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领悟“两个维护”的决定性意义

点击：作者：李慎明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3-05-15 09:56:39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领悟“两个维护”的决定性意义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

【内容提要】当前，我们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性，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较为全面论述了“两个维护”的历史必然性和重大现实意义，深入阐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就要从思想理论上弄清马克思主义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比较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自信。

在2023年4月3日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次主题教育，要在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把党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强调指出：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对党员义务进行了完善，增写了“做到‘两个维护’”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全党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明确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的二十大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的政治思想与组织保障。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可能真正做到政治上坚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而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根本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常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严格意义上说，本质上都是广义上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贯彻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恩格斯说，“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广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仅包括自然辩证法，实质上已经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因如此，只有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和深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一、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权威伴随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明确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非常重视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的权威。在该章程中明确规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全盟的立法机关，既体现了“民主”又同时体现了“集中”的思想。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重视支部的作用。1850年，他们明确提出支部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强调“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1873年，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铲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恶劣影响，维护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恩格斯发表了《论权威》一文，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列宁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应该说，苏联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党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党和群众对党的领袖的重要性还没有深刻而又统一的认识。自1900年后，列宁对党的领袖从不同角度作了多次的论述。他首先认为，党的领袖是一个集团，革命事业需要“十来个政治领袖”“领导集团”“一批领袖”“革命家组织”的统一指挥。但他同时还认为，这个领袖集团同时也是由领袖个人组成的；党的领袖是“无产阶级之花”，是阶级的“权威”“先进代表”“伟大人物”“职业革命家”等。这些提法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都是指的党领袖。1900年，针对俄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不要任何党的核心、忽视理论斗争的主张，列宁高度重视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强调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列宁在该文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革命家组织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列宁还指出，“可以把一句名言（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作者注）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918年，列宁指出：“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象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经过一段实践，列宁关于领袖的思想更加成熟与明确。1920年4月至5月间，列宁的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诞生，标志着列宁关于党的领袖的思想更加完整和系统。列宁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同时论述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对这一思想将在后面相关部分专门谈及）。列宁在该书中还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1920年8月，列宁指出：“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1921年，列宁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1931年，当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问道，“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斯大林明确回答，“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

1935年，我们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016年，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的政党，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具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首先是新时代党之大者，同时又是国之大者。

二、必须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

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伟大壮丽而又无比艰难的事业。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有一个历史上任何阶级的领袖都无与伦比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维护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统一行动并最终消灭阶级的必备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积极推进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即“第一国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推进。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这里强调的是打碎旧国家机器，不是要废除旧国家机器的所有社会管理功能，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仍然需要并且是为新社会负责的新的权威。1872年，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夺取胜利等基本原理，致使“第二国际”受到严重腐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的一些党的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转向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政策，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瓦解。

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这样的领导集体和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要结合革命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才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坚定地继承列宁的事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苏联取得了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凯歌行进时期。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脱离、背离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则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命运了，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大悲剧、大曲折，更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灾难、大倒退。当今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正是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历史回响。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尽快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坚决维护这一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核心，致使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失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后我党形成了坚强正确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在14年间不仅艰难地战胜日本侵略者，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扫除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撑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与前14年党的历经坎坷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百年历史昭示，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在实践中尽快形成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正确的核心。

