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警惕西方势力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颜色革命”

点击：作者：张强来源：《科学与无神论》发布时间:2018-08-19 0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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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以某种“颜色”或“花卉”为象征的“非正常政权更迭”事件在世界多地频繁上演，引发了尖锐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对抗，各种媒体和学术界普遍将其称之为“颜色革命”。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两方势力针对异己国家策划实施“和平演变”“政治渗透”“民主改造”“战略围堵”的必然结果。

“颜色革命”从东欧中亚到西亚北非，一度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波及香港地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特别是从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深入剖析“颜色革命”幕后的意识形态较量，已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论题。

宗教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今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全球化条件下，宗教运动的波及范嗣有所扩大，政治性色彩不断凸显，拥有助推“颜色革命”的强大能量，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经常性因素。历史地看，两方势力惯于、善于、乐于利用宗教实施意识形态渗透，打造策动“颜色革命”的“思想利器”与“文化王牌”。充分认清宗教在西方意识形态战略巾的地位和作用，深入了解西方势力如何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颜色革命”，对于有效防范和平演变、抵御西化分化、确保同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主动出击：运用宗教手段进行战略渗透

在西方政治语境中，“颜色”属于相当另类的概念，通常会被赋予那些与西方有明显政治体制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同家。政治运动涂以某种色彩，是典型的西方话语权的表达方式。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颜色革命”的理解仍存在一定差异，并没有形成统一、明晰的定义。尽管西方媒体热衷于炒作“颜色革命”的各种话题，但西方政治势力更愿意使用“民主浪潮” “民主运动”或“推广民主”的提法。

事实上，西方国家向来都把“自由”“民主”当作其重要的意识形态“输出品”，鼓吹“民主和平论”，认为国家政治体制与国际关系存有内在关联，“民主制度”可以确保同家之间的和平。正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所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殖民战争的武器，迫使发展中国家敞开自己，接受其统治。[1]而宗教则被认为是促成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和最佳途径。

应该看到，西方势力对于宗教的“青睐”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民主的“信仰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宗教一直都是政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2]“宗教的本能——始终存在、道德驱动、高度行动主义、坚持不懈、与政治相关、关注外部世界——使得其通向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山的道路畅通无阻。”[3]诸如“山巅之城”“万国之灯”的圣经式表述，自17世纪开始出现，历经四个世纪之后“仍然是美国国家政治话语的主要意象”[4]。

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但西方国家的政治仍深受宗教的渗透、影响和干预。同时，出于现实的需要，宗教在西方民主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愈发凸显。所谓的“良心自由”被奉为“民主基石”，而宗教则被视为“良心源泉”。任何对于“宗教自由”的挑战都被等同于对“良心”的威胁，最终被认定为对西方民主本身的威胁。通过针对“非民主国家”的“重点关注”与“和平演变”，“宗教自由”往往作为“评判依据”和“改造目标”被予以强调。毫无疑问，当宗教由一种信仰成为意识形态，进而沦落为政治工具的时候，其自身所具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将被无限放大，以至走向偏激和疯狂。

早在冷战时期，西方势力就非常注重利用宗教“推广民主”，并将其视为全球意识形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梅尔文·P·莱弗勒将冷战的实质归结为“人心之争”[5]，而宗教正是西方势力所看重和借助的主要力量之一。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宗教因素始终贯穿其中。

宗教不仅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判断和外交认知提供了标尺或参照，即“以信奉宗教与否在全球层面上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敬畏上帝的有神论国家与反对上帝的无神论国家”[6];也为“民主世界”搭建了联合起来与共产主义相抗衡的“信仰纽带”，使得那些珍视“民主制度”的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聚集起来捍卫道德和精神的“自由”。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是西方势力的“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7]。

从杜鲁门积极倡议的国际反共“宗教战线”，到里根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秘密订立的“神圣同盟”，整部冷战史充斥着西方势力运用宗教手段针对“东方阵营”所实施的战略渗透。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宗教势力全面介入苏东国家国内政局，释放出强大的政治能量，成为能够影响民众意愿的社会力量。

