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给下一代？

点击：作者：弘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4-02-14 08:23:36

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给下一代？

——春节片《第二十条》火爆的深层责任伦理

现实主义影片《第二十条》以“昆山反杀案、福州赵宇案和涞源反杀案”为原型，上演第二天便火爆，向社会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正当防卫理念。2023年3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导办理‘昆山反杀案'等一批正当防卫案，连续三年发布17件典型案例，引领、重塑正当防卫理念。认定属正当防卫不捕不诉1370人，是前五年的5.8倍”，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昆山反杀案”作为“正当防卫”的里程碑案例，激活了长达20余年“特殊防卫”的沉睡法条，改变着“对见义勇为望而却步、对不法侵害拒不还手”的沉重现实，给于社会的深刻思考是：以怎样的深层“法律责任伦理、职业责任伦理、国家的责任伦理”，将“怎样的一个世界交给下一代”的“时代责任伦理”？

一、“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律责任伦理

从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正当防卫”制度，到1997年《刑法》增设“特殊防卫”制度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极少，公民见义勇为、弘扬正气的主动性受到重要遏制。2018年“8·27昆山反杀案”，在“正当防卫”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警示了那些恶意滋事者，更重要的是向社会传递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价值理念，发出的铿锵之音激荡人心……仿佛一声‘春雷'，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起到了‘融冰解封'的作用，给正当防卫案件的办理带来了震撼性的启示”（《昆山反杀案：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02-06 ）。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对“正当防卫”予以界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第二款对“防卫过当”予以限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超过必要限度应承担法律后果。由于对“正当防卫”认定非常严苛保守，尤其证据往往有限、缺乏具体认定标准等，大多被判定为“防卫过当”。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确定了“特殊防卫”的构成：“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是，长达20余年“特殊防卫”法条处于僵尸沉睡状态，在司法实践中极少被使用，即便符合条件也倾向被认定“防卫过当”。2018年“8·27昆山反杀案”将“特殊防卫”法条激活，向人民群众清晰解释什么是“正当防卫”，成为民众与司法良性互动的公开法治课典范。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2018年12月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2019年福州赵宇案对赵宇作出“正当防卫”、无罪不起诉决定；2019年涞源反杀案认定王新元、赵印芝属于“正当防卫”、无罪不起诉。如上案例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实现着“法、理、情”统一。

电影《第二十条》以主办检察官韩明在听证会上慷慨激昂的陈词，向社会宣示着“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律责任伦理：

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把防卫者利益作为法律保护的优先利益、首要利益。

2. 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

3. 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成本更大。

4.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二、“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的职业责任伦理

女检察官吕玲玲，堪称电影《第二十条》的“正义之光”，永不放弃的“轴劲儿”和“韧劲儿”，成为公平正义与弘扬正气最终到来的坚守力量，也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者“察微析疑、敢于担当，注重法理情融合”的真实写照。在过往的所有类似防卫案件中，受害人几乎都被判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认定王永强属于“正当防卫”，也就意味着推翻过去所有类似案件的判决，“这些判罚真的合理吗？对吗？”“不对！”但是，推翻过去所有案例需要勇气，甚至可能需要付出代价。“是否要推翻？”“需要推翻！”因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因为检察官职业承载着“为了公平正义、为了百姓人民、为了职业尊严”的责任伦理！

如果习惯性机械化地套用法条，法律就成了冰冷的逻辑；如果遵循延续过往案件，受害者将继续枷锁加身。对现实屈从还是勇于担当，成为对韩明的重大考验：“我知道改变一些事情很困难，追求公平正义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谁来承担？老百姓吗？难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命运、用整个家庭的命运、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这个公平正义的代价吗？”检察官吕玲玲眼含热泪：“是什么让一个聋哑母亲，抛下残疾的孩子，抛下狱中的丈夫，选择独自去死？是她的绝望！是她对法治的绝望，是她对公平的绝望，是她对我们的绝望，如果我们不能拯救一个绝望的母亲，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个母亲重燃希望，我们有什么资格穿这身衣服？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压垮弱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是苦难、是黑恶势力，而是绝望，“是被逼到悬崖却孤立无援的绝望，是别人相帮却力有不逮的绝望，是明明身为受害者却枷锁加身的绝望，是法律也无法拯救、唯有一死才能解脱的绝望”（《妻子被强奸，丈夫怒杀人，〈第二十条〉究竟想表达什么？》，燕梳楼 2024-02-12 ）。所以，即使路途坎坷，也要有人为了公平正义不断前行，社会必须有那么一群坚守正义的人！2018年“昆山8·27反杀案”检察官王勇，被评为“CCTV2018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颁奖词：“逞凶者步步紧逼，无辜者退无可退，生死一线间，法律是武器，不是羁绊，正当防卫是你给出的铿锵答案。善良不再是善良者的墓志铭，邪恶更不再是邪恶者的通行证，你让正义不仅写在条文里面，而是鲜活在巷陌之间！”