三、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就要从思想理论上弄清马克思主义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弄清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列宁深刻阐发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要弄清领袖、政党、阶级、群众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就必须首先明确，列宁是把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视野下进行阐发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认清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但列宁的重点是为了阐发领袖的极其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群众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先看列宁所说的群众的内涵。群众有着多重不同的含义：可指聚合在一起的人或全部社会人的集合体；可指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即没有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的人；可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可泛指人民大众即人民群众，等等。笔者认为，列宁这里所讲的“群众”，是从当时已经产生和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现代的文明国家”中所产生的阶级与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中所讲的，是指社会里的各种人群、群体、团体，甚至是社会所有人的集合体。列宁这里所讲的“群众”，又与“阶级”“政党”完全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排除群众中完全各自对立的敌对阶级及其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由此可见，列宁这里讲的“群众”是广义的，这与我们党通常所讲的“群众”的含义不同。我们党通常所讲的群众，是排除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实际上是指人民，因此我们通常把人民和群众联系起来放到一起讲，叫人民群众。我们党所讲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人民群众主要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的变化，群众概念的内涵会相应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士包括地主，只要赞成抗日、参加抗日就是人民的范畴。“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原来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等已经不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任务，人民群众的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2月指出的：“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二是剥削阶级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革命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任何真正意义的革命中，工农群众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民群众与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工农群众不仅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而且始终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并决定革命的性质。同样，我国宪法中所说的“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的企业的所有者，是人民群众的范畴，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我国宪法中所说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和经营者，绝不是“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范畴，但也不是人民群众的范畴，而是朋友或同盟者的范畴。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毛泽东在1925年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依然异常重要。只有十分清醒地弄清这一首要问题，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有人建议用“民族”或“族群”代替“群众”这一概念，并认为“历史是相互对立的民族进行的斗争、遭受苦难的折磨的场所”。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便展开。笔者认为，无论“民族”或“族群”，都代替不了“群众”这一内涵与外延都更为丰富和广阔的概念。若用“民族”或“族群”替代了“群众”概念，就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否定了列宁关于“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这一根本论断。一方面，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世界上各个民族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在各国人民之间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宣传煽动民族仇恨和种族仇恨，以使剥削和压迫制度“永存”。另外，美国、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所谓“世界主义”，本质上内蕴着种族主义的因素。种族主义者认为，人世间存在着“高等的人种”，这些“高等的人种”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各族人民则是不能独立推进人类进步的“劣等人种”和“劣等民族”，进而认为他们这些所谓的“高等的人种”就可以“综合”“融合”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这些“高等的人种”甚至还可以随意否认这些人民和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主权直至用各种办法灭绝他们的生命。列宁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我们还可以说，帝国主义发展的峰巅就是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完全对立的、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进步、最为文明和最终会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的科学理论。1963年6月3日，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历史时说：“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在阶级和阶级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看清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最为根本的方法。如果丢掉了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接着看列宁所说的阶级的内涵。阶级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是人的活动，而首先是生产活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们在生产中形成各种关系，其中，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可以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阶级及阶层主要是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任何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及阶层一旦形成，对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必然产生反作用。任何剥削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甚至企图“终结”和固化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列宁明确界定了阶级概念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920年，列宁指出，俄国“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当今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博弈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仅大量存在着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同时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明：“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否定我国现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就违背了现行党章、宪法的基本精神，更不是事实。我们说我国现阶段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绝不是要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所说的“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仅在现阶段我国内部，而且在现阶段我国人民群众内部，同样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1905年，列宁指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列宁还指出，共产党人“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他们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顾虑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1957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毛泽东还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在谈到人民群众时，马克思主义将人民划分出各个不同的阶级，阐明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特殊使命和领导作用。这并不是为了强调工人阶级有区别于其他人民群众的任何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正确估量其他阶级和阶层的种种不同利益，以及整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和根本的利益，以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根本利益，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团结奋斗。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持系统观念和坚持胸怀天下，统筹兼顾。不能坚持系统思维、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每一位党员、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共同职责。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当时或现时的阶段性纲领，但这些阶段性纲领又都是与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紧密相连的。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里所说的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目标与党的最终目标的相统一。正因如此，我们绝不能把这一共同的目标，分解为不同甚至相互抵牾的职责，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其中一级组织或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来分别承担。比如：每一个公民只负责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仅是自己眼前的个人利益，单位领导才负责这个单位的集体利益；各省市、地区和本单位领导负责各自的局部利益，党的总书记与国务院总理才负责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本届政府只关心自己任期内出不出政绩，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才考虑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阶段性宏伟蓝图就不可能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更是无从谈起。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要“公私兼顾”。“公私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叫根本利益相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才有最为可靠的保障。

再看列宁所说的政党内涵。政党是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在阶级基础上产生的，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工人阶级的政党则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和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教育者和组织者。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基本思想指引着世界各国共产党健康发展。但是后来的“第二国际”背叛了上述思想，把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一般工人运动的水平。这种错误思潮也很快蔓延到当时的俄国。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把俄国党说成是知识分子党，超阶级的党。党内的孟什维克则与此相呼应，坚持要把党扩大到每个“教授”、每个“中学生”和工人运动中的每个“罢工者”。这种思潮实质上就是孽繁赫鲁晓夫集团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先祖。针对这一思潮，列宁尖锐指出，“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他还明确指出，“工人的政党不是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列宁说，工人运动脱离了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列宁特别强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1920年，他特地指出：“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1921年，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这就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依据。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力量所在，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性质的上述表述十分正确与准确，这是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等一系列论述演化转化而来的。但这两个先锋队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一个先锋队是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是第一个先锋队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始终保持第一个先锋队的鲜明的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必须把这两个先锋队的辩证关系统一起来，但也决不能把这两个先锋队的作用相并列，更不能对立起来；在当前情势下，应防止有人用第二个先锋队来淡化甚至否定第一个先锋队鲜明的阶级性质和根本性的作用。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他还说：“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

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不是要否定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但是，一旦党中央作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我们党为什么敢于坚定提倡贯彻民主集中制，就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能否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说到底，是能不能坚持勇于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的核心，但党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国家概念，党是国家中的领导力量。用党的领导来顶替国家政权同样是十分荒谬的。正因如此，列宁同时又指出：“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最后看看列宁所说的领袖的内涵。领袖是一定阶级的突出代表，同时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一些人常常有这样的历史错觉，好像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伟大事件和伟大时代的原因。这恰恰颠倒了伟大人物与伟大事件、伟大时代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社会和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所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必然会造就伟大人物。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必然出真知、出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成熟的政党总会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产生自己的领袖人物，以带领本党、本阶级更好地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马克思主义决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一个根本性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往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在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创建了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境界，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指明方向。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又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有着崇高的威信，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着血肉联系，是人民群众的向导、组织者和鼓舞者。在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往往能以科学的预见和非凡的胆略带领党和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复杂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所有传统所有制和与其相适应的所有传统观念送进历史的坟墓，真正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即人类社会之大同的社会。

在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中，最需要弄清的是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手中可以随意、任意塑造历史的某种黏土或被动的物质，群众的利益、目的和意愿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他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所决定，而不是由所谓“英雄”和“领袖”的主观意志所决定。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农民的劳动是人类整个文化和文明的基石，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正因如此，劳动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1873年，恩格斯就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列宁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看完《逼上梁山》的演出后，当晚乘兴给剧作者杨绍萱、导演齐燕铭写信。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因素。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在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

