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武：以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研究

点击：  作者：高长武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4-02-16 12:34:14

 

〔编者按〕我刊于2023年第1期组织开设了“青年学者阐论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开辟了研究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路径，取得了较好的学术反响和社会影响。为进一步鼓励广大青年学者深入解读和科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在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中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念、路径和方法，我刊将延续这一做法，开设“青年学者阐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栏，助力青年学者成长。

 

 

本文作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读篇目。研究好、宣传好、阐释好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好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题中之义和内在要求。那么，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定角度，应该怎样有针对性地学习和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应该如何将深化和创新党史研究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党史研究的角度作些分析和阐述。

 

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党史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既是深刻总结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刻论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论性文献，也是科学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全面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项工作任务的纲领性文献，还是深刻汲取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深刻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成功经验，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努力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历史性文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对十九大以来的五年、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党领导人民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及奋斗历程的生动记录和深刻总结，通篇贯穿着鲜明的历史观，呈现着厚重的历史感，彰显着明确的历史思维。

 

因此，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学习和研究，除了从理论和政策的视角切入，还有必要从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视角切入，深入研究其中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重大理论阐释、重大决策部署、重大战略安排、重要实践要求，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读。

 

具体而言，从历史特别是党史研究的角度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和强调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比如，“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逻辑；党的二十大召开的重大历史意义；历史自信的丰富意蕴及其与“四个自信”的联系和区别；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在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蕴；“六个必须坚持”蕴含和彰显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到开创再到坚持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等等。

 

总之，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党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开拓了新领域、明确了新要求，是需要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者深入挖掘和阐释的一座“富矿”。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深化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和强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自然就产生了一个以何种思想方法开展党史研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历史观问题。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是开展党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方法

 

关于应该以怎样的思想方法、秉持怎样的历史观看待历史问题、开展党史研究，习近平深刻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在这里，习近平强调了看待历史问题、开展党史研究应该秉持的“三观”，即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这三者之间既有所区别、各有侧重，又本质相通、密不可分。在这三者之中，唯物史观是管总、管根本的，居于统摄地位，主要针对的是唯心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不是个别英雄、少数精英创造历史。正确党史观是唯物史观在党史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应用，主要针对的是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党史观，强调具体历史、客观全面、联系发展而不是脱离具体条件、主观片面、机械僵化地看待党史人物、党史事件、党史问题。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的题中之义和深层要求，主要针对的是局限在某个僵化的狭隘的时空条件下生硬剪裁历史的“小历史观”，强调从长时段、宽视野、深层次而不是短时间、小空间、浅表面地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三者虽然在针对性上有所不同，侧重点也有所区别，但在内在本质和实践要求上是相通的、一致的，都强调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历史问题。

 

目前来看，学界关于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开展党史研究的成果已有许多，关于大历史观以及运用大历史观开展党史研究的成果则比较少见，甚至还存在一些对大历史观的片面和错误理解，扰乱着研究方向，影响着研究成色。因此，很有必要加强对大历史观精髓要义的研究，注意在党史研究中运用大历史观观察和分析具体问题。

 

任何历史观都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历史观的两个基点，其中世界观更是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东西”，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内在一致、有机统一。概括地讲，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积累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以特定的世界观考察、研究、分析、处理问题，便形成了一定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如果剥离了世界观，单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强调坚持某种历史观，那么这种历史观将是空洞的、泛化的，不仅于研究和解决问题无益，甚至还会产生严重危害。因此，对于大历史观，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仅从方法论意义上抽象地来看，而要结合世界观加以具体分析，重点看其秉持的是什么样的世界观。由此可以明确，大历史观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分。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共产党人所应坚持的大历史观，不是笼统的空泛的大历史观，更不是西方一些学者所鼓噪的超越“主义之争”的纯工具理性的所谓“大历史观”，而是特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体现正确党史观要求的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更是其中的灵魂和精髓所在。

 

质言之，共产党人的大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就是基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逻辑与规律的自洽中，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揭示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思想方法。这不仅仅是我们看待一般历史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更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和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方法。

 

