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20多年，一直就在通信兵一线执勤部队，一年365天，一天一个班，没年没节的，少说也值过5000多个班了。

这期间在全军最大的载波终端机务站值过班，一个机务站就有好几百人，一个班好几十人，每次交班都好长时间，那时一上班就业务繁忙、铃声不断：“正班”是“喊破喉咙跑断腿”处理业务、“维班”是“爬上爬下汗湿背”的维修机器，真是班上弦是绷得紧紧的、下了班是提心吊胆的，就是下班休息了，心里也不踏实。

当时我们值机员中私下有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机房来电话”，机房一来电话准没好事，轻则是班上业务没有交代清楚、重则准是你包的机器出了故障，当时的规定：一般是故障在一分钟之内处理好的算“险情”、1-3分钟之内的算“差错”，三个“差错”算一个“事故”、超过3分钟的就是事故了。当然我说的只是“一般”，一般之外的就是正赶上有“首长”“空情”“海情”“作战”“边防”“核试验”等电话，那就另说了。不说故障对全局的影响，单说你要有“事故”在身，今年的“五好战士”“技术能手”你就别想了，你说能休息的踏实得了吗。

可我也在全军最小的增音站值过班，全站才40多人，其中外线4个哨所就占13个人，再去掉电源、后勤，其实机务站只有7、8个人，有时一个班就我一个人，还得兼话务员。上班就是守着一部增音机，唯一能看到的动静就是半天都不动一下“监视导频的两块小表”，还得自己做夜餐。

不管大站小站，出了事都要影响整条方向电路的畅通，“机房是战场、设备是刀枪”，这句话，早已铭刻在脑海里了。

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其实是粮草还未动，通信早就先行了。从50年代末开始，虽然在北京的机房的值班过程中，也间接的体验了共和国所经历的的大大小小战争，要说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干掉美制蒋机p2v的那一夜！

1963年我已经是有2年军龄的“老通信兵”了，可在当年特种兵5年兵役制的年代，我最多也就算个不太新的“新兵蛋子”，一般在机房值班还要“师傅”（老兵）带着。

可是我们这批兵有点特殊，由于当时的“老蒋”在台湾叫嚣要反攻大陆，1961年把按规定可以免役的、我们“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在校学习的中专学生也征兵入伍了，我们是四年制学习无线电专业的，有的已经进入实习阶段，都快要毕业了；也有一部分开学就是三年级了，在当时中专生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尤其我们这样四机部（现在的电子工业部）开办的国家重点学校，中专毕业后是国家全国统一分配工作的，到单位都给个“技术员”的职称，大大小小也算个技术干部；要是分配到部队上，最少也要给个少尉的官衔。

可我们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一到部队授衔，那是“当兵的帽子——一律（绿）”都是列兵（一年后我们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也都分配到当时是军队编制的几个工业部，都授予学员军衔），就是军队里面等级最低的大头兵。到部队要学的专业和我们在学校学的基本对口，尤其专业基础课如电工学、无线电基础等，都一样。

我记得新兵共同科目训练三个月后，又由西安电信工程学院毕业的老技师龚国瑞给我们十几个新兵专业训练了6个多月，我们这批兵，下到机房不到半年，就能单独工作了。当时机房工作分工为：正班—负责全网电路调度的通信业务；维班—负责维修机器和所包机器全线的测试指挥。我们这批兵都分在维班。维班独立工作的唯一标志就是“包机”。

我刚当兵时，电源分队里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部队里还有苏联专家没有撤走，机务站最年轻的能独立包机的也是1959年入伍的老兵。当时还没有国产机器，都是苏联、匈牙利等国进口的机器，正好，我们在学校也是学的俄语。我清楚地记得我当兵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师傅叫于增祥，山东人，1959年入伍，矮矮的身材，胖胖的，特朴实，一天老是笑眯眯的，外号叫“祥子”，那时我才17，我这师傅马上就要娶媳妇了，他只带了我几个月就退伍回家了，我就包了他那部机器，真是“教会了徒弟，赶走了师傅”，直到现在我都有点过意不去，没有办法“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的兵”嘛。

当时只有三路和十二路两种载波机，还没有半导体的，都是电子管的，那机架就有３米高，维修机器上下都得用梯子。十二路的都是军官和技师包的，那时的军官都是从优秀士兵中提拔的，只有个别的来自军队院校，我们这只有一个来自院校通信专业的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其他的几个分队长都是从1956入伍的士兵中提拔的。那时主要的兵源都是农村来，初中文化水平就算高的了，我们虽然是特种兵，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都分配到我们机务站了。

