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毅：高度重视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点击：作者：张宏毅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8-08-21 11:23:44

【摘要】：当前，我国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首先，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我们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分歧，不能照搬西方学者用来攻击贬损马克思主义及各种进步思想的错误解释；其次，我国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倾向，集中体现在学术方面，从理论上抹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掩盖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本质；政治方面，否定党的领导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否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及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否定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等；再次，在欧美史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对苏俄史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以及苏俄研究中出现历史观倒退等问题，需要引起足够警惕；最后，应充分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维护其剥削制度及意识形态上的态度顽固性及策略方式的灵活性，全面加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认识和思考，在做欧美史特别是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时，应将“中国元素”置于欧美近现代史的研究视域中去考察中国道路成功实践的必然性，向世界进一步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一、 “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尖锐对立。首先在“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上，就有明显分歧。

我们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解释。他们故意把“意识形态”作为贬义词，用于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进步思想，他们只是在谈到共产主义、宗教激进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词语时，才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而在谈论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时往往采用诸如价值观(Values)、理想(Ideal)、信条(Creed)和政治信仰(Political Beliefs)等词语。他们常常有意回避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动因，将其简单归结为思想传统和所谓的使命观、利他主义等，常常以一些中性的、似乎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词语来掩饰他们的真实意图。

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某些明显错误倾向

就学术类而言，当前学术界存在着以下几种错误倾向

一是有学者武断地认为，中国没有支撑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因是这些领域缺少“原创性”和“元理论”。这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指导思想。

二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有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宣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要“抛弃”掠夺、血腥的原始积累这样的“陈词滥调”，要让“妥协”二字深入人心。

三是有人把美国当局对华人权外交简单归结为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归结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这实际上就是不承认美国的人权外交从根本上是为了适应美国霸权主义需要。有的人甚至讲，美国外交首先是受“天定命运”这种使命感的驱使，即使发动侵略战争也不失这种崇高使命。

四是有人宣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观，认为全世界都不可避免地要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道路。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西方的一种带有极大虚伪性的“价值中立”被我们一些学者不加分析地吸收了。有的学者把不同发展模式之争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文化表象系统，实质上掩盖了几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史的本质。

五是抹杀世界史研究中揭示人类社会一般规律性的功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然而，一些学者不赞成综合性的世界史研究，而主张改为外国史研究，以示“谦卑”。其实，这是极其有害的错误主张。[1]

就政治类而言，学术界存在着以下错误倾向

一是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以西方资产阶级宪法思想为圭臬，攻击宪法中有关党领导的宪法序言。质问“党大还是法大”，鼓吹“爱国不等于爱党”。

二是反对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论断。王伟光同志2014年9月在《红旗文稿》刊发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这个标题其实是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竟然遭到一些人和媒体近乎疯狂的攻击和围剿。王伟光同志被恶毒攻击为要进行“文革复辟”，是“反动权威”、“纳粹”、“走资派”，甚至对他进行人身威胁，还“强烈要求中央追究他的政治责任”。这些人还指责他要“复辟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现在不存在剥削，也没有剥削阶级，更没有阶级斗争”。

三是企图否定国有制主体地位，主张彻底民营化。国企比重可退到零，民企应融合国企。有的以改革为名，强制要求国企向外资、民企出卖产权，主张发展混合经济就是要削弱公有制。

四是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有人提出市场起决定作用，国企就要彻底市场化，“国有股不能再控股”。把市场作用无限放大，把政府调节作用与市场资源配置决定作用完全对立起来。

五是马克思主义学科一度被边缘化。在一些人片面宣扬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下，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渗入我们多门学科的教科书和核心期刊中。历史学科也无法幸免。

总体而言，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十分严峻，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学者不仅对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而且在涉及相关原则问题争论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胡乱扣上“左”的帽子。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有力纠正，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将会后患无穷。

三、欧美史研究应该把对苏俄史的研究包括在内并给予高度重视

俄罗斯著名学者索格林(Согрии)在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2017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1917年俄国革命与世界历史之变化》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历史评价与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紧密联系。

文章说，苏联时期，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受到贬损和尖锐批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被给予了最高评价，被认为是世界史新时期的开端。但这一观念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丧失了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主要趋势是：自由主义的二月革命开始声名远扬，而十月革命则被否定并被称之为“政变”(Переворот)。作者谈到1991年出版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一方面坚称“西方历史道路是俄罗斯的榜样”，“二月革命被说成是真正民主革命的典型”，另一方面指责“十月革命仅由列宁一人所为”，“这不是创造，而是丧门星搞的十月政变”，文章还引用了临时政府攻击列宁的观点，称他为‘德国奸细’”;指责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共谋”，应对二月革命失败和俄罗斯帝国垮台负责。

21世纪初，一些人甚至把攻击矛头指向二月革命，宣称“造成俄罗斯帝国崩溃之责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不如说是自由派”，也就是说不是十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导致了帝国垮台”。按照一些著作的说法，“俄罗斯的君主制保持着伟大业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二月’(1917)被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界精英们背叛了”。

显然，这是一种惊人的倒退历史观——不仅倒退到二月革命，还要倒退到沙皇统治。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目前已有人鼓吹恢复帝制。就在今年，在一些人提议推倒红场列宁墓的同时，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三世的塑像被树立起来了。

四、高度重视西方国家维护其制度的顽固性和做法的灵活性

1.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中在意识形态上最具顽固性，而在策略上又最具灵活性的一个阶级