那么，按照这样的思想方法，具体该怎样进行党史研究呢？或者说，用这一思想方法研究和分析党史领域的具体问题，关键要求有哪些呢？从习近平关于大历史观的一系列精辟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答案。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一系列论述，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关键要求，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方法遵循。

 

综合分析习近平的上述论断可以看出，以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开展党史研究，需要重点把握并做到六个“度”。一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长度，也就是打破简单地把历史与过去划等号的局限性认识，把历史拉“长”了看，把过去、现在、未来贯通起来，看过去、观现在、望未来，从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时间纵深中去考察、分析、评判、阐释党史相关问题。二是立足中国、胸怀天下的空间广度，也就是打开视野的宽度，把历史放“宽”了看，以世界眼光和系统观念，把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联系起来，把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奋斗统一起来，从中华民族复兴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多维视角，去考察、分析、评判、阐释党史相关问题。三是看透本质、掌握规律的理论深度，也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思想武器，把历史往“深”了看，既钻进去考察细节又跳出来把握整体，既分析党史现象、研究具体的党史人物和事件，又在此基础上深刻总结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彰显的历史逻辑，从而认识和掌握历史规律。四是抓住关键、直击要害的思想锐度，也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练就驾简驭繁、技经肯綮、提要钩玄之术，把历史往“要”处看，在纷繁的党史事件、复杂的决策细节、交错的人物关系、多变的形势任务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五是站在前沿、明察大势的时代高度，也就是通过深化对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党史事件与时代主题、党史人物与时势变迁关系的研究，把历史与时代联系起来看，透过历史沧桑巨变和时代风云变幻，深刻理解把握历史任务与时代主题交织互动的内在关联和变迁演进的发展趋势，深刻理解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把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总趋势。六是经世济民、资政育人的文化温度，也就是坚持以史鉴今、开创未来，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看，深刻总结党的奋斗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汲取党史中蕴含的智慧和力量，为解决今天我们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让历史真正成为“最好的老师”和“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发挥出经世济民、资政育人之效。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大”字，而“大”的要义所在就是上述六个“度”，只有在党史研究中做到这六个“度”，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的要求。

 

三、以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具体分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选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和强调的几个重大问题，从时间长度、空间广度、理论深度、思想锐度、时代高度、文化温度等多维综合的视角，尝试作些具体分析。

 

（一）关于“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首次完整提出的。其完整表述是这样的：“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段论述的核心意思，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并向全党提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明确指出：“‘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则突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以说，虽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没有“‘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的具体表述，但其中内容充分彰显着“两个确立”，与“两个确立”密切相连。因此，要深入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切实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首要的就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既然是“深刻领悟”，就不能是蜻蜓点水、浮在面上的一般理解，就要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说“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体现在哪里、来源于哪里，“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成为决定性因素的内在逻辑和深刻道理是什么。

 

“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进行观察和分析，才能看得透、悟得深。以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观之：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以及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承认杰出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相统一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支撑，通过系统回顾和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可以得见，确立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确立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是推动事业蓬勃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立论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之中，建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之上，是从新时代实践中总结出来、经过新时代实践检验过、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在规律的科学结论、历史结论。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总之，“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既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又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支撑，还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历史与现实逻辑，必然会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从而产生愈加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征程上，我们要走得稳、走得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解决各种矛盾问题，进而把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好完成好，就一刻也离不开“两个确立”这一根本保障。

 