我包的这部机器是北京到南昌终端的匈牙利进口的“BBO三路载波机”。在机务站的历史上，由不到入伍两年的新兵包机还是没有先例的，可我们这帮同学就改写机务站的历史，基本上都包机了，而且，没过多久就当上了师傅。１９６３年，一批解放军武汉通信技校（两年制）毕业的学员，都当了我们的徒弟，新兵蛋子给解放军院校的学员当师傅，不但他们觉得委屈，我们也没有思想准备，你想啊，挂着上等兵军衔的大头兵，给带着学员军衔的军官当师傅，现在想起来都可笑。不过后来他们不服气的不多了，我们这批同学后来好多都成了解放军通信兵的骨干。

用“机房是战场、机器是刀枪”，来形容那时在机房工作的气氛，一点都不是夸张。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又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又是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台湾的“老蒋”又趁火打劫，除了派小股特务多次窜扰沿海外，当时蒋介石还指派其子蒋经国和美国CIA签约，双方以“西方公司”为掩护，由美方提供飞机及必要器材，成立34中队（黑蝙蝠中队）和35中队(黑猫中队)，直接受命于国安会秘书长蒋经国，专门替美国搜集情报，“顺便”空投些所谓心战传单、生活物资，偶尔也空降情报员。34中队起飞都在下午4时左右，黄昏以后进入大陆空域，每趟侦察任务时间有长有短，超过8小时者，则有3组替换人手。他们凭借先进的电子设备和高超技艺，利用夜幕掩护，按照“最低安全高度”准则，沿着100米至200米低空飞行，有时为了躲避雷达，甚至在30米左右超低空飞行于茫茫夜空中。

34中队昼伏夜出的习性正与蝙蝠相同，于是该队就以“蝙蝠中队”命名，而执行此项任务的RB-17G、P2V型侦察机为安全设计，都漆成黑色，故亦称黑蝙蝠，该队的标志即为一只展翅的蝙蝠，在北斗七星之间飞翔；蝙蝠翅膀穿透外围的红圈，则象征这个部队潜入红色铁幕。

由于我们的武器装备的落后，美制蒋机不断的到大陆侦查袭扰，对他们简直是没有办法，有时他们长驱直入到大陆1000多公里，还能安全返航，有一次甚至一架RB-17G连续飞越大陆九省，简直就把大陆当成他们的后花园了。当时我们的空防大为紧张，直到从苏联进口了一批米格—17全天候战机和雷达设备，才真正开展了夜间拦截的战术。

每次美制蒋机入侵，我们都很紧张，从雷达发现目标开始，我们就要进入“空情方向战备”状态，正班就要按上级指令提前不停地调度电路；维班就要停止一切维修作业，并要到有关的机器旁，用仪表监视机器运转状态，随时做好抢通带通的准备工作。我们虽然不是空军的指挥员，可时间一长，从线路、电路的调度的地点、时间分析，也能大概的了解到，美制蒋机的飞行路线和我们的高炮、机场位置及任务区分，可常常是从美制蒋机入境开始我们就提前调度好几个方向的电路，再根据敌机不断变换的航向跟进，直到我们空军尾追到美制蒋机出境，我们才宣布结束战备状态，到这时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一夜又白忙乎了，整个一个敌、我战机大游行。

1963年6月19日，我所在的2分队，是“Ｄ”班（１９点到凌晨2点），刚接班不久，就接到上级指示，进入方向空情战备状态，先是浙江、接着是江西、江苏、后来连华北都动起来了，我们知道Ｐ２Ｖ来了，直到21点多了，好像电路都集中调到江西方向了，正好我包的机器是北京到南昌的，生怕这部机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不自觉的站到机架旁，紧盯着那稍有颤动的“导频指示器＂（显示线路情况的仪表），虽然这样的方向空情战备经常发生，可这次有些异样，通信处几次来电话指示，安站长也来到了机房，正班三个人都站着盯着测量台上那些闪烁的指示灯，椅子都不坐了，整个机房都凝固在战斗的气氛中。