大量证据表明，宗教在积极推行和密切配合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宗教渗透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而又关键的作用。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如果说苏东剧变源于其意识形态的“解体”，那么西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就是加速这种解体的“催化剂”。

冷战结束以来，“和平演变”的提法逐渐减少，但西方势力以“普世价值”的名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异己政权，其方法和策略相对于冷战时期并没有根本差别。就此而言，“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以“胜利”方式终结冷战的“后续事件”。西方势力积极奉行“民主扩张”战略，不仅对“非民主国家”伺机加以“改造”或“重组”，也热衷于推进“民主欠发达国家”的“优化”或“升级”，以西方的标准规划世界“民主蓝图”。“如果把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比喻为一次国际政治大地震，那么，连续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不断的余震。”[9]在这个过程中，宗教作为渗透工具的“价值”再一次被西方势力运用到了极致。

随着宗教的全球化和政治化，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外交”，越来越注重以“西化”为本质的“宗教渗透”，越来越注重发挥宗教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功能和社会复制功能”[10]。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大多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民众精神状态焦虑迷茫，缺乏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思想共识。西方国家利用当地民众对集权政治的反感和对社会民主的渴望，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宗教渗透，大肆宣扬和推广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为政治变局制造声势、营造氛围。

乌克兰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原本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立场相近，但在西方势力的渗透挑拨之下，随着“东仪天主教”问题的持续发酵，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分歧不断扩大直至激化，为其后出现的政治困局埋下伏笔。

“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宗教渗透，扶植资助基督教会的海外传教活动，“利用传教士、志愿者等民间力量在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方面发挥作用”[11]，不遗余力扩大基督教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尽可能“煽动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以期达到配合“民主改造”、助推“颜色革命”的目的。

显而易见，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来说，利用宗教实施渗透以实现其“民主战略”，“是一种成本最小而收益却可能是最大的‘投资”[12]。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不容忽视的渗透性与影响力。“如果在宗教上做文章，则不仅比政治、经济等明目张胆的手段更具隐蔽性，而且渗透力更强、破坏力更大。”[13]

二、借力打力：利用宗教问题搅动地区局势

最高领导人深刻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14]。全球化时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较之以往发生了显著变化，宗教运动的政治性色彩不断彰显，宗教问题更是被各派政治和社会力量所加紧利用。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宗教问题屡次为西方大国进行政治干预提供契机。

宗教问题与全球霸权的结合，引发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尤其是在宗教右翼团体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98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标志着西方势力利用宗教推行全球扩张战略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法案充分显示了以国内法替代国际法的霸权主义心态和将宗教问题政治化的新冷战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现今的外交实践，成为助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

在社会学意义上，宗教既是一种精神活动，又是一种现实存在;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组织势力;既是一种文化传统，又是一种社会事务。通常情况下，宗教往往与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方面相互交织，因而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强烈的依附性。

总体上看，曾经发生过“颜色革命”的国家大多处于世界上宗教问题最为集中、宗教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宗教充当了民族认同的标识和社会运动的旗帜。西方势力出于地缘战略和能源控制的考虑在这些地区实施“民主输出”“民主援助”，更使宗教问题添上一层浓重的国际背景和政治色彩，成为导致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重要因素。

从世界文明演进的历程看，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无疑最为发达，而横跨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位置，则使这一地区成为宗教信仰和世俗政治交融与碰撞的舞台。近代以来，世俗主义、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在阿拉伯世界风起云涌，“向西方靠拢”与“回归伊斯兰”之间的路线斗争始终未绝，各派力量在较量中此消彼长。但不论是“王室政治”，还是“强人政治”，抑或“民主政治”，都需要通过宗教寻求合法性。宗教俨然成为影响地区形势变化和国家关系的关键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宗教的辐射效应和敏感属性，中东地区很多社会矛盾都会以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引发宗教势力的觉醒和复兴。“这种觉醒是全面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虔诚;它不仅是知识的和文化的，也不仅是政治的，它是这些的总和，是对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重建。”[15]在这个过程中，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以“教派冲突”为核心的宗教问题日益加深、更趋复杂、不断凸显。西方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积极推行所谓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导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不安，22个阿拉伯国家除卡塔尔外无一幸免， “叙利亚危机”“伊拉克乱局”至今难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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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预设的全球战略格局中，中东无疑是关键的组成部分。如何有效掌控这一地区，从而维护自身的能源利益、经贸利益、安全利益以及战略利益，一直都是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颇费思量的重大问题。

