”；博导，其理论不能几年下来就在实践中不驳就倒，这样的理论在21世纪初的中国被称作具有资本拜物教特征的“新自由主义”。

　　29、学术是国家公民责任心的最后防堤，不老实的学术若成为主流则是国家衰败的开始。

　　30、年轻时，别人说你有“才气”，那是在赞扬你；老来别人还说你有“才气”，那是在婉转地批评你。

　　31、青年凭才气彰显学理，老来靠学问贴切事理。

　　32、马寅初用市民眼光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其成果在中国小农经济形态改造之前是不可能推行更不可能实现的。当时如果像现在这样一家只生一胎，就可能使许多农民家庭失去男劳力；而没有男劳力，这家的地就没人种；没男人种地，对小农业家庭而言，与“绝后”一样，可是天大的事。小农业生产方式规定了它就得靠人的自然劳力在小块土地上完成自家的整个生产。人多力量大，确是当时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基本规律。关于这一点，与马寅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美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拉铁摩尔[4]的认识比较接中国的地气，他认为在当时“就亚洲的情况而言，人口增加就是生产力的增加。因为由此可以多征劳力从事挖渠工作，从而增加耕地的面积”[5]。

　　33、在一定时期内没人“重视”，对个人的学术发展是一种幸运；而在历史中，作品若始终没有得到人民的重视和支持，那对个人学术而言却是莫大的悲哀。

　　34、今天一些解释“改革”正当性话语有些与“文革”后期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歌词相似，其实，当语言变成了不容讨论的口号时，这种语言的解释力就已死亡。

　　35、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如冲在国际前台，鉴于他们的真诚和不知疲倦的劲头，确实有着积极且他人不可替代的战略迷惑作用。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特殊“贡献”的；塔利班没有这种“人才”，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36、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与黑格尔说的“历史恶动力”，意思相合。

　　37、“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其中关键是“道”“德”二字。韩非子“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扬榷第八》），是在说事物的共性“道”和个性“德”的关系。太田方解释说“道之在物曰理，明验事实曰核”。《辞海》解释得更明白：“‘德’，指具体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管子•心术上》：“德者道之舍。”可见，中国古人讲究的是从“德”即实事中求来的“道”，反对的是无“德”之“道”，即脱离具体对象的空论。

　　38、“格物致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另种表述。格物，即只有确定了事物的“德”性，方知事物的本性。学习之道，在于且也难于先明“实事”（“明明德”）；明于“事”，方知“道”；明乎“实事”，方可“求是”。正可谓“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老子《道德经》，原本是《德道经》，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中“道”从“德”出，即先讲“实事”（德）再谈“道”理的特点。这种思想到汉时概括为“实事求是” ，后宋人“器”与“理”关系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及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理论联系实际”的整风，都是源于中国春秋时期“德”“道”关系的认识，是贯穿古今的“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继续。

　　39、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有可能搞垮中国的不是西方的炮弹，而是西方的“糖衣”，那么，在21世纪初能搞垮中国崛起的也不是西方的导弹，而是西方的墨水和“赵括”“盖达尔”们的口水。

　　40、与恋爱比，生孩子是痛苦的，但生孩子使姑娘成为母亲；与军营生活比，战争是痛苦的，但战争使士兵成为军人；与开会讲演比，写作是痛苦、孤冷、漫长的，但写作——如果它是严肃的话——会使灵感成为学问，使才子成为学者，使一堆琉璃瓦，成为纪念碑。

　　41、光划拉土地而不打粮食，那不叫农民；光练正步而不打仗，那不叫军人；只开会、讲演、上电视、作主持、被采访，而不严肃写作，那不叫学者。

　　42、警醒于20世纪30年代惨败之中的延安学风，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殷鉴不远。苏联没有倒在西方的导弹之下，而是被淹没在西方人搅和出的盖达尔口水之中；那么，21世纪的中国也不会被西方导弹所击垮，最有可能的也是倒在西方墨水和食洋不化的口水之中。

　　43、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这方面的前者之鉴有中国战国时的齐国和20世纪的苏联。秦军抵齐城下时，齐人“竟无一人是男儿”，全城静音投降；苏联和苏共更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

　　44、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这个教训证明毛泽东早年提出“反修防修”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6]，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7]。这些人有的是坏，更多的是天真幼稚。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8]，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9]。

　　45、苏联后期出了问题，不能由此否定列宁与十月革命；“文革”后期出了问题，不能由此否定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后期出了问题，不能由此否定邓小平及其改革的动因。这与病人得了病，医生不能由此埋怨病人本不该出生，或认为治病的最好方案是病人立马自杀的道理一样。

　　46、医生看病不应只为宣传自己的理念，而应为治病救人。药再好，开药方的逻辑再严密，但不治病或治坏了病人，那就不是好药方。学者应当学会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能只将学问用于所谓“建立学术体系”。不能解决，或根本不想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问，不是好学问。

　　47、“文革”中曾有许多人也上“大讲台”批判爱因斯坦，现在当事人都不好意思提这档子事了，但这并不表明此后我们不会再重复这样离谱的事。

　　48、语言的力度来自学术生命的力度；学术生命的力度又来自其扎根于生活的深度。

　　49、药方越无所不包，其疗效越差；学术概念解释得越“全面”，其内容就越不知所云。

　　50、能带领精英前进的是将军，能带领人民前进的是统帅。

论中国海权（第三版）

作者：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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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2]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列车上问翻译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城”。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师哲点点头。“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有多远？”“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对于司马迁，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7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儿，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师哲接言：“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着俄语翻译，“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来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着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师哲附和。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蹭掉烟灰，道：“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

[3]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

[4]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年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6]1989年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7]戈尔巴乔夫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团市委第一书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1962年3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区域农庄一农场生产管理局边疆区党的组织员（负责人），同年12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农业边疆区党机关局局长。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戈尔巴乔夫称“民主化”是惨痛失误》，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7790。

[8]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9]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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