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不能让司徒雷登妖雾重来——纪念毛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6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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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郭松民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8-08-19 10:55:49

69年前的8月18日，毛主席发表了他的旷世名篇《别了，司徒雷登》【点击阅读】。

毛主席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这是因为，司徒雷登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的离去，意味着“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的失败。

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真正彻底摆脱了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走上了独立、自由的光明道路。

历史是曲折的。将近70年过去了，司徒雷登在中国又有重新登上神坛的趋势。这意味着，那些试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势力并不甘心，斗争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明火执仗的战争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争。

司徒雷登重返神坛之日，就是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之时！

一切热爱中国的独立与自由的人，都应该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都应该重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宣告——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下面这篇文章，是笔者此前写的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综合在一起给大家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认清司徒雷登的真面目！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69周年！

在今日中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神龛中，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圣人”——“武圣”陈纳德，笔者曾有专文评述，这里不赘【点击阅读】。“文圣”则是司徒雷登。

网上有一篇标题冗长的《他是一生“假装”爱中国，恶名远扬的美国坏人！却为何我们欠他一声“谢谢”！》，读了以后感觉如果中国人民不跪倒在司徒雷登面前舔他的脚趾，那简直是忘恩负义。

人要自卑到何种程度才会写出如此自轻自贱，让祖宗羞惭得从坟墓里跳起来的文字，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最让中国精英不满的，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撰写的评论名篇《别了，司徒雷登》【点击阅读】，为司徒雷登盖棺论定，这伤了他们的玻璃心，也让他们耿耿于怀，每当他们跪舔司徒雷登的时候，就要把这篇文章拿出来诋毁一番。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迁葬杭州西子湖畔，《南方周末》专门发了一篇混杂着唏嘘、报复、得意等感慨万千情绪的文章《别不了的司徒雷登》，算是君子报仇，六十年不晚，终于替“精神教父”司徒雷登出了一口鸟气。

其实，精英们对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还真不必如此歇斯底里，念念不忘。

本着一向为人宽厚的性格，以及在政治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让步，对大历史中个人却多予同情性理解的原则，毛主席在文章中对司徒雷登着墨并不多。《别了，司徒雷登》文三千多字，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只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

总的来说，毛主席是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侵略政策的象征来评述的，对其个人还是手下留情。

虽则如此，但毛主席在文章中有一段话，分量却很重——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这段话点明了司徒雷登在华近50年活动的全部本质——

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更成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他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美国的侵略政策，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美国侵华的象征性人物。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司徒雷登呢？

司徒雷登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很长，概括起来说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即办教会学校，主要是燕京大学；第二部分只有两年，即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先说第一部分

不能完全否定司徒雷登于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在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这类学校本质上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工具，则是毫无疑问的。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一方面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割地赔款，进行军事、经济侵略，另一方面用传教士办教会学校的方式进行文化渗透，给中国人洗脑，力图使中国人，至少使中国精英成为“自愿的奴隶”。

在侵略中国方面，美国由于是“宴会的迟到者”，比英法等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晚了一步，所以尤为重视后一种，即文化侵略。

美国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要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中国人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接受西方文化，培养一大批完全接受美国价值观，并拜倒在美国面前的精英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做“精神领头羊”，更有效地实现美国资本势力控制和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标。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革命先驱蔡和森就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比如燕京大学1919年成立时，就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

燕大传教色彩极为浓厚，“固无日不以宣道为目的”，主张“道德第一、学识第二”。教育的主旨就是要求学生接受基督教，成为该教的忠实信徒，声称“只有受到好的教育才能读好《圣经》，读好《圣经》才能上天堂”。

司徒雷登接掌燕京大学之后，尽管在传教方式上有所改进，即不再像其他教会大学那样，用各种手段强制学生皈依基督教（原因是富有传教经验的司徒雷登认为这样做效果不够好，他在燕京大学通过开展“基督教团契”，即组织课外活动传教，反而吸引了更多学生通过参加活动皈依基督教），但燕大作为教会学校的本质并没有任何变化。

司徒雷登本人出生在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自己也是一名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资深传教士，正是因为传教有成绩，才受到长老会的青睐，得以出任燕大校长。

美国的这一策略也为其他西方列强所仿效。

从1882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将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各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竟占中国高等教育的80%。

1919年“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成立，其中包括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雅礼大学、文华大学等14校，学生共2017人，常年经费共122万银元。

此时的中国国立大学仅有5所，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常年经费为149万银元。

可见，在经济实力上，教会大学已完全可与当时的国立大学分庭抗礼。

那么，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究竟在中国搞了些什么教育呢？在中国教育领域辛勤耕耘七十年，曾经任教燕京大学的雷洁琼，1950年在《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从司徒雷登看美帝文化侵略》一文，指出：

“在司徒雷登所进行美国文化侵略政策下，中国学术研究事业完全失去起独立性。研究机关的经费靠美国补助，出版靠美国补助，研究进修也靠美国补助，此外学校讲课以外国书为基本，学生以留学美国为求学目的，文章以在美国发表为光荣，成为彻头彻尾的买办教育文化。”

雷洁琼还揭露，在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司徒和汉奸伪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几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都是司徒的‘中国朋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司徒雷登一直试图以中国承认“满洲国”为代价让日蒋媾和。

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蒋荫恩，20世纪50年代初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认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学：

“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

崇拜美国，鄙视中国——这就是燕京大学的“教育”所达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华近50年“教育活动”的主要效果。