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都相信改造社会的事业是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大脑活动的结果，或认为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即应当崇拜天才”。这些人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我们这个世界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即所谓“精英”来统治。如前所说，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由任何个别天才人物头脑里短暂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所产生的主观臆想所决定，而是社会内在基本矛盾迟早所必然引发的广大人民群众持久的、推动伟大历史变迁的实际行动。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结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而首要和更主要的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所决定。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领袖是能够正确地总结、概括、反映并能带领人民实现自己意志的伟大政治人物。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人民万岁”；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唯心主义者或是不懂或是故意地曲解历史唯物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把整个社会的发展仅仅归结于不可捉摸的一般原因和规律，与领导事变的个人即伟大人物没有关系。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这样的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普列汉诺夫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指出：“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他还说：“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意志最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伟大人物所处的时代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是种‘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以上所说，本质上讲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甚至是巨大的反作用，革命理论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也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事业的扩大。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其中的领袖集团也必然愈来愈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对于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地推举出自已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与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即使取得统治地位，这个阶级所取得的统治地位还会丧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无产阶级忠诚的先锋战士，是革命无产阶级意志的真正表达者，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肯定伟大人物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是不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呢？不是。我们衡量人物伟不伟大，主要看他是为谁，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极少数人，是看他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之大小。另外，英雄无疑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肯定伟大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作用，就是在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在反驳有人夸赞希特勒的行为像拿破仑时，斯大林说：“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首先体现在革命理论的创立、坚持与发展上。人类社会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当社会新的伟大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领袖常常是历史必然性的最先表达者。1901年，列宁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从而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袖。列宁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列宁在《怎么办？》中十分犀利地抨击了当时的经济主义思想。什么是经济主义？列宁引用了当时《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中的表述：经济主义就是力图使“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列宁又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认为“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因如此，毛泽东和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读原著，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和习近平对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都十分熟悉。

要真正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自觉性，就必须真正认清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道理。历史唯物主义有这样一个最为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和真理，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马克思在踏入社会之前，应该说是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所以才能进入大学，博览群书，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其家庭败落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由恩格斯等人资助。马克思有着坚定坚强正确的理论信仰和政治信仰。1865年，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正因为马克思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也说，“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恩格斯还说，马克思的思想“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同时，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列宁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说：“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而且还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笔者认为，毛泽东开创的、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的关于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极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重要组成。但是，在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我们应慎之又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如下所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而现在有的学者整天热衷于“创新”，在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中，就宣布自己有多少多少处“创新”。这种文风应是新八股的一种突出表现和表白。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把正确理论的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结合起来，经受过长时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是成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并使理论与实践统一于一身，取得人民的充分信任与衷心爱戴。恩格斯说，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列宁也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无产阶级优秀的实践家，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有着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置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置身于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血肉联系，做群众的一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提出指导运动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公认，并享有崇高的威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特别是杰出的领袖，要是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人民群众要拥戴、爱戴与捍卫自己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们在谈论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忘记党的领袖亦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伟大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可以比拟为滋润大地的甘露，但是甘露毕竟是由同一个大地蒸发的水蒸气构成。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正因如此，斯大林在评价列宁时说：“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们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在论述了上述两种事实后，斯大林接着说：“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并形成了符合时代大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他们的后继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在这些伟大领袖思想和光辉实践的指引与鼓舞下，必将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无产阶级的领袖还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秀品格，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类文明事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重任、勇于进行斗争、勇于争取胜利。在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当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绞杀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和开创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事业之时，他们便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果敢宣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时说：“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列宁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不仅对于凶恶而又强大的敌人敢于斗争，而且对于党内种种错误思潮敢于斗争。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回忆列宁的晚会上说：“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们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接着，斯大林举出“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的“两个事实”。斯大林说，“在1909—1911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在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毛泽东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同时也充分估计到其艰难之程度。早在1917年，他就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赞同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观点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1962年，毛泽东在我们党和国家遇到三年困难之时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地坚持，是毛泽东特有的坚毅和自信品格的根源所在。所以，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尽管毛泽东时常处在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的境地，但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像骡子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无产阶级的领袖就是这样的人。无产阶级领袖的思想，指引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前进方向；无产阶级领袖英勇果敢的斗争精神，鼓舞激励着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为着自己的根本利益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坚持敢于斗争放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之中，并强调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历史与未来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叩之欲闻铜声”的风骨。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掷地有声的名言、誓言，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的生动诠释。

在弄清群众与领袖的关系时，一定要认清领袖并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而是终生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顽强执着地艰辛奋斗者。1850年，马克思说：“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1851年，他又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1867年，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列宁对领袖的自身条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批评陈伯达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毛泽东还说，天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1971年8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拼命鼓吹“天才论”，其实质一方面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通过制造“红海洋”诱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另一方面却说他20几岁的儿子是“超天才”，本质上是用封建嫡传制那一套，让其儿子林立果接班。这样下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最终必将重回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社会。

无产阶级是伴随资产阶级的成长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人类社会一旦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就必然随着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而不断诞生自己的领袖人物。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领袖一旦诞生，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领袖人物就必须坚决拥戴、爱护和捍卫。但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则必然是仇视、诬蔑和攻击。恩格斯说，正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亦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资产者“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列宁多次严厉抨击一些人攻击无产阶级领袖的言行。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宁指出，“一些蛊惑人心的人，他们竭力奉承‘几百个笨人’，把他们捧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散播对于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列宁还特别强调人民群众要坚决捍卫自己的领袖。1917年，列宁在《政治讹诈》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我们“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1920年，列宁更是尖锐指出，一些人“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一些人“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斯大林同样指出：“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我们当然反对个人迷信。谁都不是所谓的“圣人”。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在评价孙中山时，毛泽东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伟大领袖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包括修正自已的错误。1959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东西我没有学好。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伟大领袖的热爱、崇敬并发自内心的捍卫，决不是个人迷信。像林彪式的人物，利用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衷心爱戴大搞“红海洋”，以谋取私利，终将在历史上成为笑柄。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毛泽东以上论述，对于我们划清崇拜和迷信的关系，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崇拜真理。二者不能偏废。另外，一些年来，破除了对领袖人物特别是对真理的崇拜以来，又树立起了对一些教授特别是对一些西方教授和崇拜西方的一些教授的迷信，这是不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个人迷信呢？这种现象同样可悲，在特定条件下，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