（二）关于“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完整提出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又以三个自然段、近700字的篇幅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在2023年6月初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创新空间、文化主体性等五个层面专门就此作了进一步论述。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至少要着重把握好如下一些关键点。其一，“两个结合”属于理论观点和思想认识的范畴。因此，对这一问题要理解得深入、把握得准确，就必须将之放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研究框架中，运用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从认识和实践主体、认识和实践客体、认识和实践活动所处的时空条件多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也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作出这一表述时，突出强调了一个“把”字。这个“把”字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两个结合”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其二，“两个结合”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有必要把研究和阐释的着重点放到“第二个结合”的相关问题上，讲清楚为什么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单独拿出来与之并列，从而把“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其深刻用意何在；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哪些方面存在高度契合性、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契合性、这些契合性从何而来；讲清楚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衡量“基本”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衡量“优秀”的标准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具体有哪些；讲清楚“第二个结合”的目标导向是什么，从理论创新、文化创造、文明更新的角度分别应该怎么理解；讲清楚“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是什么，应该遵循怎样的基本原则，坚持怎样的工作方法；等等。其三，虽然“两个结合”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二个结合”，但“两个结合”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不能只强调“第二个结合”而忽视“第一个结合”，更不能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实，抽掉理论要义空讲文化传承，搞历史虚无、文化复古那一套错误的东西，而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也要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特别要警惕和反对“以儒代马”“儒学复兴”“儒家宪政”等错误观点。其四，虽然“两个结合”的完整表述是到2021年7月才提出的，但党史研究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自此以来的两年多，而要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不仅要延伸到新时代以来10年的历程，还要延伸到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中国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程；不仅要联系中华文明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元素、精神追求和文明特性创造伟大成就，长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潮流，且历经5000多年而没有中断的辉煌历程，还要联系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后蒙尘受辱以至面临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的历史境遇，以及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使之不断焕发新的蓬勃生机的艰辛奋斗历程；不仅要联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开花、结果的历程，还要联系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亦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不仅要有不忘本来、赓续古老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还要站在开创未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高度；不仅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的角度，还要从为创造、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打开新格局的角度；不仅要从在五四运动、改革开放等既往的思想解放基础上进行“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层面，还要从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层面。只有在这样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进行研究，才能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在近代中国相遇后长期交织、竞合交融、互动共进，深刻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深刻逻辑、内在机理，深刻认识“两个结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进而深刻把握习近平强调的“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意蕴和要求。

 

（三）关于“两个大局”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是以“两个大局”为基本出发点谋划和部署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报告在第一部分一开头就强调“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篇多次使用“大局”“全局”“变局”“新局”“局面”“形势”等表述，并且在讲到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等问题时有多个段落专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为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要以如此多的笔墨讲形势呢？这就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来分析。

 

关于人们创造历史的条件，马克思有一段经典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谓形势、局势，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也就是历史主体所处的时空背景和历史条件；而特定的历史主体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开展生产与生活、进行认识与实践，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由此可以说，时空背景、历史条件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认识、分析、研判形势是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必要条件。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视和尊重既定的历史条件，坚持从既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考虑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另一面：人们在既定的历史条件面前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而是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形势作出科学正确的认识、分析、研判，为实践活动提供有力指引，从而推动条件和形势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创造历史伟业、推动历史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当然，如果对形势的认识、分析、研判出现偏向和错误，就可能遭遇历史的“滑铁卢”，受到历史的惩罚。因此，对历史主体而言，科学正确地认识、分析、研判形势就显得至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研究“两个大局”的问题，需要深刻认识把握如下一些关键点。其一，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奋斗历程中，联系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决策，深刻认识把握胸怀“两个大局”、统筹“两个大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胸怀天下等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具体运用，也是对“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历史传统的传承弘扬。其二，从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必然规律中，联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发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等历史节点，深刻认识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源起、特征、要素、变量、实质、趋势以及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其三，从以“中国之治”引领“世界之变”的高度，联系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奋斗目标，深刻认识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大变局之间交织激荡、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深刻认识把握党领导人民经过百余年奋斗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显著成就、依然存在的工作上的不足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刻认识把握世界大变局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深刻认识把握“两个大局”交织激荡背景下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略从局出”，“局”谋清楚了，“略”也就容易明确了。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在关键处落子、于要害处发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培育新机、开创新局，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他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强调指出，在百年奋斗中，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两处使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述：一处是在总结新时代10年取得的16个方面成就时强调，“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处是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明确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本质要求的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落脚点。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段论述凝练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关系，也为我们从更广深的视角理解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

 