由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原因，中东各国在政治体制、发展道路、治理模式等方面都与西方世界有较大差异。特别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绵延近千年的恩怨纠葛，更使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往往处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当地由来已久的宗教问题进行政治干预，通过搅动地区局势来趁乱获利，就成为西方势力的现实选择。

自2011年发生“阿拉伯之春”以来，西方国家不断挑动伊斯兰世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脆弱而又敏感的关系，所采取的默许“海合会”出兵巴林、向叙利亚持续施压等举措，均与遏制伊朗这一目标存在密切联系。而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也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铲除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进而实现削弱什叶派和打压伊朗的双重目标。就当前中东局势的复杂性来看，教派斗争和外部干预相结合，无疑导致“阿拉伯之春”已经蜕变为地区内外势力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进而使中东政治中的教派因素进一步凸显。

当然，宗教激进势力和极端势力在整个中东变局中的破坏作用也不容忽视，“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就是在西方势力急于利用教派矛盾助推“颜色革命”的大背景下发展壮大的。可以说，教派纷争本是中东的“旧伤”，一旦遭遇外部势力的恶意利用，就将沿着破坏性轨迹发展下去，使相关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

教派矛盾与霸权干涉的交互作用导致地缘政治日趋复杂化，已成为中东地区政治格局演变的“周期性现象”。当教派矛盾激化，伊斯兰世界内耗加剧到无法自行解决之际，西方势力就乘机介入，谋求霸权利益，引发更大规模冲突，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动荡。

长久以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以“调停者”或“中间人”的身份保持存在，但其实际态度和作为已经表明，带有浓厚宗教背景的中东问题，在外部势力的刻意编排和精心设计之下，日益成为“死结”、陷入“绝境”。而伊斯兰教内部的“鹬蚌相争”，也使得西方大国能够坐收“渔翁之利”。“颜色革命”不但没有为阿拉伯国家迎来“春天”，反而使其加速滑向“寒冬”。

可以预见，西方势力对于由其所认定的“特别关注国”的宗教问题还会继续抱有极大的“热情”，通过将宗教与“人权”“民主”挂钩，推动一国内政的国际化，为策动“颜色革命”寻求时机，最终目的是颠覆异己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而改变世界政治版图。

三、旁敲侧击：操纵宗教势力干预他国内政

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奉行“政教分离”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宗教与政治相互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与政治之间仍存在着可以觉察到的关联。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宗教在社会领域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复兴”，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公共视野，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有所“升温”，“具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和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利益合作上”日趋“膨胀”，导致了“表面上的宗教活动在政治领域的扩张”以及“表面上是世俗政治领域的事物向宗教解释的转变”。[16]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保守思潮比较盛行的地区，所谓“弱国强宗教”的现象开始初露端倪，宗教势力具有显性或隐性的政治作用，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虽然西方国家表面上也主张“政教分离”，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并不特别避讳宗教的政治意向，反而有意识地对宗教势力加以操控和利用。冷战时期，美国领导人就经常使用“宗教话语”来为其外交政策及行动辩护，“甚至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以动员国内民众对冷战政策的支持”[17]。事实上，“在冷战期间对宗教的利用和滥用升起了铁幕”，梵蒂冈等宗教势力“都成为冷战竞技场上的游戏者”。[18]“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更加注重与敏感热点地区宗教势力的联络，对其政治价值进行评估，对其政治前景作出预判，充分利用其特有的社会网络和民众资源为“颜色革命”开辟道路。

事实证明，作为西方势力推行干涉、大搞颠覆的工具，“颜色革命”极具迷惑性和隐蔽性。“西方躲在幕后，借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通过无形之手资助、拉拢和培养亲西方的反政府人士，对目标国进行长期政治渗透，待机会来临，直接帮助策划、起事。”[19]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热衷于政治的宗教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往往容易被西方国家所“看好”。