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注释中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这个评价对司徒雷登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以燕京大学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数十年，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中国形成了民国时期蔚然主流的亲美买办知识分子传统，这些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情感上强烈认同美国，以美国的立场为立场。

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批判和压制，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再次强劲复苏，今天仍然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传统，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是各国知识界中最亲美的知识界，并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强烈影响。

时至今日，美国从他们在中国培育的“亲美买办知识分子传统”中究竟获得了多少政治、经济和文化收益，已经无法详细统计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所取得的“战果”，远胜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大炮。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徒雷登对美国的确是“居功至伟”，他在中国被知识精英视为“精神教父”，受到各种赞美和膜拜，也就顺理成章了。

再说第二部分：

司徒雷登、蒋介石、马歇尔合影。

1947年，根据马歇尔的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完成了从“教育家”到美国政客的华丽转身，并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太上皇”。他在这一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清算。

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他是一生“假装”爱中国，恶名远扬的美国坏人！却为何我们欠他一声“谢谢”！》一文，这样概括他在中国的大使生涯：

“他一直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希望能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无奈国民党不听他的，共产党也不听他的，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这段描述中，司徒雷登似乎成了仁慈善良的父亲，而国共两党成了顽劣的小男孩，完全不能体会“父亲”的一片苦心——洗地洗得如此无微不至，跪舔舔得这般情真意切，令人叹为观止。

司徒雷登其人，正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对司徒雷登了解甚深，南京刚解放时和司徒雷登打过交道的我国资深外交家黄华所言，他是一个“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者”，在中美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会自觉的、毫不犹豫地站在美国一方。

司徒雷登在大使任上追求的主要目标，就是落实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达成的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的协议——美苏大致以长城为界划分势力范围。

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和新疆为苏联势力范围（外蒙古已经独立并得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承认），长城以南，则为美国势力范围。

1945年12月，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协助罗斯福总统一起策划了雅尔塔协议的马歇尔将军，领杜鲁门总统之命赴华调处国共冲突，表面上的理由是避免中国发生内战，根本的动机却是要落实美苏根据雅尔塔协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点击阅读】，避免中国的统一损害美国利益。

马歇尔仆仆风尘，八上庐山，南北奔波，所求无非如此。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同年7月20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在这样的时刻，马歇尔举荐司徒雷登为美驻华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雷登在中华民族处于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候，置中国于美苏雅尔塔协定预设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一开始，他还利用大使的身份，频频致电美国国务院，推动援助蒋介石，避免国民党全面失败，待到辽沈战役之后，看到蒋介石已经大势已去，司徒雷登已经顾不上继续假装“爱中国”了。

他利用自身的关系和美国的影响力，推动国民政府“换马”，即利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抛出“和谈”烟幕，试图在中国划江而治，搞“南北朝”。

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

作为雅尔塔协议策划者和最大受益者的斯大林，也心照不宣的配合美国政府行动，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与国民党和谈。

美国和苏联，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可谓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口称希望中国恢复和平，但心底都明白，一旦“南北朝”的格局形成，南北双方的任何一方都无力挣脱美国或苏联的控制，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就都有了保障。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宗仁，后来心有余悸的写道：

如果当时中国搞成了“南北朝”，则“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6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3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所幸当时真正有力量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人民，而不是美国或苏联；是毛泽东而不是杜鲁门、斯大林，更不是司徒雷登或李宗仁。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点击阅读】的新年献词，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做鸟兽散，美国，还有司徒雷登试图在中国搞“南北朝”的阴谋完全化为泡影。

司徒雷登毕竟在中国生活多年，深谙中国历史，他的手段是老练的，也是毒辣的。他在积极活动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搞“南北朝”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考虑万一“南北朝”失败的“plan B”计划。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使中国再陷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建议。

他致电美国国务院——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国务卿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广州政府（即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

著名学者张文木分析说——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滞留在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这一行为又被精英们解读为美国和司徒雷登本人对中共的善意，似乎完全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共共产党“不识抬举”、“极左”，才错过了中美建交的最好时机。

真实的历史当然不是这样。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哪怕美国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他们也无法阻挡中共建立新政权。但面对新的形势，美国仍然不愿意无条件接受失败，幻想“对新政权的承认是可以使中国新政府接受国际义务的有效杠杆”，即用“承认新政权”，换取新政权承认美国从蒋介石那里获取的特权。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

一，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

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

三，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可。

这三项条件中，第一、三项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和事态发展自然能够解决的。关键是第二项，战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中美商约》（被当时舆论称为堪比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那样的卖国条约，蒋介石在条约中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和领水）等条约，由此取得了许多在华特权，维护这些特权正是美国政府首先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毛泽东主席是非常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但这种改善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完全平等，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

南京解放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特派原燕京大学学生黄华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除负责接管国民党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与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而司徒雷登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于是双方开始了一段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在接触中，双方很快就发现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共同语言。

中共方面认为，“如果美方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

司徒雷登则一再坚持要中共承担其所谓的“国际义务”，实际上是要新政权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也就是要承担维护美国在华特权的义务。

这显然与中共的一贯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早在1947年2月，中共就郑重声明不承认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订立的一切对外借款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和谅解。

同年10月，又再次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

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立场，并在一系列政策声明和报刊文章中，对中美商约和其它美蒋之间在这一时期缔结的条约进行了猛烈抨击。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没有妥协的余地。

正是因为美国不肯平等对待中国，不愿意放弃在中国获得的特权，所以才使司徒雷登和黄华的接触没有任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