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埃及文科生恶性膨胀的前车之鉴 与如何破解中国文科生就业难题

点击：  作者：刘云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4-02-02 13:35:14

 

 

根据人才招聘网络平台智联招聘《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2年而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仅12.4%，而在就业形势更严峻2023年，文科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严重的是把这几年毕业即失业的文科生叠加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也必然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埃及失业文科生恶性膨胀所引发“阿拉伯之春”就是前车之鉴。为此，笔者建议，在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压缩文科生过大招生规模同时，应通过紧缺工科专业的扩招，以“工科人口红利”与“以工带文”的就业模式来为文科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埃及文科生空谈误国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在空谈误国上也应吸取国外教训，埃及人特别是埃及文科生也算是空谈误国的典型。

 

埃及《金字塔报》是埃及也是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文日报，2012年初，《金字塔报》记者曾到浙江义乌进行采访，随后在《金字塔报》发表长篇报道，介绍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与小商品经济的盛况，记者在报道的最后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埃及没有建立起类似义乌的小商品城与小商品产业，而是只能从中国义乌大量进口小商品？

 

2013年，时任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曾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请多关注小企业主的中国梦”，他在文中提到：三年多前，我来义乌履新，一位朋友介绍，义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不是交通枢纽，没有丰富矿产，也不是大型城市，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却能连续18年创造了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成交额榜首的奇迹。三年多来，这个“奇迹”还在持续，但作为负责这个城市全局事务的一名地方官员，我的体会却有一些变化：义乌没有“奇迹”，因为那些所谓的“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而是数十万义乌人和上百万从全国各地来的“新义乌人”一点一滴干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扎扎实实打拼，实现着自己的“义乌梦”，最终汇入13亿人的中国梦。

 

义乌市委书记这段话以其亲身经历很好解释了《金字塔报》记者的疑问，即义乌的小商品经济奇迹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义乌人实干出来的，义乌人靠实干实现了自己的“义乌梦”，也间接助推了“中国梦”的实现。

 

从2011年导致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阿拉伯之春”到如今的“阿拉伯之冬”， 埃及“空谈家”太多也许是引发埃及及中东政局与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有句阿拉伯俗语说道：什么是好书——开罗人写，大马士革人出版，巴格达人阅读。这句俗语意识是指，开罗人（埃及人）善于提出新思想，有商业头脑的大马士革人靠出版赚钱，而巴格达人热衷于阅读。去过埃及首都开罗的国人都知道，虽说埃及经济落后，但传媒出版业却超前发达，街头上出售报刊杂志品种很多。看来埃及人善于提出新思想不假，但只一味于提出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却不努力付诸实施与行动，那就有空谈误国之嫌。正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所讽刺那样： 法国思想家放在图书馆那些著作足够我们研究好几个世纪。西方演讲学发展简史根据文字记载提到，最早认识口才价值和意义的并不是后来擅长演讲古希腊人，而是古埃及人, 时间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时代。大概由于历史与遗传，埃及人的口才不错，不少人都能对国内外政局与时事发表自己的滔滔宏论，本来埃及的“空谈家”就不少，可埃及高校却不断培养出超量的文科“空谈家”，使埃及反受其害。

 

二埃及和其它中东国家高等教育失衡现象

 

埃及著名的曼苏拉大学，2016年该校的工学院学生人数仅为8100人，医学院为8200人，而文科类商学院却为25500人，艺术学院为19500人，法学院为17000人，教育学院为14000人，仅从这组数据对比中就可发现埃及大学中，文科生与工科学比例失衡非常严重。别以为埃及工科生数量少，素质就一定高，在埃及，高中成绩最好的理科生一般报考医学院，差一些的才进入工学院学工科。

 

与埃及类似，在中东各国的大学中，高等教育失衡现象十分严重，其表现为工科高等教育过于薄弱，工科生招生和就读比例偏低，而文科高等教育则一枝独秀、急剧膨胀，文科生招生和就读比例过高，这可以说是中东各国大学的通病。在中东国家的大学中，文科生比例大概占2/3，在剩下1/3的理工科大学生中，学医的占大头，除去医学、农学、师范、基础科学等专业，学工科的学生仅占在校生人数的10%左右，是绝对的少数派。但并不是少而精，工科生质量也不怎么样。一些曾在中东国家工作过的中国工程师，对与之打过交道的中东国家工程师评价是，除少数工程师外，多数工程师仅勉强合格，部份工程师根本就名不符实，技术素质差，常犯低级技术错误，连一些简单技术问题也搞不明白，不知道这些所谓工程师在学校是如何学的，在工作中是如何混过来的。

 

奇瑞老总伊同耀介绍说，奇瑞在叙利亚开了一家分公司，当地人对懂技术的中国工程师很崇拜，有一年伊同耀到斜利亚分公司为当地员工进行了一次培训，一年后，伊同耀再次到斜利亚分公司视察工作，发现一年前他讲课时在黑板上写的字竞被当地雇员完整保存下来，伊同耀笑着说，他当时感受到一种像神一样被顶礼膜礼的感觉。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中东国家自己的技术不行、工程师不行，那就只能依赖别国的技术、产品与工程师，只能靠出口石油来换回自己所需的工业制成品，这充分表明了工科教育薄弱是中东各国的软胁。一是国家层面上对工科教育重视不够。二是由于伊斯兰宗教对现代科技有一定的抵触性，即你接受现代科技，就必须放弃自己信奉的一些宗教教义，至使不少学生不原读工科。三是自身素质问题。中东多数国家是二战后独立后，这些国家原住民不少是沙漠游牧民族，其领导人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原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出访时，宁肯住在自己的搭建的大帐內，也不愿住豪华酒店。从世界范围来看，农耕比游牧更复杂，农耕技术要求更高，因此，农耕民族智商要更高一筹。尽管这些中东国家可依靠石油财富一步跨入现代社会，但其游牧民族本性决定了其接受高深工科教育会感到困难和不适应，对工科有一定的抵触和畏惧心理。

 

