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曾在网上公开表示：他之所以使用搭载中国CPU的电脑，原因之一就是外国公司的CPU存在后门。

国内相关单位曾通过对某些国外CPU的严格测试，证实存在功能不明确的“多余”模块，还发现存在未公开指令，包括加解密、浮点操作在内共计二十余条。其中，有三条指令在用户模式就可以使机器死机或重启，作用机制直接穿透各种软件保护措施，防护软件不能感知，普通应用程序中嵌入一条即可使系统宕机。

这些存在问题的芯片要是被用在航天、装备、党政办公领域，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应用到交通、电力、金融、电信、能源、医疗等国家战略行业，影响同样不可小视。以金融行业为例：从央行到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从最早兴建核心业务平台和数据中心至今，其产品使用和维护大量采用IOE设备。“棱镜门”事件后，“去IOE”风头渐劲，国内部分银行在一些小型硬件设备采购上才逐渐向国产整机厂商倾斜，但依然采用国外芯片，在采购上没有重视国产芯片。

因此，必须将芯片国产化替代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在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必须使用中国芯。

中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过程中，国产高科技产品在问世之初往往存在“价高质次”的问题。商业公司出于利益考虑，会优先采购性能更好的国外芯片。因而在发展初期，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很难把国产芯片扶持发展起来。如今随着国产芯片性能和品质的提升，已初步解决了能用的问题。在接下来解决好用、多用这两个互为因果的关键问题上，则必须由政府、产业双向发力，共同攻克才行。

过去二十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对国产芯片的支持力度也很大，获得的产出和收益却相对有限。主要原因是以政策红利和资金输血为主的扶持方式资源利用效率相对偏低，很多资金往往在各个环节被消耗掉，没有真正被用在刀刃上。而且这种做法很容易养成企业的惰性和依赖性，始终无法形成自我造血能力。甚至还有不少在政府断奶后，企业直接停摆的例子。

有鉴于此，李国杰院士提出了“自主芯片产业发展需要应用支撑”的观点。具体来说，芯片的技术进步与发展不仅需要工程师在实验室里研发，更需大规模使用。因为很多问题，如果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是无法被发现的。何况技术进步是循序渐进的，都是先发现问题，然后改正问题，最终实现螺旋式提升。由此，政府主攻方向不是给国内芯片企业多少资金补助，而是考虑如何把国产芯片用起来，在应用中发现问题，改正问题。

对政府来说，可以通过出台优惠政策，设立国产芯片试点工程等方式推广国产芯片规模化应用;对于率先应用国产芯片的、应用国产芯片量或占比大的企业，可给予一定的奖励，或减免一定的赋税;又比如以市/县为单位，进行国产芯片试点，把地方重点国企、地方党政部门的部分信息系统迁移到国产芯片平台上，用10年时间逐步完成全国重要行业的国产业替代。只有这样，中国芯片产业才能茁壮成长，中国才能形成一个全面的、较成体系的信息安全底层基石。(作者是科技金融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