联系国内外敌对势力集中攻击列宁、斯大林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殷鉴和他们疯狂攻击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残酷现实，我们更加感到列宁、斯大林当年大声疾呼捍卫自己领袖的正确无比。

在分别简要剖析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内涵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行动在历史上始终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当实现某一任务的客观历史条件一旦具备，人们的主观因素，即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主观意愿即自觉性和组织性则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还可以对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作这样一个综合的概括：作为社会全体即群众的集合体及其活动，就是社会存在。这一社会存在的历史的推进有时是可怕的缓慢。但在这个社会的内部，却在不断地积累着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条件。有时，这一社会存在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确是令人意外地迅疾。每一个社会时代的存在都需要并必然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由于剥削阶级的首脑与无产阶级的领袖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对他们所要求的素养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反动阶级的首脑有时可以由极端浅薄的人物承担，比如，希特勒与杜鲁门都可以坦诚地炫耀自己平生从未读过一本哲学书籍。但无产阶级的领袖不行，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所从未有过的无比艰难又无比壮丽的事业，他们的必备乃至首要的条件就是自身的思想理论的修养和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意识的杰出代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伟大人物总结、凝炼和升华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极大地丰富着人类思想的宝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伟大人物的自然生命与常人一样是极其有限的，甚至由于伟大人物过度的辛劳和操劳，这些伟大人物的自然生命比人们所期望的要短得多。但伟大人物的思想却与人类文明一道永存，并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极大地反作用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列宁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在当今世界，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新冠疫情的影响，西方世界种种罢工浪潮重新显现。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前，世界资本主义是不是已经进入总危机爆发的前夜？这很值得我们观察研究。笔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步入第五次总危机。论证这一重大问题，需要专文论述。其发展前景究竟如何，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总的来说，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剥削者已明显显现出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大的和总的趋势与颓势，但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来说处于低潮的状况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各国人民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的意愿虽然强烈，但却依旧处在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没有找到根本变革办法的彷徨、苦闷之中。从总体上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罢工依然是在重复当年列宁所激烈抨击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的经济主义所主导。当今世界所处的伟大变革时代，从客观条件上说，已经基本成熟，但从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人民来说，主观条件尚须努力。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昭示着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那么可以预见，在未来二三十年乃至整个21世纪，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斗争，必然会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世界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时来天地皆同力”。伟大的斗争必然会呼唤造就伟大的人物。世界范围内未来这一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伟大斗争，必然会造就又一批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这样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来。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在今后国内外风云际会的激烈斗争中，必然会诞生出世界级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新的伟大创造与新的伟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这一曙光已经开始显现。

四、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如果说毛泽东在前半生主要是发动、依靠人民夺取政权的话，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后半生则主要是想通过发动、依靠人民保持党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与宗旨永不变质。毛泽东后半生的这一主要想法，至少发端于1944年延安整风时期的“甲申对”、1945年他在延安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和1949年3月进北平前的“赶考对”。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十分郑重地警示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做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到底，这就是为了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

在努力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征程上，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对我们党的建设任重道远现状的深刻认识；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脱离、背离乃至后来苏联领导集团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后果的预见；三是基于逐渐对杜勒斯兄弟“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

有同志说：“最早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思想和战略构想的，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其实，这种思想和战略构想的明确提出者应是美国杜勒斯兄弟中作为弟弟的艾伦·杜勒斯。

作为哥哥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生于1888年，作为弟弟的艾伦·威尔逊·杜勒斯生于1893年，他们是美国一个极具权势的门阀后裔。他们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和姑父罗伯特·兰辛都曾任美国国务卿。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约翰·沃森·福斯特担任过中国和平代表团的顾问，曾帮助日本侵夺中国的领土台湾。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7年，罗伯特·兰辛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华“门户开放”的《兰辛—石井协定》的谈判签订者。

由于以上这种裙带关系，1907年，约翰·杜勒斯在19岁时就担任了清政府出席海牙和平会议代表团的秘书。他早年就有法西斯倾向，并同德国纳粹分子相勾结。

1916年，23岁的艾伦·杜勒斯就在美国驻维也纳和伯尔尼使馆工作，1922年成为美国国务院近东局负责人，1926年后曾为美国驻华顾问。

杜勒斯兄弟对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力量都有着无比的内心恐惧和刻骨的仇恨。但在主张上却是一对“截然相反”的兄弟。大哥好鼓吹“冷战”，小弟则热衷于“秘密战”；大哥喜欢炫耀实力，以炸弹压人，小弟则讲究搞情报，力图给人背后一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作为弟弟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出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赞成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苏联）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在此战略中，艾伦·杜勒斯还特别强调，“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苏联）的社会存在”。