学工科的人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思维、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学工科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非常重视可操作性，光吹牛是不行的，要把东西做出来。二是只把东西做出来还不行，还要把东西做漂亮，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因此，工科好学难混，数理逻辑是最严谨的，稀里糊涂混是混不出来的。这种严谨、求实、精细、踏实的作风和习惯，从校园带到社会，会影响人的一生。凡有工科学业背景和技术工作背景的人，一般都崇尚实干，不爱空谈。对比之下，那些热衷于空谈却不爱实干的人中，以学文科居多，中外都是如此。

 

单就埃及人来说，不愿读工科也是有原因，因为读工科、当工程师，搞技术工作是无法靠空谈解决问题的，搞技术钉是钉、铆是铆，不行就是不行，无法不懂装懂。从时间上看，从一名工科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合格工程师，最少也得七、八年，“十年磨一剑”是最起码的时间跨度，这是由工科技术人才成长规律所决定的。“十年磨一剑”要求青年学子必需得摒弃浮躁心理，得耐住寂寞，得脚踏实地，甘坐冷板凳，得长期刻苦钻研，以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这显然与埃及人热衷于“空谈”的民族性格有些不符。对比之下，文科人才是典型的“速成”人才，毕业后能在短时间内从事相关工作，如一位新闻专业毕业生马上就能以实习记者身份去釆访，不管新闻写的好不好，肯定能写岀来。对埃及人来说，与其选择又苦又累，难以“空谈”的工科专业，不如选择“速成”的文科专业，既轻松好学，还可以随心所欲进行“空谈”

 

三  埃及工业屈居“老四”的代价

 

埃及等中东国家高校培养的工程师数量偏少，质量更不行。埃及等中东国家的教训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工科高等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一流工程师，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先进、庞大的工业体系，落后工科教育拖了埃及等中东国家工业的后腿。

 

埃及从总体上来看仍是农业国，工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埃业工业以附加值偏低的纺织业、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为主，工业从业人员仅500万人，仅占全国就业总数的16%，如此小规模的工业为埃及提供的就业岗位明显偏少。而埃业工业却发展缓慢，技术落后，提供就业机会少，是与埃及人热衷于空谈所导致的工程师数量少、水平低密切相关。

 

埃及经济有所谓三大支柱产业，即苏伊士运河收费、侨汇、旅游业。苏伊士运河收费一年有50多亿美元，埃及侨汇是埃及人出国到中东石油富国打工所挣外汇，这两项外汇收入虽能给埃业创造一定就业机会，但数量有限。凭借金字塔的金字招牌，埃及旅游业可谓一枝独秀式的“超发达”，全国直接间接以旅游业为生的人多达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埃及容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头号经济支柱。如果埃及类似于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那样的中东小国，如果埃及是个仅一、两千万人的人口小国，那么这三大支柱产业是可以为埃及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偏偏埃及是中东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人口多达上亿，其人口高出生率长期居高不下，所以这三大支柱产业不可能为埃及不断增加的失业青年与青年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埃及的薄弱的工业连三大经济支柱都排不上，顶多是“老四”，也不可能为失业青年与青年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前途，不上街“闹革命”才怪。

 

学工科、干工业没有任何徢径可走，最忌讳空谈，必须认认真真的学，脚踏实地的干，唯有实干才能“兴工”，这就是埃及工业屈居“老四”的前车之鉴。

 

四失业文科生为何成为“网上空谈”与“网络革命”积极参与者

 

埃及一直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依靠大学免费教育，埃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初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大众化，而中国是在1999年高校扩招后才逐步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埃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质上是文科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没有因此培养出更多的工科生即未来的合格工程师来发展埃及工业，却培养出大量过剩的失业文科大学生。所以尽管埃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非旦没有为埃及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工程师来发展埃及工业，反而为“网络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失业文科大学生。

 

与中国类似，埃及来自农村与小城镇文科生毕业后不大可能回自己家乡，主要滞留在大中城市，然而埃及大中城市又不能给这些文科大学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同时埃及人口城市化比例比我国还高，达到70%，仅首都开罗人口就集中全国人口五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埃及失业文科生主要集中在开罗等大城市，他们的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成为无住房、无配偶（无老婆）、无稳定职业的“三无青年”。

 

在埃及，不少过三十的“三无青年”仍无法结婚成家，也不会拥有自己的后代，这在特别重视传宗接代的伊斯兰国家必然被人歧视和耻笑，他们就会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很轻易地变成了愤怒的“叛逆一代” ，通俗的讲，成为中国人所说“愤青”，埃及这些“三无愤青”走上街头闹事是必然的。

 

德国《明镜》周刊称，埃及的一组数据陈列出了中东国家动乱之源的一个通病在那里，当埃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2／3，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九成没有稳定工作，半数人没有结婚。德国《明镜》周刊给出了这样的总结：“阿拉伯危机：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老婆”。

 

当然，埃及的“三无愤青”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失业文科生，对现实最不满的自然是受过高等教育失业文科生，他们就利用网络平台发泄自己不满。过去埃及人“空谈”途径主要是面对面交流与纸质媒体的报道，受众范围与影响人数均很有限，而网络平台极大扩展了受众范围与影响人数，这也许可称之“网上空谈”，但其影响和范围不知比传统低媒大多少倍。

 

埃及不少失业文科生无所事事，有的是上网时间，于是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如今“阿拉伯之冬”， 埃及数量庞大的失业文科生通过“网上空谈”，利用互联网“推特”、“脸谱”等“网络2.0”技术兴风作浪，掀起一场“网络革命”，即在网上联络、组织和扇动更多的人走上街头与广场“闹革命”。在埃及变局中，“推特”等网站成为青年人发动倡议与组织抗议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而2011年起源于埃及的政局、社会动荡，之所以在整个中东地区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阿拉伯之春”，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上空谈”与“网络革命”推波助澜成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

 

2008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向白宫提交过《中东青年膨胀：机遇还是挑战》等报告，建议美国利用中东国家的“青年膨胀”问题，重新塑造中东青年的政治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将“网络与青年的结合”转变为一支促进中东国家变化的巧力量，加速中东地区向“民主和自由”转变。

 

实事证明，埃及大量失业文科大学生是中东“网络空谈”与“网络革命”最积极的参与者与组织者，“网络空谈”到一定程度而失控就会引发“网络革命”， “网络革命”最终转化为现实中“街头（或广场）革命”。所以埃及等中东国家的高等教育失衡即害了国家，也害了学生自己，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

