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谢“‘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高端学术论坛”安排我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我感到，陈先达老师在当代中国马哲界是一座“高峰”，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上午听了诸位老师的发言，很受教益，但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重要遗漏，就是忘记了陈老师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的，他是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起家”的，刚才梁树发老师的介绍弥补了这一缺憾。现在大家都在称道陈老师这几年发表的那些大块的政论文章、时事评论，觉得写得力透纸背，有“铁一般的逻辑”，但我想支撑这些论证的是他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和熟悉思想发展史的功夫。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若干年后来再来看这些文章，假如说它们的影响犹在，但陈老师那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著作《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走向历史的深处》可能更具学术价值。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这里我恳请老师们宽容地对待马哲界那些“有特点”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讨论“思想”不能离开“文本”，观照“现实”不能不结合“历史”，探究“实践”不能撇开“理论”。拿我来说，即便是在考证某一著述的不同版本、梳理某一概念内涵的流变，我也没有回避思想、现实和实践的意图，相反，觉得只有这些扎实的工作才能为后者的探讨奠定坚固的基础。因为这几对矛盾性的范畴之间不是单纯的一一对应、“原型-反映”的关系；就以今天会议的这个主题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之间绝对不像高考政治试卷中所判定的那样是抽象的哲学原理与对原理的运用、验证般的机械、单向和简略。

上午坐在主席台对面看着这个会标名称，让我想到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那些著述。马克思是我们这一领域研究的典范。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得以简略地表述，再加上《哲学的贫困》的申发，它获得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最初的理论形态，紧接着就爆发了1848年欧洲革命。按照以往的解释，唯物史观在这场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中得到“成功地”贯彻、运用和验证，而《共产党宣言》和1848-1852年间其他一系列政治文献就是这种“贯彻、运用和验证”的产物。然而，如果认真阅读这些著述，就会发现，其中所记录和评论的大量复杂现实问题和历史事件，却远远越出马克思此前所阐发的唯物史观的框架和界域，甚至对其部分重要观点构成严重的挑战，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拓展和深化既往的理论。这之后，唯物史观更为“经典的表述”出现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过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获得更为凝练而明确的概述，达到了某种程度上更为“科学”的理论形态。然而，如果回到当时著述的实际情形，就会知道，这是马克思构思以“六册计划”来结构《资本论》的尝试，只是他撰写第1分册的阶段性成果；它决绝的态度和思路甚至没有能够有效地“指导”和帮助马克思顺利进行第2分册的工作，盘根错节的问题也没有由此获得缓解，马克思只好通过写作“1861-1863年手稿”来寻找新的方案。所以，这部手稿的意旨根本不是单纯地根据唯物史观的一般方法对“剩余价值学说史”进行彻底的梳理和清算，而是借此探索更为合理而到位的关于《资本论》的结构，最后通过构筑“资本一般”的框架才形成“三卷四册”的体系。再后来，在三卷初稿完成后马克思整理出《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分析使唯物史观体系得到更为完善化的建构，然而马克思对此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从1867年第1卷出版到1883年他去世，在身体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近16年间马克思不断地观察资本时代的发展，发现了很多不能为既往的理论所包涵、统摄和解释的现象，于是开拓理论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深化和开辟研究领域，撰写了数量庞大的手稿和笔记。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做更为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但这些简单的勾勒足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诚然有它的基本原则，但更有复杂的因素、丰富的内涵和开放、包容的结论；对此，我们绝不能再对其做简单、抽象、教条化的理解。

至于“当代中国”，这些年我很少发表专门讨论这一方面的文章，但诚如怀玉兄刚才所谈到的，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可能不抱有一种情怀，考虑和关注它的当代效应以及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然而，令我感到忧虑的是，在今天，中国传统、中国国情、“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向先进和真理学习，拒绝自我剖析、反省和总结，拒绝开放、变革和转型的借口、依据和理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能仅仅限于提出一些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更应当是一种思想体系、基础理论的建树；它所解决的也不只是关于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而应该致力于为人类超越资本逻辑寻找新的文明形态；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阐发，则必须借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当代全球化态势的准确把握展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们受惠于这个时代，不仅个人生活和命运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随之思想、观念也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包括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量新的原始文献的问世和解释语境的变迁，暴露了原来的认识在客观性、准确性和时代性方面的欠缺，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者，我们不能停滞于过去的思维框架内延缓甚至阻碍，而应当大力推动和促进这一趋势和潮流。

这是我肤浅、朴素而真诚的看法。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   聂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