从有文字记载看，继而丰富发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构想的是乔治·凯南。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致电美驻苏联大使，征询对苏联内政外交行动的看法。当时，主持美驻苏大使馆工作的代办乔治·凯南日夜疾书，于2月22日给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1947年1月，凯南在这份电报的基础上撰写成《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其中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继凯南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他在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于1949年8月5日公布了所谓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和他本人同年7月30日致杜鲁门的信。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编好白皮书的1949年7月30日给其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设想。他明确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后来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具体战略设想的蓝图。

作为哥哥的约翰·杜勒斯是杜鲁门政府发动朝鲜战争的点火者。在他担任国务卿的6年间，他制订推行着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好战计划。但1953年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约翰·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旨在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约翰·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尽管杜勒斯兄弟和乔治·凯南、艾奇逊等人提出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相当于当今流行所说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和领导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侵略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同时也促使其越来越倚重杜勒斯兄弟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在苏联内部找到了他们的同盟军，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乃至叶利钦等人。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始终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共产党的演变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继续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杜勒斯兄弟等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深感这一战略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有极大的可能性在可以预见的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毛泽东为此而深忧。约翰·杜勒斯曾说：“‘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忠告永远是有益的。”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指出：约翰·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这就有了1959年6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杜勒斯言论选辑》。

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杜勒斯兄弟等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更加重视培养接班人问题。他首先从教育入手，并十分注重对干部子女的教育。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毛泽东在“第九评”中亲笔加了一段较长的话。这段话十分重要，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多数没有读过甚至有的毫不知晓，读过的老同志中有的亦可能淡忘了。恕笔者在这里全文引出如下———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该篇长文在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之后紧接着说：“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温室里可以栽培出种种艳丽的花草，但养育不出参天大树。更何况，种种大风大浪本来就是社会发展客观进程中的必然之物什，是人类文明进步中必然呈现之状态。人、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使之提前或推后而已。仅靠哼着小曲行进在林荫道上就能步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无疑是庸人梦呓般的幻觉。这是几千年来一部人类文明史或说血淋淋的吃人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铁律。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打破了这一吃人历史的进程，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却又承续了这一历史的记叙。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又见微知著，高度重视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惨痛现实的总结。

毛泽东始终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挂在心上。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与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说：“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甚至明确表示：“我死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会晤结束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对前来给他检查身体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几千年私有制的成长、壮大和完善，由于几千年私有观念的渗透、侵蚀和浸泡，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影响、引诱和引导等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要比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困难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毛泽东几乎耗费了晚年所有的心血。他想了各种办法，但往往效果不大。后来，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大民主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及其内心世界最为真实、最为真切的展示。所以，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时明确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持“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看法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便是站在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讲话。

1975年11月至1976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尽管毛泽东清醒地知道，对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但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原设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各地、各大院校的一些红卫兵却头脑膨胀，从私心出发，争当“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笔者注）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1968年夏，各地武斗加剧，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其中，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派到全国各地的串联队伍及联络站与各地高校驻北京的联络站则起到“煽风点火”之作用。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作为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五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5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通过与五位红卫兵负责人的谈话，老人家可能想到了，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从幼儿园门进学校门，再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是培养不出合格接班人的。但这些年轻学生最终是要接班的。老人家可能想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易子而教”。毛泽东是农民出身，农民最苦，让生活最苦的农民给这些孩子当几年父母行不行？但老人家可能也深知，把数千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吃苦”，甚至是吃大苦，这些青年中的不少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可能会对自己有不少怨言甚至怨恨直至记恨，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了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伟业，你们骂也好、恨也好，我这个老头子认了。这就是不计个人毁誉、敢于“反潮流”的毛泽东。经过5个月的考虑，1968年12月，毛泽东大手一挥，毅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中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运动的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为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为57.1%。青年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根本的障碍。

当然，我们也绝不否认，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遭受了不应有的极大磨难，甚至有的还长眠于祖国的穷乡僻壤。这其中，有党政各级领导工作上的失误或错误，但有不少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所致，有的甚至是党内腐败分子和社会上各种渣滓、罪犯的作孽。

如何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等人和毛泽东都是代表本阶级的大战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杜勒斯兄弟等人创立的是“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的是“反和平演变”理论。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前者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而后者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和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才刚刚开始。在他们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上任何其他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关著名专家学者，可以寻找他们哪一步迈得或早或晚，哪一步迈得或左或右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从本质上说，其他人对此有价值的新的实践和新的见解，都只不过是对他们各自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与杜勒斯兄弟代表着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历史的最高处。当然，我们也决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着，在永恒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产生新的更为杰出的代表人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继承或扬弃他们前辈的基础之上而产生。

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一宏观决策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一级一级，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与一大批年轻人一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更是历史之必然。

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多年来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和检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

五、比较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自信

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

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一不同好比是血液、骨肉和灵魂的不同。不同国家在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当然可以也应当相互学习借鉴，但这其中也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如同衣服和皮肤，衣服可以随意置换，而皮肤与骨肉、血液和灵魂往往是生死相依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正确地选择接班人。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并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届数作出具体规定。

1982年9月6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表明，我们党明确不赞成的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但对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连续任期届数并无明确的制度性规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所以自党的十二大以后便形成了党的总书记任期届数与国家主席的任期届数相同的惯例：往往都是连任两届共十年。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从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看，2017年，美国再次进入金融危机；2018年，世界再次发生金融危机；2019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全球霸权，把我国当成他们的最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围堵和极限施压，这种施压本质上是国际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两种道路的躲不开、绕不过的生死之争，是美国要肆意推行的“冷战”的继续，并必将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断定，今后十年左右，这种激烈、严酷的斗争，极有可能是又一个巅峰，甚至关涉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毛泽东关于“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一著名论断，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线思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作好美国决然、绝然与我全面“脱钩”的最坏打算。