 

五 谨防中国的“大龄蚁族”演变为中国版的“三无愤青”

 

其实在中国也存在类似埃及的文科高等教育过度膨胀所导致的文科生就业难的问题，文科扩招不需要配备昂贵的实验设备，培养成本低，招几个老师，找几间教室就可开课，于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来，经管、金融、法律、新闻、英语、艺术、播音主持等热门文科扩招幅度达十多倍甚至更多，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成了文科大扩招，社会那容纳得了如此天量的文科生，文科生就业难是必然的。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牵头进行的一项国家级课题“大众化阶段的毕业生供求状况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显示，1998年全国高校开设新闻系的仅有70余所，总招生人数是5920人。但是到了2010年，全国已有500多所学校开设新闻系，招生人数达75000人。中国的新闻媒体岗位有多少？2000年，新闻记者14万人，播音主持7万人，两者总计21万人；2010年记者19万人，播音主持减少到5.6万人，两者总计24.6万人。这也就意味着，十年时间，传媒岗位增加不到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不过4千人，可2010年大学新闻系招生人数却比1998年增加了12倍。当毕业生带着满腔的新闻理想推开校门走出社会时，马上会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无冕之王的位置，而是残酷的就业冬天。很难进入到正规的新闻单位，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中。

 

文科生是与社会和人打交道，较之于与数字、公式、图表、机器打交道工科生，文科生更有思想、更激进，更不能忍受社会的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科生个个都是“思想家”，人人都爱高谈阔论。对中国那些就业难的文科生，或“蚁族”之类低薪不稳定岗位的文科生而言，他们对社会不满情绪正日益增长，虽不至于像埃及等中东国家失业文科生去积极组织“网络革命”，但互联网是他们最重要言论平台，他们会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网上空谈”，以各种方式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网络上激进的网贴、留言、微博、博客等大都出自于擅长思考与写作的文科生，有些激进的网上言论明显是造谣惑众，蛊惑视听，这势必危及社会稳定。

 

相关调查材料显示，中国所谓“蚁族”大学生大都是学供大于求的文科专业，对这些就业难的文科生来说，找不到相对稳定、薪酬合理的工作岗位那就只好先当“蚁族”作为人生的“起步”。“蚁族”不仅大量存在于北京，而且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如上海的“沪蚁”、武汉的“江蚁”、成都的“蓉蚁”、重庆的“山蚁”等，全国天量的“蚁族”们靠低薪养活自己还勉强可以，但难以买房成家。所以“蚁族”只能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个过渡阶段，不能永远当“蚁族”。30岁是“蚁族”们最重要的年龄“门槛”，如果本人年满30岁仍未摆脱“蚁族”的命运，还是所谓无老婆（配偶）、无住房、无稳定工作的中国版的“三无愤青”，其前景堪忧。这不仅让父母操心，而且本人也会怨天忧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大城市，以文科生为主的年过30岁的“大龄蚁族”正急剧增加，这些“大龄蚁族”中的一部份人就有可能转化为类似埃及的中国版的“三无愤青”，就会给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带来很大麻烦。

 

所以，文科生就业难比理工科就业难更麻烦，更不利社会治理。既然不能解决文科生就业难，文科专业就不能盲目扩招而应适当“减招”，这不仅能避免人为加剧文科生就业难问题，还能节省教育经费，有利于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

 

六  通过紧缺工科专业的大扩招所产生的“工科人口红利”能直接、间接带动更多文科生就业

 

下图为1月19日“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上的“国家卓越工程师”奖章图片：

 

 

正如笔者在1月23日昆仑策“一篇十年前发表的对今日中国预判的重要论文及现实意义”一文所分析那样，中国雄居世界第一的庞大工科教育规模是中国的强项与优势，这使中国收获了丰厚的“工科人口红利”(注：由于工程师基本上是学工科的，所以“工科人口红利”也可称之为“工程师红利”)。与埃及薄弱工科教育不会产生多少“工科人口红利”形成鲜明对的是，中国则可靠发挥“工科人口红利”的巨大优势来破解文科生就业难题，来为文科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应该说这方面潜力巨大，急亟高校系统与用人单位共同深入挖掘。

 

“工科人口红利”产生的前题是工科生必须有业可就、有活可干，所以“工科人口红利”的多少是与工科生就业率成正比，越是容易就业的工科专业毕业生所能产生的“工科人口红利”必然越多。特别是艰苦工科专业(如传统的地、矿、油、核等专业) ；培着“一专一能”专才型工程师的特色工业专业(如轴承等)，这两大类工科生就业率几乎是100%。一个常识是物(人才)以稀为贵，越供不应求的领域发展潜力越大，所蕴藏的“潜在红利”越多，所以这两类艰苦、紧缺工科专业理应作为工科专业扩招的重点。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表明，一个工科生就业后能以产业链、就业链方式来直接、间接带动3个以上文科生就业。如比亚迪工程师平均月薪为1.1万，这在如今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应是不错收入，而高科技的华为，有21万个高薪岗位（华为平均月工资2.5万元）。无论是比亚迪，还是华为，其大量的高薪岗位对当地服务业与文科生就业带动作用之大可想而知。

 

不久前，比亚迪老总王传福提出：比亚迪现有6万工程师，但数量远远不够，每年都从名校大量招聘工科毕业生来培养，未来将把工程师数量增加到20万以上。从汽车产业链角度分析，这20万工程师(工科生)主要集中在汽车产业链上游即汽车制造上，看似文科生就业占比不高，但在汽车产业链的中游与下游，文科生就业人数会多得多，在全世界几个汽车产业大国中，整个汽车产业链就业人数相当于该国就业总人数占比10%，是就业人数最多产业。以此来看，将来比亚迪把工程师数量增加到20万以上。即使按最低比例1比3计算，至少能为文科生创造60万以上直接与间接就业岗位，这可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再把国内其它汽车企业在产业链中、下游为文科生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计算在内，少说也在一千万以上，所以文科生真得感谢汽车产业大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就业机会。文科生不应抱怨工科类高校以“压文扩工”回归主业与对工科生的低学费是对文科生的“歧视”或“不公”，这恰恰是给文科生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众多的文科生也将从中受益。

