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芳华》背后的公众思维

点击：  作者：于中宁    来源： 红色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8-01-11 09:31:34

 

       《芳华》的放映期过去了，票房十个多亿，冯小刚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祝贺他。冯小刚在商业片领域积攒了足够的资本后，下决心转向严肃题材，希望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虽然我认为他并不具有这个能力，但是还是很佩服他这个决心。

但是冯小刚的表现让我非常惊讶。他应该对转型的困难和票房低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像斯皮尔伯格这样优秀的导演拍摄的优秀的严肃题材影片，都会遭遇票房低谷。冯小刚大骂影评人和观众，虽然影评人和观众也许值得痛骂，但是你怎么平衡同样是这些人给你前面的影片和《芳华》带来的高票房呢，到底是你的水平降低了，还是他们的水平提高了？

其实主要还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是严肃题材影片的主要观众，他们水平的高低，不但决定了中国电影的质量，还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质量。但是很可惜，他们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体系都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中国社会的流俗和戾气，本质上都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庞大的群体，特别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浅薄和无知。

我一直期望能看到一篇比较有分量的关于《芳华》评价的文章，观点不重要，关键是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有内在的逻辑严谨性。可惜，一篇也没有。

网络上大量议论《芳华》的言论，基本上都是观后感。观后感是一种受到某些情境人物或历史社会情结的触动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心理活动及其表达，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本质上说，观后感的文章无所谓对错，因为观者受触动的心理活动是真实的，他只要真实的表达就可以了。

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小学的语文作文基本上都是观后感之类的，因为学生还没有学习过怎样分析一篇作品。但是中学阶段已经开始学习怎样分析一篇作品，例如作品的主题、主线、副线、情节、场景、人物、细节、历史背景、作者倾向等等。在大学阶段，学生已经开始学习一些文艺理论，美学常识等等，对作品的分析应该已经进入美学分析的阶段。

本文后面附录的，网上流传的，署名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文章，就是这样一篇虽然感情真挚，也比小学观后感水平稍高，但还不够中学水平的文章。

并不是说观后感水平的文章不能写。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水平去写文章。关键是大量的观后感文章后面所隐藏的社会思维方式和思维心理的缺失。

一、情绪思维

很多父母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无奈，当你劝孩子别玩儿了，赶紧做作业时，孩子会喊“为什么呀？凭什么呀？”你要跟他讲的理，是他将来将要面对的情况，孩子们只管当下的兴趣。

有些人大概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跟夫人辩白一件事情的曲直时，夫人可能会说“你对我是什么态度？你还爱不爱我了？”你感到很无奈。

约翰逊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写道，他在和他丈母娘讨论一个问题时，当他说完A准备说B时，他的丈母娘又回到了A。他说他的许多国会议员同事都是这样，让他感到无法理性的讨论一个问题，只能用手段去解决问题。

这种在儿童和妇女身上较多存在的思维方式，被称为情绪思维，与理性思维相区别而存在。与习惯于情绪思维的人是无法展开辩论的，通俗的说就是没法讲理的。

情绪思维在现实中大量普遍的存在，这些人认同一个“理”，并不是他真的对这个“理”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后认同的，而仅仅是因为他对另外一件“事”或“理”不满，认为此“理”与彼“事”不同，为了发泄不满和怨愤，而认同了此“理”。

还有一种情绪思维是，由于思想空白，或是思想叛逆，或是友情使然，或者干脆就是利益关系，接受了一种权威思想或偶像，从此将其作为一种图腾，极力维护这些权威和偶像，而完全将理性排除在外。公开的或隐蔽的“粉丝”群，就是这种情绪思维的典型代表。

情绪思维有许多表现形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我上面所列举的两种方式相联系的艺术思维和宗教思维。

二、艺术思维

佛洛伊德在他著名的《精神分析导论》的结尾，做了一段非常经典的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阐述。他说：

“事实上有一条从幻想回到现实的道路，那就是艺术。艺术家也具有一种内倾的性格，与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相距并不太远。他是一个被过分嚣张的本能需要所驱策前进的人。”

“因此像任何其他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一样，他从现实转开，并把他的全部兴趣，全部本能冲动，转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创造中去。”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懂得怎样把他的白日梦幻加以苦心经营，从而使之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的音调，而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他也懂得怎样把它们加以充分的改造，以致他们那种来自禁欲的根源，不容易被人察觉到。”