从国内形势看，党的十八大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等一系列成果，令世人为之引颈。但在政治特别是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面，存在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问题；在经济方面，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在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方面，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前，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校正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是，党和国家建设中多年的积弊，并不是一个短短十年能够完全纠正和消除的。而实践已经证明，“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中央政治局信，向中央请求辞去当时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对外交流不断增加，领导人外访和接待外宾的次数也越来越多。1993年3月，杨尚昆任期届满后，江泽民又接任国家主席一职。在江泽民的任期届满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一职，从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兼任国家主席以获得国家元首的身份开始制度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胡锦涛卸任国家主席后也承继这“三位一体”的惯例。江泽民说：“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们党毅然打破过去的惯例，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党的二十大在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两个确立”，明确要求全党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这不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长周期世界历史经验分析，未来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大国乃至政治阵营间的较量将更加激烈。大国之争突出表现为政治力和领导力的竞争。领导人对国家的政治力和领导力有关键性影响，对国家的治乱兴衰和成败输赢起着不可估量的关键作用。人们常说，要勇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甚至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相关例子，以说明他们是多么重视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发展和国际斗争的重要性。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在西方经济危机与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1933年至1945年，在美国历史上曾连任四届总统，为美国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美国战后70年的地位打牢了基础；1942年出生的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已81岁，但仍要竞选下一任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我们常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个地区或行业换一任党政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人一更换，就要换一张“蓝图”。前任规划的“蓝图”有问题，当然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但前任的规划是正确的，有的后继者却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名义进行调整。他们认为把前任“蓝图”接着绘，辛辛苦苦绘成了，也仅是在为别人的政绩“添砖瓦”。这种不正确的政绩观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有人提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任期制，为什么没有出现“杀鸡取卵”等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比如美国的总统及国务卿不管经济，仅仅分管一定的外交事务和国内一定的社会运转管理职能等，因而可以采用任期制。更为主要的是，在美国一个“显性的任期制”背后，是由世袭嫡传的大垄断财团这一“隐性的终身世袭制”起着基础和根本的作用。

美国是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被称作“托拉斯之国”。在美国，许多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都是被几家甚至是一家大公司所垄断。近些年，这些垄断大公司把工业，包括近几年新发展起来的生物基因和医疗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组成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巨大银行和巨大企业相结合的垄断联合即垄断财团。这些垄断财团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方面有着决定性影响。1892年，恩格斯指出，“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1917年，列宁指出，“美国解放奴隶的战争在1865年就结束了。从那时起美国的亿万富翁就成长起来了。他们把整个美国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和作家乔治·赛德斯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著名著作《一千个美国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写到：“由杜邦、普由、梅隆、洛克菲勒以及其他家族组成的少数亿万富翁集团……控制着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国会和总统本人。”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是由“一千个美国人”进行统治的话，发展到现在真正统治美国的不过是3000余人的极富有人群。美国建国240多年来的实际统治者就是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摩根等几大家族。这些极富有人群通过金钱统治美国的方式多种多样。这里仅列举以下几种：

一是操纵驴象两党和总统选举。美国的宪法并没有直接涉及政党制度，但在美国建国后的历程中却逐渐形成垄断财团实际控制两党制的政治惯例。大家都知道，美国民主党的党徽是驴子，美国共和党的党徽是大象。“驴象之争”在美国是代指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争。1892年，恩格斯就指出，在美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在目前，整个大工业还是共和党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占有制则是民主党的核心。这种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土壤”。从表象上看，驴象两党有时竞选十分激烈，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你死我活，比如现在的拜登与特朗普之争。但这种表象仅仅是美国不同大财团在前台的表演而已。洛克菲勒家族等财团一向以共和党身份在政界活动，但又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资助民主党政客竞选总统和各级官员。按法律规定，美国普通民众个人向竞选人捐钱不得超过1000美元，但垄断财团对其中意的候选人出手相当阔绰，已经形成惯例，从来没人追究。这也就是说，垄断财团本质上并不是在驴象两党而是在两党推出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抉择。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之后，驴象两个政党之间在其表象上的区别亦愈来愈小，甚至斗争的焦点仅仅是集中在关税率高低等这些狭小的分歧上。驴象两党及其历届推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在国内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在国际上维护美国霸权主义、反对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国内外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是高度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时甚至无比激烈直至殊死决战，但仅仅是在于如何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在国内维护其统治，如何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以及采用何种方式和方法而已。不仅如此，谁若要参加竞选总统，必须事先声明本人只能属于驴党或象党，否则，你就根本不可能被印在州政府选票候选人的栏目里。美国除了驴象两党外，还有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党，但这类小党根本无法撼动驴象两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美国只搞“两党”的轮流执政，而产生不了“三党”或“四党”轮流坐庄。1988年10月27日，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在电视上公开承认：驴象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特殊利益集团提名的，与普通民众无关”。正因如此，1891年，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也就是说，驴象两党在总统竞选中无论哪方获胜，都是不同甚至是同一个大财团的实际掌控，丝毫改变不了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命运。虚张声势的所谓的两党制，不过是转移人民对于自己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关注，是反对人民追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工具而已。1957年，毛泽东指出：“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谁能当选美国的总统呢？1846年，恩格斯即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列宁指出，西方“除了银行和工业进行‘个人联合’以外，这两种公司又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列宁还说，“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美国东部财团长期操纵着美国总统的选举。有些年份，无论当选还是落选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华尔街金融寡头推出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西部与南部新兴军火财团势力迅速增强，由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领衔的东部财团的地位相对转弱，直至1963年代表洛克菲勒等财团利益的肯尼迪遇刺。有的垄断财团的头目还亲自出马竞选总统担任总统、副总统。但是，在保持与巩固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使无产者和其他劳动群众继续处于受压迫、被统治地位这类原则性根本性问题上，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方针是有其连续性的。这就是西方国家敢于实行任期制的自信所在。翻遍美国总统选举史，当选的总统都属于资产阶级，且多数属于大资产阶级。即使有不是大资产阶级出身的美国政界人物，经过大资产阶级的培养、扶植，照样可以成为这个阶级在政界的忠实代言人。

