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 | 实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论思想方法的一个倾向、后果及究因——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

点击：  作者：紫虬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11-19 09:58:05

 

 

问题的提出

从私营经济在税收、GDP、创新、就业、企业数分别占比五六七八九，可以反算出公有经济只剩五四三二一，经济主体移位已是事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私营经济为主体吗？从巩固发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初心，到今天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主体，四十年来我们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富起来、强起来，促进了中华的复兴与崛起，但是在所有者制和两极分化等方面，我们在每个时间点迈出类似微积分斜率的步子，步步直线向前，但到达违背改革初心的现状。

 

什么因素让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主客观分离？需要总结历史，首先要从思想认识路线上总结得失。

 

4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了思想，冲破了束缚。它是一次重大的学习运动和理论联系实际运动，它的伟大意义，是从实践上纠正了毛泽东同志在1974年批评的，因身体原因未来得及纠正的“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377）倾向，包括极左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批评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个人迷信、思想僵化，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实用主义真理观，为确定也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暮年一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四十年来，党内外对真理标准讨论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有的认识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纠正旧的思想僵化、崇拜迷信时，产生新的形而上学和思想僵化，走向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背离真理标准讨论的初衷，成为导致贫富分化、经济基础主体移位的思想认识路线，这是需要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肯定成就的同时加以正视和总结的。

 

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思想武器

 

四十年前真理标准讨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大拨乱反正。但在理论的基本观点上，无论是中央领导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讲话，还是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没有离开或超越当时全党熟悉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亦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当时阶段的最新成果，恰恰是纠正“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回顾历史，这也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态度。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理论工作者提出，在讨论中要“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而当时的真理讨论文章，也是以《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的观点作为立论依据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段论述，在讨论中经常被引用。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从中国历史出发，正确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三、“两个凡是”的两重性

 

“两个凡是”引发了真理标准的讨论。1977年 1月21日，中央办公厅理论组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经几稿修改，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最后说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从它形成过程看，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维护政治旗帜含义，二是思想方法含义。

 

从思想方法上看，“凡是某某某说的，就是正确的，凡是某某某做出的决策，必须始终坚持”，作为一种认识客观的思维方式，反映了唯心论的绝对真理观，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恩格斯说，“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427页）”。“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否定与时俱进与因地制宜，无论在任何时候，对谁，包括对待革命导师和他们的著作，对待党的文件决议，都是错误的。

 

但事物总有两重性。在群众与领袖的关系上，群众对领袖的迷信和崇拜，反映了一个时期内思想的不成熟，但和领袖的实践正确与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其次，从历史眼光看，“两个凡是”又经过实践证明，具有维护政治旗帜意义。

 

我们可以把群众对领袖的态度，按四象限图至少得出以下三种关系：

 

 

第①种关系是科学态度。在实践上，是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正确路线的体现，符合则成功，背离则挫折；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群众、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与相对真理观的统一。

 

第②种关系，由于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长期实践，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一是政治上的坚定信任，二是在思想方法上，阶段性的，局部性的由经验主义产生的思想惰性与教条主义迷信。

 

第③种关系，宗教迷信关系。

 

“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反映了第二种关系中思想方法上的不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它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直接决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的胜利。

 

四、实用主义的产生

 

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倾向：

 

1、用片面、静止的态度看待人民群众的作用。思想迷信毕竟是一种阶段性现象，例如，它和五六十年代80%的干部群众刚刚文化脱盲有关，它代表不了广大工农兵知识分子各阶层群众学习马列毛，树立科学态度的主流，一些错误认识看不到这一点，把第①种的科学态度完全等同于第③种迷信。

 

2、在批评干部党员中“两个凡是“错误思想方法同时，把群众路线当成极左，不承认广泛的群众路线构成的社会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唯一办法，忽视人民史观，这就架空了实践标准，成了改革开放中出现主客观分离的源头。

 

3、远离群众路线为内容的社会实践标准后，思想认识路线被精英主义所替代，实践标准就缺乏了生命力，不能完全检验真理，从而加快思想僵化的形成。例如看不到新的社会实践检验党的大会决议的必要性，特别是把党的组织原则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把思想解放实用主义化。

 

由于这几个方面存在片面性，模糊了实践主体，淡化了社会实践，实践标准成为少数人的实践，就很容易混淆实用主义和实践标准，使得否定相对真理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成为了一种长期的、广泛的、影响深远的思想方法。

五、实用主义的长期影响

与新自由主义结果

它表现在改革开放长期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可知论上，具体体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的不设防。因脱离社会实践而产生长期的思想禁区和思想僵化，因思想僵化而纵容新自由主义，因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进一步远离人民群众。与此同时，对待毛泽东同志由政治迷信质变为政治歧视，非毛化社会思潮由此沉渣泛起。一方面把“两个凡是”特指毛泽东，在“彻底否定”的极端化中掩盖历史教训的真实原因，从而把否定毛泽东同志晚年实践的结论绝对化、神圣化，不允许放入更长、更广泛历史实践检验，即使实践证明正确的部分，也采取禁忌、回避、排斥态度；另一方面，废除人民群众的权力监督，客观上纵容干部队伍中从官僚主义到贪污腐败的普遍发生，自建国以来登峰造极。

 

 