以弗洛伊德的标准来分析，《芳华》的作者们显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们那刺耳的个人音调，太容易被人察觉到了。而他们的煽情和滥情也太廉价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分析。

艺术思维，是一种用形象思维的办法，把情绪思维理性的表达出来的思维方式。它的基础是形象的情绪宣泄，而一个艺术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是不是好的艺术作品，全在于他或它能不能理性的把控这种情绪宣泄，而这个理性就是艺术规律，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艺术思维不仅仅是艺术创作者在用，艺术欣赏者也在用。一件作品如果拨动了你的情绪心弦，那么恭喜你，按照美学家洛采的说法，说明你也具有了移情和联想的效能，你也具有了艺术家的潜质。而如果你的情绪和理性同时在转动，按照佛洛伊德的说法，你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远了。

三、宗教思维

中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对宗教思维进行了最简练的概括，他说：“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为了可以了解。”奥古斯丁的宗教哲学直接来源于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柏拉图相信有一个先验的、普世的、亘古不变的真理，奥古斯丁只是把真理变成了上帝，而所谓的启蒙思想家，只是再次把上帝变回了真理。这种对普世、永恒的信仰，纵贯了西方的思想史。

尽管这种思想的来源，大自然的永恒已经被科学所粉碎，自然科学已经不相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变的，而人文学科仍然被这种信仰所笼罩。因为人们看待自然时，可以做到心平气和，看待自己身边的事物时，却无法做到心平气和，情绪占了上风，从而把某些认识极端化，宗教化。

宗教思维的来源有很多，固执的性格、顿悟、愤怒、同情心、偏爱心等等都有可能，而有些宗教思维更多来源于功利心。个人崇拜，偶像崇拜，明星崇拜，导师崇拜，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等等，都属于宗教思维的范畴，而恐怖主义则是宗教思维的极端化。

基督教“圣徒”梵高在破落后，接触了大量底层民众，同情心使他决心成为一个圣徒，花了几年时间考取牧师。他当上牧师后，用自己的津贴来补助穷人，和穷人吃住在一起，坚定的实行他的信仰。而教会来人考察后，认为他是个怪人，把他开除了。梵高一直到死都没有获得他的信仰的原谅。

经济学“圣徒”张维迎自认为是与计划经济斗争的战士和旗手，他在当了经济学家几十年后，突然发现了一个奥地利学派(这个经济学家当的!)和这个学派中的两个人米赛斯和哈耶克，于是他开始读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名声显赫的哈耶克，发现哈耶克的纯粹自由经济思想才是计划经济真正的敌人，于是他要抛弃包括佛里德曼主义在内的所有中间形态的思想，成为哈耶克的信徒。

其实张维迎不过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们所说的“创造上帝的人”，他真正信仰的人是他自己，为了使自己成为别人的信仰，他寻找或者创造一个上帝，使自己成为圣徒。

有的人就是相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世界上有纯真、永恒、不变的爱情，而一旦他或她失去了这种爱情，信仰就会受到沉重打击，从而选择死亡。文艺家自己都不相信而宁愿相信的信仰，通过作品传达出来后，却可能成为杀人的工具。

《芳华》的作者真的相信一个团体会无差别的作恶吗？她自己的经历给予了她这样的经验吗？显然不是。她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去写，不仅仅来源于她的艺术思维，还来源于她的宗教思维，她的信仰，而基础就是她的情绪。

文艺作品也许不应该为自己的社会后果负责，但是社会也确实需要有一种东西来避免这种后果，这个东西就是大众理性。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大众理性，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

四、大众理性

中国社会缺乏大众理性，在对《芳华》的讨论中，表现的非常明显。这里没有真正知识分子的身影，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只懂得情绪宣泄。

其实对于缺乏大众理性的社会，是可识别和有共识的。只不过人们知道“是什么”，而不知道“为什么”。

商业化无疑是原因之一。在商业化大潮面前，一切严肃的事情都被充分商业化，娱乐化了。历史成了任人描画的妓女，经济学成了富豪的奴仆，政治学和法律学成了野心家的阶梯。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整个社会对虚假的宽容度已经大大提高。

自媒体也是原因之一。自媒体赋予了言论自由，但言论主体的素质和知识却大大降低了。现在就连一向主张言论自由的西方主流媒体，都对真正言论自由的到来感到担心了。因为言论自由不但使虚假低劣的言论大量繁殖和流传，而且正在通过商业化的渠道，使这些一向自认为严肃和高质量的言论闭嘴。言论自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来都是建立在自由讨论可以提高言论质量上，而现实却是，无论哪一个国家，言论质量却每况愈下。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教育。