23点多，是值夜班最难熬的时候，那天大家还是特别精神，开夜班饭了，都没有心思吃，我也是简单的呼喇几口，又回到了机器旁，零点刚过没有多久，上级突然指示空情战备解除，大家都愣了，以前都是把敌机“送”出大陆，这回咋敌机还在江西就不“送”了，忙问通信处的杨参谋，他也按捺不住的兴奋，只说了一句：“明天看报吧”！机房里一片喜悦，因为工作纪律的限制，不能大声喧哗，互相只是反复的一句话：“打下来了"!”“打下来了”！

凌晨2点下班，兴奋的一点都睡不着，应该是上午11半起床，天一亮我们分队就被叫起来了，迷迷糊糊的穿好衣服排队到了通信兵部的大礼堂（就是大饭堂）好多人哪，我们二分队（分队长姓吴，名字忘了，南方人，就记得鼻子挺大）没有从大门进到礼堂，而是把我们带到礼堂的后台待命。

快九点了才开会，先是通信兵部的领导讲话，传达了中央军委对空军24师击落美制蒋机P2V-7的有功人员的嘉奖令和总部首长对我们通信兵在这次击落敌机的战斗中，有力的通信保障非常满意。通信兵江文主任宣布授予“通信枢纽部”直接参战的我们载波机务站的二分队“集体三等功”的荣誉。这是我从军２０多年，唯一的一次立功，还是集体的。当时没有啥特殊的感觉，因为一年３６５天，每天一个班，只不过那天击落敌机让我们赶上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前些日子，从网络上看到台湾解密的报告中，才知道当天击落P2V-7美制蒋机的全过程，古稀之年，读后感慨万千。现截录如下： 

1963年6月19曰晚，“黑蝙蝠中队”出动一架P2V-7(机长周以栗中校，飞行官陈元讳、黄继鑫、领航官李文骏、王守信、傅永练、汪洽、电子官黄克成、冯成义、薛登举、通信官汴大存、机工长彭家驹、空投士程克勤、杨思隆等空勤14员)，从台湾新竹基地起飞。数小时后出现在浙江外海。

20时42分，该机从浙江路桥三门湾进入大陆，随后经仙居，九江，新淦等地飞向南昌地区，飞行速度300-330km/h，高度2,000米。

从21时11分起，解放军空军先后起飞2架歼-5甲战斗机，一架图-4轰炸机进行拦截，均被P2V-7施放干扰而未取得任何战果。

随后该机掉头向南，进入空24师的防区，王文礼接到上级命令后驾驶一架米格-17起飞拦截，地面方面，由领航员张健负责指挥。

王文礼

如今在航博的王文礼座机2074号

23时29分，根据领航员的暗语，王文礼在相关空域用机载雷达发现了这架P2V-7，立即上去咬住。P2V-7发现身后的战斗机后，施放干扰的过程中做蛇形规避，突然一个减速，王文礼反应稍慢，米格-17战斗机冲到了P2V-7的前面，第一次攻击宣告失败。

10分钟后，领航员张健再向他报告P2V-7的方位，高度1,000米(海拔，距地面高度540米)，指挥所引导王从P2V-7侧后下方进入。在距离1,800-2,000米左右发现目标，在接近过程中，P2V-7频频释放干扰，目标不清晰，王当即采取“急速转弯，改平搜索”的方法观察，在左前方11点钟方向，距离1,500米再次发现目标。但是，由于航向交叉角大，很快进入机载雷达盲区。此时，王文礼根据目标丢失前的位置关系，向左前方进行目视搜索，在距离300米处。发现了P2V-7的排气管(疑为P2V-7辅助喷射发动机)的火光，既而又看到机体轮廓，但因为航向交叉角和速度差都比较大，又丢失了目标。

被击落的p2v—7残骸

周恩来总理接见王文礼

凌晨许，师指挥所第三次引导王文礼接近P2V-7。鉴于前两次采用大角度进入的方法未奏效，张健即改用为尾后进入的引导方法，令王取航向70度，高度1,000米，左转弯从后下方进入，距离4公里时，王放下20度襟翼，开通机载雷达，并通报当地标高460米。此时，机上雷达又发现了目标，距离800米时开炮射击，第三次失手。第三次攻击失败后，王文礼改变了搜索策略，关掉雷达，在地面引导的帮助下，沿着P2V-7转弯的角度用大角度切入，依靠目视，在左前方200-300米又发现P2V-7排气管火光，首次开炮仍未命中。0时6分，王文礼在接近至100米时，再次开炮射击，P2V-7当即起火，坠落于江西临川东南20公里处大窝坑，机组人员14人无一生还。

 2015.05.17

（部分照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