 

工科生、工程师如何以间接方式来为文科生创造就业机会？华为与苹果手机是两个典型，几年前，苹果手机中来自中国配套元器件占比例高达50%以上，且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组装，苹果手机产业链的大头在中国，确实为中国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但自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后，苹果“站队”美国，大幅削减对物美价廉的中国配套元器件采购比例，目前己降至不足10%。而釆购自美国的配套元器件占比迅速提升到30%以上。美国人工费用昂贵，如果你现在买一台苹果新手机也等于间接供养美国高薪工程师。网上一个说法，“阿三”组装的充满咖喱味的印产苹果手机因西方拒收而“特供”中国，虽苹果对此否认，但大家可以去联想，你买苹果手机，还得间接供养“阿三”，是否有点恶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新手机从硬件到软件是100%中国货，其产业链是100%在中国，对每个消费者来说，你每买一部华为手机，就是间接供养华为手机产业链的高薪工程师与招聘更多的高薪工程师，这些高薪工程师又能带动服务业与文科生就业，这就是利已利国的“内循环”。

 

中国青年报有一个创业周刊，笔者阅读创业周刊一个体会是，一般而言，由于文科大学生对技术是外行，或对技术的了解有限，所以文科生创业项目大都集中在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生活服务业领域如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而这些创业项目正因为其技术门槛较低，有资金就可进入，创业者进入容易，但由于创业者过多，市场接近饱和，创业成功难度较大，失败率较高。而工科大学生则发挥专业所长，多选择技术项目（如某项发明）来创业，由于其创业的技术门槛高，竞争者少，更易取得成功。其实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均是靠技术创业项目取得成功的，苹果、微软的创业成功是众所周知的，也就是说工科生能通过创办苹果、微软这样的技术型企业，来为文科生创造不少直接、间接就业机会，这也算是文科生依附工科生就业的一个典型。

 

七 依靠工科生、工程师做大“蛋糕” 靠“以工带文”就业模式来带动文科生就业

 

从生活常识来看，如果没有“做蛋糕”师博的辛勤劳动，那么负责“分（卖）蛋糕”的售货员将无蛋糕可分、无蛋糕可卖。从这个角度讲，“分（卖）蛋糕”的售货员是依附于做蛋糕的师傅而生存的，那么只有“做蛋糕”的师傅增多了，才需要更多的售货员去“分（卖）蛋糕”。因此，售货员的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蛋糕”的师傅的数量与努力程度，“做蛋糕”师傅的数量越多，所需要的售货员越多，为售货员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所以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做蛋糕”，努力增加“做蛋糕”师傅的数量，这样才能给依附于“做蛋糕”师傅而谋生的售货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就是靠增加“做蛋糕”师傅数量的来带动售货员岗位的增长与就业。

 

文科生就业难有一个被忽现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文科生就业与“分（卖）蛋糕”的售货员类似，具有较大依附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科生就业都具有依附性，但相当部份文科生就业具有依附性特点。工科生(工程师)工作性质是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来做大(“工科人口红利”或财富)“蛋榚”，而文科生工作性质大都是侧重于如何分“蛋榚”。只有工科生通过技术运用与创新做出、做大（财富）“蛋榚”，文科生才有“蛋榚”可分，文科生才可通过“分蛋榚”方式创造就业机会。这就是以“做蛋糕”工科生数量的增长来带动“分蛋榚”文科生就业数量的增长，这可简称为“以工带文”就业模式，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与华为新手机是“以工带文”就业模式的典型，全国少说有上百万文科生依附这两家企业的产业链而就业。

 

现在我国钢铁、机械等传统工科专业毕业生严重供不应求，地、矿、油等艰苦工科专业毕业生更紧缺，大量“做蛋榚”性质工科生岗位虚位以待，那就无法为依附性质文科生创造更多的直接与间接就业机会，这是导致文科生就业难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缓解我国失业文科生“膨胀”的新思路是大力推行“以工带文”的新就业模式，通过强化工科教育，培养出更多合格工科生来满足工业企业用人需求。

 

如果不少行业的“工程师荒”、 “工科生荒”能得到缓解，有了充足技术人才支撑，可以相信我国工业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上将做得更好，企业将因此发展得更快更好，相应企业需要招聘更多的大学生，其中也包括一些文科大学生。此外工科生一旦就业就可通过增加其衣、食、住、行等消费与服务开支为其它人创造间接就业机会，而技术门槛较低的服务业更适合文科生，这就为服务业领域文科生创造间接就业机会。

 

但“以工带文”就业模式的实现存在一个严重障碍，浮躁心理严重的城市考生特别是独生子女丧失了对传统工科专业兴趣，他们只对大有“钱途”、能迅速出名得利的“分蛋糕”性质热门文科（如金融、播音主持）感兴趣。所以强化工科教育只能寄希望于仍信奉传统价值观与踏实肯干的农村寒门学子，这就需要釆用笔者在昆仑策2023年6月9日《王泽山钱七虎院士的选择对农村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启示》一文主张，以“免费工科生”来吸引全国优秀考生特别是农村寒门学子勇跃报考相对冷门却是国家急需的工科专业，这才有助于靠寒门学子的“做蛋糕”来缓解失业文科生“膨胀”现象。

 

八  工科类高校以“压文扩工”方式重回工科主业后 应将剥离的文科专业以“国有民办”方式运营

 

埃及文科生恶性膨胀的前车之鉴与今后必须更多的靠“工科人口红利”来缓解文科生就业难，决定了大幅压缩文科专业过大的招生规模势在必行。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与培养成本低，找几问教室就可“开张”的文种专业不同的是，培养成本高达文科专业七至十倍的工科专业就是有违市场经济逐利本性的“赔本买卖” (如重型机械相关专业)。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文科与工科应采用完全对立的调控手段，对国家紧缺、急需的工科专业(如重型机械相关专业)应釆用“反市场做法”，应以不惜代价、不怕亏本的决心，应以计划经济手段强行调控来大幅扩大招生名额。而对低成本与“有利可图”的文科专业则应基本上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调控，本节提出的针对文科专业“国有民办”这一市场经济调控手段可供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参考(说明：“国有民办”系笔者自创新词，后面解释)。