“人类文明新形态”究竟“新”在哪里、“新”从何来、具有怎样的文明史意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视野下，我们可以对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分析和描述。其一，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不懈奋斗的实践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关系，深刻把握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潮流和趋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勇开新路，开创并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伟大文明创造、取得的伟大文明成果。其二，它之所以“新”，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活力，使其焕发了新的蓬勃生机，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历史性跨越；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实在在和无可置疑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和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形态，开辟了一条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它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文明的母版，而是对古代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谱写了中华文明新篇章；不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创造；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总结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建设、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和要求，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文明实践和文明创造；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力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和神话。要言之，它是坚持守正创新、自立自强，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实现对古代中华文明的传承和改造、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借鉴和超越、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和升华，而创造的当今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其三，它不是某一局部领域片面发展或各领域发展失衡的文明形态，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领域在内的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其根本属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其实现途径，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突出特征，是物质文明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政治文明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精神文明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社会文明上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外交工作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四，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它立足中华大地，坚持走中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多个方面多个层次深度融合，借鉴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各种有益成果，使中华文明内化出丰富时代内涵、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了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标示着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所达到的新境界、呈现的新气象，以新时代的文明之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同时也引领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为促进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对于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推进和拓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坚持和发展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从与资本主义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古代中华文明等多个参照物的比较中，进行理解和把握。

 

（五）关于历史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工作主动权。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多个场合，提出把握历史主动的明确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又三次讲到历史主动的问题：一次是报告一开头讲到“三个务必”时，要求“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一次是第一部分结尾讲到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时，指出“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一次是在第二部分一开头讲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此外，报告还多次使用“战略主动”“积极主动”“主动防范”“主动识变”“主动构建”“主动性”“主动权”等表述。那么，何为“历史主动”？应该如何把握历史主动？或者说，把握历史主动，有哪些必然要求？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以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观之，所谓历史主动，就是历史主体在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各类活动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深化认识，揭示、掌握和运用历史规律，指导和推进实践，使主观见之于客观，所达到的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良性互动、有机统一的状态。

 

达到这种状态并非易事。要把握历史主动，至少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和发力。其一，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清醒地认识“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理解：从党的根本性质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党的奋斗目标看，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由多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漫长历史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长远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统一，而具体到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就是要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党的初心使命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同时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其二，找准历史方位，弄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处在怎样的历史方位呢？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的历史视野看，我们今天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既有比较，又有合作，更有竞争，最终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从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看，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从我国发展的进程看，通过接续奋斗，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新发展阶段不仅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发展阶段，也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经过长期量的积累逐渐达到质的飞跃，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不断迈进的阶段；从今天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速演变，“两个大局”交织共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其三，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注意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再好的教科书也需要人们去学习、总结和运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党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注意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启示，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和正在做的事情，将其运用到新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从而把工作推向前进。工作做好了，自然也就是把握历史主动。其四，深刻掌握历史规律，主动顺应历史大势。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但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升华认识，探究和掌握历史规律，看清并顺应历史大势，从而为赢得和把握历史主动奠定基础。其五，把坚定历史自信与坚定“四个自信”统一起来，在不断回答新课题、解决新问题中推动历史发展。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坚实底气，既来自百余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来自百余年奋斗积累的历史经验、形成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因此，坚定历史自信，就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贯通的。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必须把坚定历史自信与坚定“四个自信”统一起来，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中掌握历史主动。其六，牢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道理；人民是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推动事业发展的最大主动所在。上述第一、第二、第六方面分别明确了把握历史主动的历史主体、时空条件、依靠力量，第三、第四、第五方面则分别从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历史规律、坚定历史自信的角度明确了把握历史主动的途径和方法，六个方面相互支撑、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把握历史主动的基本要素。

 

总之，历史主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赐予的，而是靠自己努力奋斗争取来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中得来的。我们只有牢记初心使命，以历史为师、以人民为师，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大势，弄清楚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现在哪里、到哪里去，弄清楚我们过去为什么能成功、未来怎样继续成功，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和融通起来，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才能真正掌握历史主动。

 

以上只是选取几个具体的重大问题，将其置放于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视野下作了一些初步分析。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和强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进行研究，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作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经史合参、史论结合”的分析和解读，讲清楚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还要下更大的工夫、做更多的工作，希望本文之“抛砖”能生“引玉”之效。

 

（本文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