根据威廉·恩道尔披露，被西方人士称为“颜色革命教父”的吉恩·夏普，“是缅甸僧侣领导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实施政权更迭的组织协调人，更准确地说，是这场活动的战术理论家”。夏普所属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名称完全是欺骗性的”，与臭名昭著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联系紧密，与中央情报局也有不可告人的“业务往来”，“其使命是在世界关键地区促进有利于美国的政权更迭”。[20]由夏普所撰写的《从独裁到民主》一书充斥着“街头政治” “民主运动”“非暴力行动”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泰国、缅甸以及乌克兰、突尼斯、叙利亚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实际上，西方势力谋划已久在上述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积极寻觅适合的社会力量来实践夏普的策略。2007年夏天，缅甸政府决定提升油价，引起了国内的抗议浪潮。“国家民主基金会”极力挑动缅甸国内的一些佛教群体参与抗议活动，制造了所谓的“袈裟革命”。夏普的“研究所”“培训了数百名佛教僧侣，教会他们非暴力抵抗和社群组织的方法和战略”，并鼓动他们回到各自的地方，“与其他渴望变革的人们分享这些观念”。[21]缅甸是东南亚典型的佛教国家，僧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场由佛教僧侣发起并主导的抗议示威活动迅速波及到普通民众，并升级为暴力冲突。西方势力的这场阴谋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给缅甸社会带来的危害、造成的裂痕至今未能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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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被西方媒体称为“雨伞革命”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同样有外部力量挑动本土宗教势力的背景。曾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陈日君，身为宗教人士却热衷于政治，头顶“枢机主教”的光环，一直充当为梵蒂冈提供中国政策建议的角色。陈日君长期以来罔顾事实、扭曲真相，擅长抹黑爱国爱港人士，被美国驻港总领事称为“捍卫宗教自由敢言者” 和“推动香港民主领导人物”。

早在2006年，陈日君就与《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泛民主派”代表人物李柱铭一同前往梵蒂冈“朝圣”，并与教皇面谈，在香港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美国逐步认识到传媒(黎智英)、政治(李柱铭)与宗教(陈日君)在香港可以结盟并能对香港政治产生深远意义。美国驻港领事馆官员多次接触这三人，逐步扩大‘泛民主派’领导力量。”[22]陈日君在“占中”事件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从预谋到实施，每个环节都有其四处联络的身影。

而“占中”代表人物之一的朱耀明系香港基督教“浸信会”牧师，依仗个人特殊身份参与“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与陈日君等人关系密切、相互勾连，利用宗教干涉香港政治事务。毫无疑问，西方国家通过操纵宗教势力来干预香港事务的做法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届时必将有新的“民主代言人”出现，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和警惕。

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经直言，“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的距离。一旦教会人士把个人负责和自由意志这些宗教原则应用到政治问题上来，他们就会要求在国家决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23]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和操纵宗教势力，不断培植“民主转型”的行动力量，扩大“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试图将宗教作为干预他国内政和对抗非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应该看到，在世俗化大背景下，宗教已不可能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系统发挥作用。但是，在多元多样多变的现代社会，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宗教依然可以凭借基于信仰的关系网络和相对完善的传播路径对社会成员产生一定影响。宗教能够“在共同的责任和无限的忠诚中将原本彼此陌生之人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并“倚仗其独有的神圣属性在特定群体中间传播或重建关于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确立并巩固集体意识和对于某种象征的强烈认同”。[24]

正因如此，最高领导人明确指出： “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要处理好“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之问的关系，“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25]可以说，充分认识西方势力利用宗教因素助推“颜色革命”的动机、手法与目的，有助于深刻理解最高领导人相关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有效防范和抵御“颜色革命”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2][美]安德鲁·普雷斯顿：《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罗辉译，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3]同上，第9页。

[4][美]托马斯·班科夫：《美国中东外交政策与公民宗教》，陈杰译，《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

[5][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贾付强：《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苏外交研究(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7]《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9页。

[9]张志洲：《“颜色革命”的深层原因与教til1))，《新华月报》2015年第14期。

[10]段德智：《宗教殖民主义及其哲学基础》，《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

[11]杨恕、王静：《基督教在中亚的现状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