 

笔者在1月3日、21日昆仑策“盲目照搬美国宽口径教育模式的恶果与建言”与“建议停止创办全国首所“金融大学”，尽快筹办三所重型机械学院”两文提出，由于北大、复旦等老牌综合性高校的文科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大、中国政法大学等老牌独立性文科高校所培养的高质量文科生已足以满足社会需要，而工科类高校转型为综合型高校所培养的“工科版文科生”，因不被用人单位认可而就业艰难，建议为避免重蹈埃及文科生恶性彭胀的覆辙，大幅压缩文科专业过大招生规模势在必行，特别是要把工科类高校培养“工科版文科生”作为压缩重点。

 

清华等原工科类高校应以“压文扩工”来重回与强化工科主业，为靠“以工带文”模式来带动文科生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把工科类高校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滥办的文科专业基本剥离出去，以“国有民办”方式运营，以市场经济手段来节省教育经费，降低入学“门槛”，抑制文科专业过度招生，避免重蹈埃及文科生恶性膨胀的覆辙。

 

九算不清的大学生培养成本

 

教育部等五部门在2015年的《关于2015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注：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高校学费标准调整要按照“平稳有序、逐步推进”的原则进行，学费标准应严格按照不高于生均培养成本25%核定。也就是说落实《意见》的前提是必须先算清“生均培养成本”即平均每个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才能以此作为(收)学费标准，但高校“生均培养成本”能否算得清令人怀疑。

 

现在高校的多收费、乱收费早己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和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可不少高校“很委屈”地认为自己并没有多收费，也没有乱收费，因为很多高校都声称“我们是严格按25%的标准来收取学费，丝毫没有提高比例”。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是25%比例，25%学费标准是统一固定的，关键在于“生均培养成本”如何计算？各高校顶多只公布平均每个大学生培养成本是多少，尔后乘上25%的比例来收费。然而高校大学生培养成本有那些具体的单项构成？各单项是如何逐项计算并累加起来的？各高校一概不公布相应的会计帐单，各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不该计入和不合理的教育成本到底是多少？成了“三不清”，即教育主管部门搞不清，专家学者算不清，缺乏相关信息的家长更是弄不清，高校培养一名大学生一年究竟要花多少钱的成本成了一笔谁也算不清的湖涂帐。那么依据这个“三不清”的湖涂帐，按25%的比例所收取的学费也成了一笔数额巨大却说不清、道不明的湖涂学费，家长们对此是怨声载道。

 

在高校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计算中，也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非算不可。教育主管部门和一些专家老想通过算清高校学生培养成本倒底是多少，以此作为各高校收费的依据和评判高校收费是否合理的标准，以向众多的学生家长有个明确交待，家长们也一直期待各高校公布学生培养成本的真实数据。可全国3000多所高校，地域不同、专业设置不同、管理水平不同、教职工多少不同，学生培养成本自然各不相同，更不用说培养成本中水分很大，不少不该计入学生培养成本的不合理支出也计入其中。这意味着每所高校学生培养成本可能根本算不清，也不算不过来，连专家都算不清。

 

很多家长抱怨他们节衣缩食为子女交的巨额学费被学校花在那里？如何花掉？要求高校能让学费使用情况透明起来。但连专家都算不清，高校财务信息又不透明，更何况学校永远是强势的一方。那又如何使用情况透明起来？

 

《意见》执行与核查一直是个大问题，各高校学生培养成本到底是多少？教育部是算不过来的，只能由各高校自己算，尔后由教育部派人去核查与监督，问题是全国有3000多所高校，如逐一核查教育部根本核查不过来，就算核查了，也难以对每所高校众多的开支成本是否合理、合规来进行逐一准确核查。既然教育部核查不过来、核查不准，众多的高校就会有空子可钻，继续虚增、虚算、虚报本校的学生培养成本，学生培养成本仍可能算不请，高校可借此继续“理直气壮”地多收费、乱收费。

 

笔者要强调一点的是，高校的那些开支应纳入学生培养成本，那些不应该纳入学生培养成本？至今没有明确清晰的标准和权威的解释。于是大量不合理开支也被纳入学生培养成本，这主要有以下三项：

 

第一冗官冗员的巨额支出。

 

官满为患、冗员成堆是高校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一首校园“民谣”叹道：“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校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正处级书记、副处级支委、正科级主任、副主住科员等，构成中国大学独一无二的景观。

 

高校除庞大的冗官外，还有一支更大的冗员队伍即普通职工，主要是行政人员和从事教学辅助工作的人员，其人员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上，多的高达三分之二。而在民办大学，这类人员比例不会超过10%。

 

改革虽历时40多年，高校仍是未受任何改革风暴冲击的“世外桃源”，从未搞过“减员增效”，至使高校行政系统中冗官冗员现象非常严重，如某北大学的教职工总数是30000余人，但行政、后勤人员却占2/3。

 

大量的冗官冗员“冗师”导致我国高校人员开支负担冗重，被白白吞噬掉的财政拨款(教育事业费)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仅靠有限财政拨款根本不够填补养冗官冗员亏空，于是就向学生和家长多收费、乱收费来填补养人的亏空，导致高校收费高得离谱，这是否可称之为高校冗官冗员变相剥削学生和家长，让学生和家长来养活高校众多的冗官冗员。

 

第二，豪华办学、盲目扩张的巨额支出。

 

在不少地方，高校只重大楼、不重大师，豪华办学、盲目扩张之风愈演愈烈。在校园建设上追求大、全、高、新，校园圈地面积越来越大，大楼越盖越多、越盖越高级。广场、绿地越建越大，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成了高校“形象工程”。有的圈地建大学城，有的建高尔夫球场，有的花几百万建豪华校门。高校之间比着花钱和挥霍，你说“五十年不过时”、我说“一百年不落后”，追求一步到位，成本很高。例如某高校新建图书馆，原本计划投入5000万，后来盲目扩张，追求所谓一步到位，建成花了1个亿，多出0.5亿不合理的支出肯定会被摊入成本，

 