中国教育的重要特征，是培养学生对现存结论的接受能力。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普遍思维能力较差，就来源于这种教育特征。

一个重要的实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xxx，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所谓知识分子了，她的文章演讲的一个最经常的主题，就是号召中国知识界回到十八世纪，实质上就是从一种接受转换到另一种接受。

这个老太太，作为一个美国研究者和西方思想史研究者，可以说，这一辈子都是瞎忙活了。

十八世纪的欧洲，主要是法国，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主要是伏尔泰等百科全书派和卢梭。他们有一些研究结论，这些结论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现代西方政治的历程。但是所谓回到十八世纪的主张，忽视了这样一些重要的思辨：首先，十八世纪的结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求得的，以及它建立在哪些思想的基础上？第二，十八世纪思想家们的结论，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内在矛盾，怎样看待这些矛盾？第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这些结论有些什么发展和修正？第四，西方政治史的实践，与十八世纪的思想结论是否契合？最新实践是否能引导出新的结论？

显然，回到十八世纪的主张是典型的接受论而非思辨论，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思维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就是十七世纪笛卡尔主张的科学思维方法。十八世纪的结论就是运用十七世纪思想方法的结果。

笛卡尔是重要的几何学家，科学思维方法正是从几何学的论证中发展出来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早就写过《逻辑学》。数学不好的文科生不可能掌握这种思维方法。

笛卡尔科学思维的第一要义，就是从事实出发，绝对不能从权威的结论出发。这是因为科学思维有两个最主要的方法，一个是演绎，一个是归纳。要保证演绎的结论为真，必须保证前提为真，并且论证过程是有效的。而所有归纳论证的结论都不保证为真。权威的结论不能保证为真，不能作为论证的前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回到十八世纪，不但是结论接受型，而且是前提不保证为真型。是完全错误的思想方法。xxx并非一个孤例，教条主义的宗教思维之所以在中国无论左右都成为思想的一个主要障碍，中国式教育所培养起来的权威接受型思想方法是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如果一定要回到什么地方的话，那么首先要回到十七世纪的笛卡尔的科学思维方法。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培根所说的知识。

传统价值正在崩解，怀疑之风正在劲吹。全世界都正在面临新的思想大潮，像以往一样，知识分子的主流正在充当卫道士而不是探索者，他们的历史定位大约不会比中世纪晚期的圣徒和教士好多少。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金鸡奖评委等。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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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方彬  来源：理论学习之家

然而，当我数度泪涌，甚至走出影院仍悄悄拭泪时，满腹狐疑，什么原因导致那么多人开骂？是精神断裂和价值观紊乱后，所有人都在漫无目标地寻找发泄口？抑或采取“高级黑”的套路，搞“高级红”（明贬实褒），以此达到炒作目的？

如果不是，那些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甚至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即便经历又善于遗忘的人，以政治正确，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不着边际，无关本质和要害的批判，就有点不厚道。这不是说不能进行批评，而是强调搞点真正的引人思考的批评。

为什么面对一个平和叙事的影片，我能几度热泪横流？理由中或许蕴含着这部电影的意义和价值。影片让我们以自己的人生感悟与故事主人公实现心灵上的互动。我对号入座了，因此实现互动，进而受到感动。或者可以说，我是在期待感动中被感动。很多情况下，不是别人在感动我们，而是我们内心储备了被感动的情愫。

从媒体中早已得知《芳华》反映了中国军人参加的最近那场战争，而那却是一场吊诡的被我们有意从记忆中抹去的战争，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我一直耿耿于怀，为此上书高层。所以，进影院前就向妻子索要纸巾。

战斗场面不会让我感动，但画外音让我感动。影片战斗场面不多，就如同我三次参加边境作战，沐浴敌人炮火有两次，且不激烈，即便这样，看到战斗场面，特别是刘峰渴望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的画外音，迅即把我带回战时一幕幕。面对飞来的炮弹，作为新兵的自己，心跳到了嗓子眼，但仍然向领导提出：“我去执行接线任务”。紧张乃至恐惧中请命，是因为从沂蒙山区走来的我想当英雄。请命时内藏私心，但瞬间还是产生出自我感动——原来敢于牺牲会让小人物变化得伟大。这种体会伴随我走到今天，推动我写出《烈士是军人的精神归宿》，《只有牺牲才让军人变得高贵》等文章。我十分推崇军人的牺牲精神，自己能够在思想的道路上飞奔，也得益于这种精神的支撑。