二是决定政府要职和国会席位。经济领域金融、产业、科技等垄断的发展，反映到美国政治上层建筑中核心的政府权力必然更加集中于联邦政府手中，激烈争夺美国政府内阁要职和具有立法权的国会席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经过激烈甚至肮脏的争夺，美国政府内阁和国会重要职位，往往由财团代理人甚至资本家本人亲自出马分掌。列宁引用相关资料指出，“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1917年，列宁揭露金融寡头在官商之间不断进行身份转换：“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不论今天或明天，他们都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美国政府内阁成员和具有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大都由终身且嫡传超级富豪轮流坐庄。联邦国会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任期2年，但两者皆可连选连任，连任届数无限制，即终身担任。1917年，列宁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1918年，列宁又指出，“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

三是具有最后裁决资产阶级内部纠纷决定权的美国联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美国各级联邦法院（联邦地区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是以总统提名、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方式任命的，并实行终身制，当然，本人申请退休或遭国会弹劾者除外。美国作家、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有句名言：“法律从不会使人自由，而人则必须使法律自由。”

四是兴办或资助种种智库，左右国家的内外政策，其主要成员和骨干往往是终身制。垄断大资本不仅掌控国家机器，而且利用它们直接兴办或资助的种种委员会、协会、同业工会等影响政府决策。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从建立那天起，一直由东部的大财团资助，其成员和财务支撑大部分来自美国企业中的国际派。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是该委员会的主要捐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有近千位成员在政府任过职。该委员会成员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侵略越南的主要策划者。20世纪80年代，美国排名前100家公司中的70%至少有一名职员或董事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又如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其大部分成员来自有影响的美国垄断资本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主要是对美国政府制定国内政策施加影响。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承认：“在处理有关国内问题时，政府对经济发展委员会提供的评议比其他组织所提供的更加重视。”再如各种基金会。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金融寡头设立种种基金会。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是大公司的董事或政府高级官员。20世纪初美国开征所得税和遗产税后，基金会不仅成为资本逃避税收的手段，更是财团对美国内政、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成为美国在其他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据美国媒体研究中心《商业》杂志的分析人士撰文说：“乔治·索罗斯向一些组织注入320亿美元，在全球传播他在堕胎、环境极端主义以及性少数群体主义等方面的激进‘开放社会’行动计划，这笔钱取得了收效。”美国种种智库的有成就的主要成员和骨干往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年整整100岁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至今还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五是在美国政界、财界、智库这三者“旋转门”之间转来转去的富豪及其代理人是终身制。被称作“旋转门”的机制，也是我们了解美国腐败的最便捷的切入点。所谓“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美国垄断财团通过一些离职的国会议员、离职的国会工作人员与国会交往，亦称“院外活动”。从事此职业的人只要是经过登记的便是合法的，其交易往往是在国会走廊里达成，故有“走廊议员”之称。这些人所获得的年薪，往往比国会议员的年薪还高。垄断财团利用这些人对议员进行游说、贿赂甚至恐吓，使之通过有利于或阻挠不利于财团的法案或相关条款。大体而言，“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组织进入政府的“旋转门”，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并担任要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这就可能为他们曾经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好处。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卸任的政府官员充当游说者后，可以利用自己与政府的联系来为现在所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利益。在当今的美国，“旋转门”司空见惯，而且运转良好，并且已经成为当代美国腐败的加速器。这种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以游说来达到一己之私的现象，便是被称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国“第四权力中心”。它不仅开创了一种腐败文化，而且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披上了“合法”外衣。金钱是进入上述两种“旋转门”的入场券，很多财团在游说上每年都要花费上百万美元甚至更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思认为，“富人对穷人”的“主要战场在华盛顿。突击部队是蜂拥进入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各部和行政部门的企业说客。弹药是每年用于联邦游说活动（2020年估计为35亿美元）和竞选捐款（在2020年联邦选举中估计为144亿美元）的数以十亿计美元”。