不少高校成本意识淡薄，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很多高校没有不敢花的钱、没有不敢借的债、没有不敢上的项目，盲目投资扩建使很多高校负债累累，靠有限的财政拨款仅能维持日常运转，于是把还贷和利息打入学生培养成本，学生培养成本自然居高不下，再以25%比例摊入学费，转嫁负担，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变相剥削，引起学生和家长强烈不满。

 

第三管理不善，浪费严重。

 

高校一边喊没钱，一方面花钱如流水，如在风景名胜区建豪华宾馆，购买豪华进口车，公费吃喝，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有些学校的群众称他们的领导打“飞的”(频繁地坐飞机外出)；至于招待费上的奢华，更常常让外国同行膛目结舌，不少高校的招待费、庆典费、应酬费居高不下，直接导致运行成本虚高，最终又转嫁给学生和家长，让他们埋单，大学学费自然水涨船高。

 

以上几项不合理开支既不应由学生和家长承担，也不应纳入学生培养成本作为收取高额学费的依据，而高校将以上几项不合理开支也纳入学生培养成本之中，实际是纵容高校以虚报成本或高报成本方式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变相的“剥削”，这必会遭到社会舆论和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

 

各高校基本上以开支定成本，学生培养成本的多少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由高校自己说了算。换句话说，由于高校太多，《意见》的执行和核查成了一大难题。

 

高校教育成本的增加仍缺乏硬约束，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家长都难以对其成本、收费是否偏高进行监督核查，高校多收费、乱收费现象仍将难以杜绝，那就无法做到“规范教育收费”。

 

教育经济学界一些专家学者早就指出，如果不给予有效约束，高校教育成本有无限增加的可能。西方学者鲍恩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最大化理论也证明这一点，该理论认为：“学校作为经济人，总会穷尽一切理由试图增加收入，提高收费标准则是最好的办法，高校成本越高越可以提高收费标准，则高校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所以，高校不但不试图使教育成本最小化，而且还有成本最大化的倾向”。

 

鲍恩的理论在中国高校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这也就不难理解，尽管高校收费这么高，可不少高校仍“喊冤叫曲”，还声称培养成本如何之高、学校经费如何之紧张，把自己扮成了令人同情的“受害者”。不少高校对外公布的学生培养成本总是年年上涨，尽管25%的比例是不变的，对学生的收费照样可以水涨船高，且不违反政策。一旦上面查起来或舆论监督，一些高校可以振振有词的说“我们一直按25%的比例收费，这并不违反政策”。“真理”总在高校一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对此是无可奈何。

 

十功利性热门文科专业该由谁来买单

 

“成本最大化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高校“剥削”学生与家长的“最大化的倾向”，高校“剥削”与家长学生最厉害的专业当属低成本热门文科专业，其投入少、成本低、“利润”高。而学生勇跃报考，又使高校可借机以高收费方式“剥削”学生，因此，高校对热门文科专业的扩招是情有独钟。实际上一些高校是借扩招之名，行“剥削”之实，热门文科专业扩招成了一些高校敛财剥削的手段。

 

考生和家长也清楚热门文科专业就业难，但为何仍如飞蛾自投罗网那样蜂拥报考？这是因为热门文科专业大都属功利性专业，虽就业风险大，但其名利的诱惑也大，如同抄股一样，高风险伴着高回报，故考生和家长都不惜冒险一博。

 

经济学专业可算功利性文科专业的一个典型。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大经济系五个年级只有区区200多名学生，经济系教授在社会上默默无闻。而如今，当年经济系己成为北大两个学院(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和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生数千人，重量级学者己成社会名流。高校经济学专业可以说热得发烫，最重要原因是当经济学家可以名利双收、发财致富。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丁学良教授解释说，一个基本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是显学，资源很大，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种资源，很容易参与决策，也很容易出名、发财和做官。任何一个学科，只要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想成为经济学家，并且以经济学家名义讲话、做事和捞钱。

 

丁学良教授言外之意是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丁学良教授说得是实情。

 

经济问题是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的言行格外受人注目，很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明星群体。在京城，一流经济学家年进百万甚至数百万，二流经济学家也能挣几十万，最知名经济学家有多达数千万家产。

 

在众多报考经济学专业的考生中，确有部份考生对经济学感兴趣，有志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考生却另有所图。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多数报考经济学专业的考生，有着很强功利性目的，即使自己将来像现在知名经济学家那样名利双收、发财致富。

 

与经济学专业类似，很多热门文科专业都属于容易出名得利、回报丰厚的专业。很多选择热门文科专业的考生都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思想，可以说“动机不纯”。如选择金融专业就是为了进银行守着金山银山拿高薪；选择管理专业就是为了将来当高管乃至厂长经理；选择法律专业是为了当律师挣大钱；选择艺术专业是为了当明星挣大钱；选择外语专业是为了出国或进外企；选择旅游专业是为了将来当导游、拿回扣；选择新闻专业是为了当记者拿红包，还可借工作之便免费到全国旅游，到那都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使很多热门文科专业早己变了味，成为追名逐利场所。与经济学专业类似，那些热门文科专业的不仅学习容易，而且将来工作也轻松，却能享受高福利、高待遇，弄得好还可像某些经济学家那样名利双收、发财致富，甚至靠胡说八道、误导民众也可发大财，这类的功利性热门文科专业，考生自然是削尖脑袋往里挤。

 

考生选择这些热门文科专业大都带有很强的功利心理，但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名言告诉我们一个明白无误的道理，即有得到就必须有付出，得到多少就必须付出多少。这些出名得利的功利性文科专业理应由学生与家长买单，凭什么由国家为你出名得利买单？更何况热门文科专业正因为其热门，收费通常较高，寒门学子大都读不起这些专业，报考这些热门文科专业的考生大都来自经济条件好的富裕之家，如收费最高的艺术类专业考生几乎100%来自富裕之家。如果这些热门文科专业培养成本仍主要由国家买单，就意味着热门文科专业招生越多，享受“教育免费午餐”的富裕家庭学生就越多，寒门学子享受“教育免费午餐”反而少，“教育免费午餐”即远低于学生培养成本的学费主要是补贴了富人的孩子，而不是补贴给穷人的孩子，这不成了“劫贫济富”，或者说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富人变相剥削穷人。而热门文科专业疯狂扩招必然导致“劫贫济富”，加大贫富差距，让更多的寒门学子上不起学，只能加剧教育不公平现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招这么多热门文科专业的学生，这既加大贫富差距，又浪费国家宝贵的教育资金。