我们一再强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编导以他们的经历和视角帮助我们记起一个时代，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实属难得。我们从“激情燃烧岁月”中走来，面对激情不再燃烧的现实，精神出路在哪里？灵魂能否找到归宿？影片没有直面，但已经引发我们的思考，这就是影片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刘峰做好事不会让我感动，但林丁丁的错谔让我感慨。刘峰做了很多好事，以至于周围的人离不开，然而，背后还是有人嘲弄这个好人，并且仍然博得很多人的迎合。我也像刘峰一样到北京参加英模会，回到连队迎接自己的不是热烈，而是热水壶被人故意摔破，并且这个人恰是自己的老乡。刘峰向林丁丁示爱，结果成了悲剧，尤其林丁丁能够接受医生和机关干事的抚摸，却无法接受“学雷锋典型”的示爱，这已经吊诡。记得当年有同事给自己牵红线，对方以“一副马克思主义面孔”回绝。那种尴尬与苦涩以至于让后来的我特反感当典型。

这或许也是编导想表现的一个社会矛盾。我们社会似乎离不开道德典型，否则也就不会不遗余力地树典型，然而生活中的道德典型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成了异类，这个群体中没有几人活得轻松，甚至没有几人真正活出自己。这就涉及到我们社会的思考和追问，以树典型引领道德与西方社会通过宗教支持道德存在何种差异，我们既有的道德建设模式和路径还能不能继续，出路在哪里，这早就摆在面前，亟待解答。

何小萍一再受欺负让人心痛，而过山车般经历导致的精神失常，让我不忍直视她步出剧场后的独舞。何小萍这个小人物的人生让我产生刺痛感，未必不触动那一代人心中的痛。我入伍前有与何小萍相似的经历，也是有那么一天，我成了英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先后四次以英模身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最具代表性的四次阅兵活动，全军仅我一人），这种变幻虽然未带来何小萍那样的精神崩溃，但确出现心理不适。小人物的艰辛与痛彻无法不让我泪流满面。

观察和分析何小萍的人生，或让善思者关注一个民族品格缺陷。因为官本位和等级制度，让所有人产生向上爬的动力，而每一个爬上去的人，几乎都会回头来俯视过去的同类或同一族群。因为俯视的心态，而不会产生怜悯，甚至还会在比自己更小的人物伤口上撒盐，以别人的痛苦满足自己不良的甚至扭曲的心理。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民族人文品质塑造过程中，是不是应从中找到启发呢？我们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民族灵魂深处注入博爱的精神因子，这是一个道德话题，未必不是一个政治命题。只要直面和思考，即便没有结果，已经保证影片产生意义和价值。

……

关注了那些批评的声音，比较集中的一点是以政治正确批评电影给军队和政府抹黑。

其实政治不总正确。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长达五年多时间里，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搞“三支两军”，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需要就是编制”的错误指导思想，军队快速膨胀。由此而来的问题几乎是灾难性的。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直击要害，军队的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这就有了“百万大裁军”，有了《芳华》中的文工团裁撤。

真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用心去回忆，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判断，当时基层官兵的思想确实没有今天这样复杂，但政治不正确导致军队的优良作风被逆转，问题丛生，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想当然批评《芳华》抹黑地方政府，更是南辕北辙。党伟大并不意味政府伟大，中央政府好也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同样好，尤其不意味着党内和政府内的每个成员都好。进一步说，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能保证处理好每个阶层在每个阶段的利益诉求。

事实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时，牺牲军人抚恤金顶不上老百姓被撞死一头牛的赔偿，地方拒绝接受伤残军人带有普遍性，即便接受后也往往轻慢，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流血又流泪”。所以，出现刘峰在海南被城管打的场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今天涉及复转军人的社会矛盾，许多就是那时所遗留。

冯小刚或许想告诉我们很多，但他未必能够告诉我们他想表达的那么多。但这已经够多，因为他带给我们无限的思考。对于芳华已逝的我们这一代人，从中获得那么多的感念，是近年来少有的。下来，一切要看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和价值观去发现，去感悟。

最后，忍不住作出一个假设，如果中国的影视界没有了张艺谋、冯小刚、姜文这样一小群导演，我们会不会只能观看政治正确的抗战神剧，或教人下跪当奴才的宫廷剧？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