之所以说“顽固性”，是因为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后一个剥削制度，最后一个私有制，不可能像中世纪封建地主贵族那样，还有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可能;资产阶级在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方面绝不退让，更要力求使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传遍全球。美国大力推销“华盛顿共识”就是证明。而策略的“灵活性”，是指与近现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先进科技相联系的资产阶级，为了生存和扩大利润、缓和阶级矛盾，总是在不断变换手法。他们甚至可以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改革主张和理念，并在建立福利制度上不断地有所创新。为了压倒社会主义，他们力求学会在“冷战”中游泳。1993年末，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脱口而出：“啊，我想念冷战！”[2]

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给了美国国力发展以多方面的刺激。早在1991年9月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就发出了对冷战的感叹。他们说：“对于美国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只有外部的各种挑战可以使它团结起来。”“苏联曾经是有用的敌人。美国相信，不仅要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竞赛，还要和苏联的成就竞赛。现在看来仿佛是一种奇思异想，许多美国人在50年代和60年代把两种制度的竞赛锁定为一种显示优越性的竞赛。没有苏联的空间计划，美国人就不可能登上月球。……受到苏联挑战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找到了捍卫那些受压制者的‘国家安全’的理由”。[3]事实是，冷战期间美国统治当局利用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大打冷战牌。美国是要不断寻找或制造敌人的，而冷战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使美国发展的强有力的刺激因素，而且还给了美国以拉拢资本主义同盟者的天赐良机。正如基辛格所说的，从冷战开始，“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方谈判的策略”。[4]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做事方式要像流水一样灵活，做人的原则要像岩石一样坚定”。可以说，这代表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立场。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与中国为敌、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一点上，美国统治阶级“像岩石一样的坚定”。

2.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加深

恩格斯曾指出，“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即使可以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中庸的程度；……整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世界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回避所有制问题，只强调分配和提倡福利制度，其实质也就是拿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来“增加”工人福利，以使工人得到名义上的“满足”，而不致威胁到他们根本的统治。英国工党的做法可谓典型。1926年，英国著名学者、工党成员肖伯纳在工党举办的祝贺他70岁寿辰的集会上突出强调和宣传说，“社会主义者最关注分配问题，由此入手，来解决财产不公问题”。但他绝口不提财产公有。正是基于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贫富差别问题，反而随着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和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都在扩大。

进入21世纪，世界“财富天平”倾斜进一步加剧。根据新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发展与救援组织乐施会2015年1月20日发布的报告，世界上最富有1%的群体所占有的财富，从2009年的44%增长到2014年的48%，而到2016年，这一比重超过50%。就是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财富已超过另外99%的人口财富的总和。

目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最富有的20%人口占有全国财富的90%，均为历史之最。而占人口20%的“底层阶级”所占财富比例仅为0.08%。[5]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也显得无可奈何。该刊近年来几乎所有涉及经济类的文章，不是“哀叹”税收不能解决不公平(《资本的惩罚——为什么全球财富征税未能终止不平等》)[6]，就是“抱怨”全球化造成更大不公平(《不公平和全球化——当穷国追赶时，富国是如何变得更富的》[7]。而政治类文章则是担忧西式自由主义和民主还能生存下去吗？例如，《自由主义秩序会幸存下来吗?——一种思想的历史》[8]，《美国民主是否仍然保持平安无事?——为什么说美国处在倒退的危险之中》[9]等，都表达了这种担忧。这发人深醒。

五、建议将“中国元素”置于欧美近现代史研究之中

一般来说，世界史是包括中国历史的。然而，当前有关欧美史的研究，并不涵盖中国史的内容。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如果不把中国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史考虑在内，最终会影响我们对欧美发展史的认识。建议从欧美对华关系，欧美对中国的反应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等方面做相应探讨，以加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加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认识和思考。例如，“市场”在不同国家的运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苏联因采用“市场”最终滑向资本主义，导致苏联解体;中国采用“市场”，但因为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变得欣欣向荣，这被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为“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中苏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显然在西方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美国《新闻周刊》于1989年1月9日刊载了罗伯特·塞缪尔森(Robert JSamuelson)题为《资本主义的讽刺》的文章。该文开门见山地说：“当戈尔巴乔夫热衷于自由广场时，美国人却担心这种制度搞过了头”。作者在论述时也把中国纳入其中，指出，1989年初，“在东方，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归于破灭时，却遭遇到资本主义的阴谋。苏联人和中国人试图采用资本主义的实践——自由市场和更加信赖赢利。”但是，“在自由企业的堡垒里”，却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搞过了头”。塞缪尔森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制度是不同的——而不同就在于‘市场’，两种制度之区别是如此巨大，以致在苏联和中国都不可能有根本的改革”。塞缪尔森显然在对中国的预测上失算了。中国的成功使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法国学者、《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将被共享经济所取代，追求个人利益将被追求集体利益所取代，而中国在此变革中将担任领袖角色。美国经济学家里夫金在其2014年推出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提出：互联网带来的近乎零边际成本社会，未来30年可能终结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个倡导共享主义理念的社会新范式将出现。与托马斯·皮凯蒂的观点相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毫无节制的消费经济将被共享经济所取代，追求个人利益将由追求集体利益所取代。中国将在这一变革中担任领袖角色。这表明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信心和兴趣，希望中国“会从诸多矛盾之中找出一条独一无二的决定性道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