 

十一用算不清就干脆不算的“国有民办”新思路来破解“戈蒂恩结”难题

 

目前在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计算上己陷入了一种非算不可的思维定势，实际上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培养成本可能谁也算不清。建议打破思维定势，对部份功利性热门文科专业采用“国有民办”的模式运转，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用算不清就干脆不算的“国有民办”新思路来破解“戈蒂恩结”难题。

 

公元前333年的冬天，古希腊将军亚历山大(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进入亚洲的Gordium城，扎营避寒。亚历山大在城中听说古波斯的戈蒂亚斯王用粗绳系了一个硕大的“结”，叫“戈蒂恩结”。他预言，如果有谁能解开此结，谁就能统治整个小亚细亚，成为亚细亚王。亚历山大对这个预言非常感兴趣，就请人带他去看这个难解之结。他略一观察，便拔出佩剑，把结砍成两半，果不出所料，亚细亚终究由他统治。

 

在亚历山大之前，曾有很多人跃跃欲试，企图解开“戈蒂恩结”，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在于这些人都习惯于用手去解“戈蒂恩结”，可实际上并没有限定非得用手去解“戈蒂恩结”。如有人给他们一个提示，除了用手外，也可用其他方法去解“戈蒂恩结”,可以相信大部分人是可以解开“戈蒂恩结”的。看来凡人与伟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凡人总是跳不出旧的思维框框，那就只好当凡人。

 

此例说明，我们的思考不是绝对自由的。事物存在的模式、生活经验、传统的习惯，会妨碍我们自由的思考；公众的舆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人的情感因素和智力水平也会左右我们的思路。这些影响往往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或者说习惯性思维，高校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计算就是一个典型。

 

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算不清就意味着无法有效制止高校以多收费、乱收费方式向学生和家长转嫁负担，要解决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算不清的问题，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可考虑先从功利性的热门文科专业入手，就像“戈蒂恩结”既然用手解不开，我们为何非要用手去解？同理，既然热门文科专业学生培养成本算不清，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去算呢？可否像斩断“戈蒂恩结”打破思维定势，用“不算”的思路来解决“算不清的问题。

 

当前，高等教育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每所高校学生培养成本可能根本算不清；另一个是以“劫贫济富”为特征的功利性热门文科专业主要由国家承担教育成本，为大量来富裕家庭的学生出名得利买单不合理。

 

笔者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并不难，这两个问题尽管性质不同，但可用同一办法来解决，可谓一举两得。笔者建议把综合类高校特别是工科类高校中的文科专业“剥离”出去，转为“国有民办”大学，按“国有民办”的模式运转。“国有民办”是笔者自创的一个新词，顾名思义，“国有民办”是采用民办大学运行机制，其文科专业主要靠按教育成本收取学费和国家少量投入来维持运转。这类按“国有民办”模式运转大学的固定资产、设备、办公教学楼都是国家投资形成的。这些资产所有权属国家，可作为国家股投入，国家具有对学校的控股权，这是与民办大学的不同之处，我们可称之为“国有民办”大学。

 

将综合类高校特别是工科类高校“剥离”后的文科专业实行“国有民办”，是调整文科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长期以来，“皇帝女儿不愁嫁”几乎成为所有高校根深蒂固的共同心理。高校对国家有着较强的依赖，高校内部自我发展的机制和能力十分脆弱，高校之间没有形成浓厚的竞争氛围。文科专业“国有民办”的实行，将迫使普通高校文科专业调整心态，主动自觉地接受市场考验，力争通过办出有自己特色的文科专业使自已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高校文科专业多年扩招过度，已导致毕业生多年“滞销”，但招生数量却并不减少，有的高校负责人竟说“反正就业是政府和学生的事，我们不管。只有高校面向社会用人需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科生供需不对口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面向社会用人需求”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为什么至今成效不大，这主要是由于高校文科专业所需经费多数来自财政拨款，学校没有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设置专业与提高教育质量的压力和动力。

 

在“国有民办”的情况下，高校文科专业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所收学费，其培养成本、教育质量和专业的设置将直接影响学校文科专业的招生和收入。文科高等教育收费教育所形成的教育市场同其它市场一样，教育市场也存在竞争，在竞争的压力下，高校才会把精力和资源放到降低文科高等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质量上，文科专业设置才可能真正面向市场。这样就可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校的文科高等教育，实行优胜劣汰，提高文科高等教育质量，面向社会需要培养人才。

 

现在一提到“民办”两字，我们往往只强调公益性，把“不盈利”作为它的一个重要办学原则。然而文科高等教育要按“国有民办”的模式运转和经营，就不仅具有公益性，而且具有盈利性。没有盈利性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和经营，更谈不上发展。所以，高校中的文科专业成建制转为“国有民办”后，允许其按教育成本加一定利润的标准收取高额学费，同时在招生、师资聘任、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干部任免上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从而使“国有民办”文科专业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富盈亏、面向社会的自主办学法人主体。这样的话，“国有民办”文科专业为了在教育市场上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像民办大学一样认真研究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和趋势，合理设置专业，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形成自己的拳头专业，“国有民办”文科专业就能产生旺盛的生命力。

 

但要说明一点的是，目前“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早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国有民办”模式下普通高校中的文科专业主要靠按教育成本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并且还要有一定的回报(利润)，这是否是种变相的“教育产业化”呢？或者有“教育产业化”之嫌呢？

 

2004年2月25日国务院第4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并发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于4月1日起实施。

 

《条例》最大的突破是明确了民办教育能否取得回报和合理回报的标准，在民办教育20多年的发展中，能否取得“合理回报”一直是投资办学者关注的热点，而《条例》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笔者提出“国有民办”文科高等教育模式是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不能因为“国有民办”要收费和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就把它与“教育产业化”等同或挂钩。民办大学都是靠收费维持运转，并取得一定回报，难道反对“教育产业化”就意味把所有的民办大学取消或关闭？那种完全以追求最大限度盈利为目的办学收费才是人人喊打的“教育产业化”。为何不可对供大于求的热门文科专业采用“国有民办”模式进行“教育产业化”的试点。