电影《第二十条》的检察官群像，诠释着检察机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价值追求，也诠释着检察官“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的职业责任伦理：

1. 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为弱者鸣冤，为苍生请命！

2. 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

3. 一次犯罪污染是一条河流，一次错误的裁决污染的是整个水源。

4. 不能为老百姓说话，不能替老百姓讨回公道，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

5. 用真正的公平正义去回应每一个老百姓的诉求、情感和最朴素的期待。

三、“制止不法侵害，弘扬正义和见义勇为”的国家责任伦理

“正当防卫”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的普遍诉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通过影片《第二十条》的策划、制作，着力体现：“我们在创作之初就是想弘扬‘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理念，激活沉睡的法条，制止不法侵害，弘扬正义和见义勇为精神”（《电影〈第二十条〉的主人公原型找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02-11）。“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主张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敢于担当的道义力量，一种凛然之气，一种社会正气。维护一个世界的美好，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更是国家责任伦理“制止不法侵害，弘扬正义和见义勇为”的根本追求。

2018年12月19日，最高检发布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8·27昆山反杀案”等四个与“正当防卫”相关的案例被纳入，并以此专门阐释“正当防卫”的界限和把握标准，进一步明确对“正当防卫权”的保护，积极解决“正当防卫”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果国家支持法的态度不清晰、不明确，法就不敢坚决地对不法说不，就可能对不法让步和妥协，正义将无法得到弘扬。只有激活“正当防卫”制度，尤其“特殊防卫”法条，才能警示恶意滋事者，才能让公民敢于行使正当防卫权，保证公民面对凶残暴徒时无需畏手畏脚。让大多数人都敢于出手、敢于管事，司法机关就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支持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出台：“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法律更加趋向于保障防卫人的权益，鼓励群众自力救济、见义勇为，积极同不法侵害作斗争，弘扬社会正气。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法律自然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制度，需要“让任何人在面对纠纷或冲突时，都有信心可以通过公平、公开、透明的程序获得公正的裁决。这是我们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来源，也是我们见义勇为、不平则鸣的驱动力（曾于里《第二十条》：现实主义的千钧之力》，澎湃新闻 2024-02-11）。

除了《刑法》第二十条，是否还存在其他沉睡法条，能否勇于尝试、勇敢激活，需要成为与“制止不法侵害，弘扬正义和见义勇为”并行的国家责任伦理：

1. 公平正义，对老百姓是多么重要。绝对不可以“难以做到”！

2. 如果追求正义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国家承担！

3. 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支持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

4. 让法对不法一步不让，不法才会寸步难行；不法没有市场，正义才能大行其道。

四、“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到下一代手里”的时代责任

鲁迅曾说：“今日若我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则无人为我呐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每一个人都不应是冷眼旁观者。见义勇为但被判三年出狱的张贵军，在最后一次上访途中，被大卡车撞上，当场死亡。支持父亲上访的女儿撕碎了自己写的所有上访信，颤抖着问检察官韩明：“我父亲是坏人吗？如果当初公交车上的是你，你会选择见义勇为吗？”韩明沉默不语！因为“多说一个字都是苍白无力的，没有办法拿着法条逐字逐句去解释，因为不能说服不了她，也说服不了自己”。

韩明父子送李茂娟去拘留所的路上，儿子韩雨辰问父亲：“如果我当初去道歉，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一切，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韩明再次选择了沉默！孩子长大了，以勇敢与善良书写人生，成为不躲事、不怕事、有担当的人，而不是胆小怕事、冷眼旁观、回避责任，难道不是我们的期待吗？

王永贵的五岁残疾女孩，写给检察官韩明的纸条是“我爸爸是好人”，应该如何跟5岁的残疾女孩解释这一切？能说“这是我们的司法惯例？改变案件定性的阻力很大，我同情你吧，我认为你爸没错，但是我还要把他判成杀人犯”？当十几年后女孩步入社会，再看到“我爸爸是好人”的纸条，还会认为自己父亲是好人吗？当这些未成年人步入社会，我们究竟要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到下一代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