六是兴办种种媒体，制作影视，操纵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的舆论。在美国，新闻媒介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美国的新闻报道打着“无党派”旗号，奉行所谓“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其实，在种种媒体的背后，都是种种资本坐庄。资本直接兴办媒体，甚至一家垄断资本同时办表面上观点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两家媒体，并让其对骂，这样既有商业效用，又可装饰为所谓的“新闻自由”。广告的介入又逐渐使新闻媒体走向所谓“现代企业化”，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成为比实体制造业产出更高暴利的行业。对于一些不听话的“越轨”媒体人，雇主则很快将之解雇。2023年1月22日，美国FISM电视网报道，美国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在2016年至2020年其间”，“至少花费了1.31亿美元来影响253家媒体”“收买54名有影响力的媒体人”，“记者成为世界上最不受信任的群体”。资本兴办的种种媒体、制作的影视，不仅维护着资本的眼前、局部利益，同时维护着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长远、根本的利益。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主编的一本讨论文化重要作用的文集中引用了丹尼尔的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并信奉基督教，连美国所有的新总统在就职典礼时都要手按《圣经》宣誓。美国历任总统就职典礼的结尾词一定是“God bless you，God bless America”，意思是“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美国”。而不说“宪法保佑公民和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哪句话都可以变动，只有这最后一句是肯定不能改的，一个字都不能动。美国好莱坞电影所生产的电影核心价值观是围绕《圣经》和基督教文化所宣扬的自由、博爱、家庭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美国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美国的统治思想，种种媒体和形形色色的影视，是垄断资本统治美国社会思想、思潮的生力军。201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A&M大学（德州农工大学）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当一名学生就沙特这个有争议国家的外交政策提问时，蓬佩奥回答道：“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这几句话在现场引发了热烈的鼓掌。请注意，美国垄断财团和当局的撒谎、欺骗和偷窃，主要是通过种种新闻媒体及其各种文化传播工具而实现的。

七是与五角大楼密切融合，竭力推行军备和战争政策。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后，西方垄断资本为了把统治的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以维护自己的永久统治，更是千方百计地与国家的军事部门直接结合。美国垄断财团把大批退休军官和国防部的退休、退职官员安排到公司任职，或把公司的头目“输送”到国防部任职。这样，美国政府每年的巨额军事采购，就绝大部分为少数垄断财团所包揽。美国垄断资本不仅每年从军事订货中获取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且可以在全球不断点燃战火。

美国垄断资本就是通过以上种种赤裸裸或隐蔽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用金钱统治着美国的角角落落，并企图统治世界的各地各方。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美国等帝国主义在国内有着这两种职能。在国内，平日主要采用“牧师的职能”，但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之时，刽子手的恐怖和专政即“刽子手的职能”就公开暴露出来。美国等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特别是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着这两种职能。对外，他们策划种种恐怖行动，甚至以战争相威胁直至付诸行动，就是他们的所谓“硬实力”，这就是他们的“刽子手的职能”；通过种种“交往”隐性或直接地对一些国家的上层采取收买等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就是他们的所谓“软实力”，这就是他们的“牧师的职能”。支撑这两种职能的决定性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全部取决于金钱”。1918年8月，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尖锐指出：“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在地理条件上处于最安全的地位。他们发财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向自己进贡的国家。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为了共同分赃、互相‘帮助’（在压迫工人与迫害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方面）而缔结的龌龊的秘密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得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血迹，都有一千万死者和二千万伤者在英国或德国强盗为争夺更多赃物、英国或德国刽子手为争先摧残世界弱小民族而展开的所谓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所洒下的鲜血。”从当年列宁的论述看，105年过去了，人类科技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但以美元为媒介的金融垄断资本来到人世，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必要时，它可以悍然炸毁北溪管道，又可以明火执仗动用军队，从叙利亚抢掠石油。

一些人拼命鼓吹新自由主义，就是起着美国等帝国主义的“牧师的作用”，企图使我国走上全盘私有化之路，在政治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彻底走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资本当家作主。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最大的“软实力”，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可以变物质。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以及现在的航天技术这些全球领先的“硬实力”即物质都是由以上我们的“软实力”转化而来的。如果我们走全盘私有化之路，我国不仅不能像美国那样强大，反而会重蹈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之老路。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生产相对过剩。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他们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价格，但绝不会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垄断集团之间，便进入生死撕咬之争，绝做不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这种意义上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宪法一直赫然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

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指出：“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的多。”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垄断财团以金钱为依托和灵魂构筑的权力。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总统”“参众两院”，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新闻自由”即笔杆子和“军队国家化”即枪杆子这“两杆子”，“司法独立”这“一独立”背后，全部都是被金钱即资本操纵。2016年3月6日，参选大亨特朗普明确承认：“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恰如前台表演者全是被背后金钱即资本这根线或这双手操纵的木偶。这不仅维护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还有力维护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从形式上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都是“民”，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但是，所谓“一人一票”貌似公平的选举，本质上都是大资本在最终操纵，由大资本少数人当家作主。由于人们对形式公平而本质不公平的厌恶，美国总统选举率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一些年特别是近些年，在总统选举中，只有50%左右的美国成年人参投。2000年是乔治·沃克·布什即小布什对阵副总统戈尔竞选，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最有争议的一届选举。普选票中，戈尔比小布什多50多万张票，即戈尔赢得了普选。经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最后投票裁决，最终小布什获得了比戈尔多4票的271张选举人团票，成为自1888年选举以来，首位在普选中以少数票获胜的总统。资本主义虽然有口号上与形式上的平等，但要看到，资本主义既有“一人一票”这样的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实际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列宁把这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并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自由派用谎言掩盖着的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不了解的一个特点”。普通民众虽然在形式上有“选举中的神圣一票”，但选举之后，统治者便千方百计排斥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除在管理国家之外。资产阶级议会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是资产者压迫无产者的工具，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内容。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严重背离，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行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具有出于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特别是党的领袖的作用。早在1965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修正主义问题时明确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因此，建议从现在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逐步恢复毛泽东时代已实行过的“老中青”三结合制度，把真正信仰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即具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衷，坚持人民至上的“老中青”选入各级尤其是中高层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担任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人民至上是道，是纲；其他都是术，都是目。另外，建议党政各级领导班子不要轻易频繁调动，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避免不必要的换一届班子就要换一张蓝图现象的出现。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政治学研究”，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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