1、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孪生兄弟，为新自由主义开辟了通道。用实用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切断建国以来社会实践对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螺旋上升链，必然从曾经的空头政治的极端错误走向鄙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另一个极端，与历史虚无主义成为孪生兄弟。或者用“大胆的试”和“摸石头”废弃来自实践的总结与系统设计，或者依靠西化派精英在某些改革中照搬西方。实用主义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长驱直入开辟了思想通道。有西方观察家认为，不同于在西方有不同学派的争论和制约，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已建立了经济理论“霸权”（美国诺克斯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史蒂夫•科恩教授《国际政治经济评论》公众号2016-9-12）。可以说，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不纠正，历史虚无主义就始终有市场，新自由主义始终有依托。

 

2、 实用主义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具有逻辑关系。思想上实用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相互依靠，不仅成为丧失道路自信的主要根源，在经济战线上也以深化改革为名，竭力推行旨在维护、加强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同时，与私有化互为犄角，成为演变我国传统公有制主体的主要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是西方瓦解苏联东欧到工具，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90年代以来成为事实上的深化改革方向，这在传统公有制由90年代末期的69%的主体地位下降为2015年的39%，在住房、医疗、教育的市场化，在广义货币M2发行上的市场化自由化等等方面反映出来，一位在任中央委员、某学术论坛成员公开讲话，“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在中国已经实现。

 

3、实用主义把人民群众由改革主体变成包袱，进而逆转为改革对象。在提高社会主义效率的探索中，全力把改革开放引导向新自由主义，在分配、消费环节，在住房医疗教育货币贬值等公共服务方面，出现了人民群众从承担改革成本转变为资本盘剥对象的轨迹，纵容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在生产、流通领域，肢解公有制、私有化侵占从根本上改变了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社会关系。

 

4、实用主义思想方法在党内形成权力真理观风气。迷信上级以至迷信权力的思想方法没有得到有效纠正。新自由主义凭借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学术传播取得学术垄断地位。十八大以来，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讲政治，热衷于以形式主义对待党中央，从根本上缺乏四个意识，直至“两面人”现象。这种思想方法对习近平思想，不是从现实和人民群众的客观需要出发，自觉主动的理解执行，而是对权力的臣服。这是当前各级干部中某种程度的形式主义、言行不一频发的重要原因。

 

5、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发展的三大作风特别是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构成的党内健康人际关系遭到侵蚀，对各级一把手，对上级的党内同志式监督逐渐废弃荒芜，出现普遍性腐败。十八大以来，全党在作风整顿中遇到了顽固阻力。民主集中制的破坏，首先与党内各级思想上的权力真理观有关。

 

6、实用主义导致思想信仰上功利主义的“崖断”，逐步演变为全民族范围内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

 

六、实用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实践标准

 

实用主义在理论上具有迷惑性。实用主义真理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标准有一些相似之处。在真理的属性上，詹姆斯认为，“真理不是先天被创造的，不是被创造为永恒存在的；真理的价值和或重要性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和实践的（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78）”但在真理的定义上，“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也可以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乔译，商务印书馆1970.40）”。正因为实用主义认可真理的实践性和动态性，因此它的“有用即真理”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例如，相对于教条主义，“摸着石头过河”非常必要，符合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但是，如果排斥被以往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指导，只以是否有用为标准，就陷入了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成为一种盲人瞎马、夜半临池的实践，在放弃警惕中导致南辕北辙。

 

四十年的社会实践结果又一次说明，实用主义是主客观分离，设计与竣工分离，导致改革开放走入曲折道路的主要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在评价罗马尼亚时指出：“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如果不改正错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吴冷西《十年论战》），二十年后证实了这个评价。在实用主义思想特征下，理论脱离实际、政策脱离群众成为常见现象，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成为不同时期的政策特点。

 

十八大以来，经济上所遵循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开放与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显相悖。我们在形成一支空前强大的具有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产业工人队伍同时，随着公有经济在比例上的萎缩，广大工人阶级雇佣化，工具化，边缘化，相对贫困化；我们在享受资源由市场配置，消除商品短缺，同时运用全国一盘棋组织起了强大的竞争力之时，也遭受着假疫苗、毒食品导致的哀鸿遍野，出现了如一些地区“倒奶杀牛”式的产能过剩，共享自行车沦为城市垃圾，快速消费主义盛行、房地产畸形发展到挟持整体经济等资本主义典型现象。许多深化改革欲借新自由主义之利，却收到资本主义之弊。

 

邓小平同志说，“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邓小平选集》，第二卷，183）”作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这也是共产党员学习、实践、认识党的路线和党的一切决议的科学态度，包括对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奴隶史观理论的检验，对邓小平理论和实践主客观一致性的检验，这是党性的表现，和组织原则是统一的。我们应当看到，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存在着实用主义、精英主义，最终主客观背离，动机与效果背道而驰的思想路线。两条思想路线，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从两极分化、经济主体移位，干部变质、政治砍旗可见其危险性。不能不承认，在党的历史上，凡是出现挫折或曲折，都可以明显看到“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在十九大的旗帜下，结合总结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有必要开展一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大学习，系统认识、总结实用主义的错误与危害，才能做到紧密联系群众，紧密联系实际，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全党活力，还原历史，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深化改革开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完成十九大的各项任务。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42周年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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