 

“国有民办”文科专业一个最大成效是可以彻底解决学生培养成本算不清这一老大难问题，我们到市场上去买商品，谁也不会去算商品的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并以此作为买与不买的依据，因为根本算不清，也算不出来，自然谁也不会去算，只按市场价格购买即可。在商品供大于求，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相信绝大多数商家不会把商品价格定得过高，否则就不会有人来买。学校收费也不例外，在大家纷纷要求高校合理计算和对外公布学生培养成本时，却没人要求民办大学这样做。因为民办大学没有财政拨款，完全靠学费维持生存发展，民办大学不仅面临着同行激烈竞争，也面临着吃“皇粮”的高校的竞争，因此每所民办大学都会精打细算，竭力降低成本，所制定的收费标准必须是多数家庭能承受，才会有学生来就读，否则就只能倒闭破产。对家长来说，可以在众多的民办大学之间进行选择，那家收费低就可选那家，如果家长觉得那家收费高，与其劳神地去指责这家民办大学，倒不如花精力去选挥另一家收费更低更合理的民办大学。正是这种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机制使每所民办大学收费相对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去批评和指责民办大学高收费、乱收费。如真有民办大学像普通高校那样多收费、乱收费，那早就在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而高校没有那家因多收费、乱收费而被市场淘汰，多收费、乱收费自然是屡禁不绝、屡禁不止。

 

既然各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根本算不清、算不准确、算不合理，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去算呢？可否像斩断“戈蒂恩结”那样打破思维定势，干脆不算呢？要真正有效抑制鲍恩所说并在国内普遍存在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最大化倾向，办法只有一个，即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其码功利性文科热门专业可以这样做。

 

笔者笔者在1月21日昆仑策“建议停止创办全国首所金融大学，尽快筹办三所重型机械学院”一文中提出所主张的清华大学有必要停办哈佛版经济管理学院，应让其搬出清华园到校外“租房办学”，以高收费来自主招生与自负盈亏，就是一种“国有民办”办学思路。

 

如果让由工科类大学转型而的综合型高校重回工科主业(如重新创办重型机械学院)，把其文科院系“剥离”出去，转为按“国有民办”的民办大学模式运行，在文科高等教育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那么“国有民办”文科专业就无法像过去一样以多收费、乱收费方式向学生和家长转嫁负担，也必须像民办大学那样竭力降低和控制教育成本，使其收费标准在教育市场有竞争力和吸引力，否则就办不下去。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专家学者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费尽心机地计算根本算不清的大学生培养成本，这个看来解不开的“戈蒂恩结”就可迎刃而解。同时，文科专业转为“国有民办”运营后，国家投入大幅减少，由于其收入主要来自学费，其学费将大幅度提高，这既能抑制热门文科专业报考过热，又能使来自富裕家庭学生无法再享受“教育免费午餐”，使教育政策更加公平与公正，体现和谐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有限教育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既然高校那帮有留美经历且被美国谎言理论洗脑的经济学教授们天天为市场经济经济与私有化“唱赞歌”，那就干脆以“国有民办”方式将经济学教授就职的经济学院从体制内剥离出去，断绝其“皇粮”来源，到市场经济“大海”以自亏盈亏的方式去挣钱养活自己，亲身实践其大肆鼓吹经济经济与私有化理论，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感觉一定“很爽”！

 

十二与其费力去克服高考弊端不如釜底抽薪取消高考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高考招生制度批评之声不断，也有不少人提出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的建议。可问题在于高考弊端是高考带来的，只要高考还存在，高考弊端就不可能彻底克服。虽然专家学者们有关高考改革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可取之处，但毕竟是扬汤止沸，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像“戈蒂恩结”既然用手解不开，我们为何非要用手去解？同理，既然高考弊端难以彻底克服，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花九牛二虎之力去克服呢？与同上面主张的“用算不清就干脆不算的国有民办思路来破解戈蒂恩结难题”，可否像斩断“戈蒂恩结”打破思维定势，用“不克服”的思路来解决“难克服”的问题？釜底抽薪之举是干脆取消文科高考，其码毕业生严重供大于求的财经、艺术等热门文科专业高考可率先取消，既然高考取消了，由高考导致的各种弊端也就如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复存在，那就不需要我们去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克服文科高考端。

 

在现行办学体制下，文科专业教育成本大头是由国家承担，学生以远低于培养成本的低学费方式承担小头，这是种国家提供给学生的“免费教育午餐”，学生勇跃报考热门文科在一定程度上是争夺“免费教育午餐”。由于报考者远多于录取名额，只能通过高考方式来录取。而在“国有民办”的情况下，国家对热门文科专业投入大大减少，高校热门文科专业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所收学费，学费标准大大提高，“免费教育午餐”不复存在，为争抢“免费教育午餐”的报考者大大减少，录取名额与报考人数将趋向平衡，对非重点高校，录取名额会多于报考人数，这种情况通过高考来限制学生入学就毫无必要，完全可取消文科高考，对文科专业实行100%的“宽进”，谁要来读，交了高学费都可以免试入学就读。学生们就可以不再为考大学而死记硬背，埋头于书山题海之中。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推行素质教育。

 

教育部一再要求高校减招乃至停招一些低就业率专业，说到底是种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行政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其用行政办法，倒不如用“国有民办”这种市场经济方法，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律来淘汰不被市场所认可的专业与学校。

 

“国有民办”文科专业一大特征是100%的“宽进”，但在“宽进”的同时，学生有自由退学的权力。如同消费者买到劣质商品可以退货，学生不是到“国有民办”文科专业来享受“免费教育午餐”，而是高学费的自费读书，理应“买到”优质的教育质量。如果“国有民办”文科专业教育质量不高，学生有自由退学的权力。反正文科专业都是免试交钱入学，学生完全可以找个教育质量好的其它的“国有民办”文科专业乃至民办大学，退学的学生多了就会砸学校的牌子，以后来交钱读书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学校就难以维持下去，直到被市场淘汰，这才对学校产生压力和动力。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