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军 |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式和攀登阶梯

点击：作者：郭世军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7-12-09 10:45:20

1.webp (8).jpg

　　【内容摘要】人类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物质可能，并内在地要求政治共同体进行联合。走向未来，强大的生产力同样意味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坏力。在战争与和平、生产与破坏、发展与退步以及人类利益异同的矛盾之中，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自我解放之路上的必经阶段，这个阶段上，人类将超越以“单子”式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实现以“联合”式共赢共享为原则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和世界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问题，并提出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这样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主要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生存理念、相互关系和价值诉求的新跨越、新发展。

　　一、形成之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与势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明白人类的类特征，又要清楚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马克思强调人是类存在物，“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1]而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共同体就在于人类对自身命运同质同向、相通相连性的同知同觉，这种状态类似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共同存在，统一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它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

　　人类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日益密切的将人类命运联为一体，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物质可能。“凡是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3]

农业社会商贸往来主要集中于精致手工品、贵重工艺品和农牧产品等，数量很有限；而且由于路途遥远，往来要数年甚至十余年。跨地域交往主要面向邻邦，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也主要是受到邻邦的影响。正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4]使得民族国家间在交往空间、交往频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发生巨大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轮船、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所开辟出的新路线像一道道绳索，把世界上主要国家连接到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电报、电话、飞机等的出现更加缩短了人类交往的时空距离，更加密切了人类交往。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移动互联时代到来了，跨区域信息联通更为便捷，不同“世界时点”上的人们开始实现无缝对接，世界任何一地更有可能受到其他地方“蝴蝶翅膀的震动”。

　　可见，人类的命运融合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同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的必然结果，经历了由自然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升华。

　　同时，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交往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物质的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现存生产关系（或者财产关系）的变化。正如“私法是与私有制同时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5]政治概念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随着自然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的消亡而产生的。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帝国主义大国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人类的命运才完全并联了。

　　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许多被压迫的民族获得了寻求自身解放的契机，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资本主义殖民时代结束，许多国家由过去的全面依附发展到当前政治独立、获得更多的发展自主权，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样文明、文化深度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

　　不过，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强势统治集团主导的秩序。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弱肉强食的根本规则没有变，其遵循的强者生存的自然淘汰法则也没有变，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竞争中尊崇“自我”利益至上的原则，将“我与他”置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中。同时，我们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的差距没有因为信息化大数据时代到来而消亡，反而有加剧的趋势，伴随着互联网新权贵而生的是“数字鸿沟”以及许多人陷入“消费陷阱”。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应对这一“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的方案，内在地要求着生产方式的重组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优化重塑，全球一同把蛋糕做大，在共建共赢共享的基础上公平地参与社会财富分配。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共富经验拓展为“世界版”的共同发展，是基于共同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共同享有更丰裕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而超越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民族间的差别，进行的带有尝试性、接触性的渐进式融合。这个过程中，“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6]在不能消灭分工的物质生产条件下，虚幻的共同体——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彻底打破传统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构建“网格化”人类联合体的“生态链”，为人类的解放提供了必要条件。

　　同时，在当前物质生产条件下，阶级间的对抗与合作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推进着生产方式变革：对抗中有合作，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可能；合作中有对抗，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如风雨中的巨轮破浪前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式和攀登阶梯。

　　二、矛盾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乱与治

　　要站在自由人联合体的高度解决人类往哪里去的问题。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和平发展的机会，是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但不幸的是人类共同命运总是因战争关联在一起，并经受着战争的磨砺、洗礼和考验。人类在战争中回归理性，重新塑造着文明和秩序。

　　有材料显示，“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间，世界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13次，平均每年2.8次。在刚逝去的20世纪，人类就经历了两次大战，世界人民饱经创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6年里，世界范围内至少发生了170次局部战争。”[7]直到今天，人类社会仍然是保留着自然界生存法则的人化自然。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不仅因为和平共处、同谋发展，还因为战争冲突、相互激荡。战争有破坏和重塑双重作用。人类的命运会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纠葛在一起，一个国家民族会因为一场战争而发生剧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是用血和泪铸就的，交织着理性和非理性、对抗与合作、冲突与妥协。

　　可以看到，任何物质力量都有其两面性，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创造丰裕的社会财富，还会生产出人类可以摧毁社会和自身的能力。从人类文明进步史和人类战争史看，战争的规模、激烈程度、破坏力和生产力发展程度是正相关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化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有和谐共生、团结合作的元素，也有竞争角逐、分裂斗争的元素。

　　阶级社会中人类的竞争元素往往是绝对的，合作只是蕴含在竞争中。除此之外，人口的生产并通过人口的繁育使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以延续，这种延续在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双重关系中得以呈现——科学的昌盛带来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同时也遏制着人类自身的生产。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或者零增长，另一方面，转基因、化工原料、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也正破坏着人类自身遗传机能，人的生命延续越来受到更多的威胁。

　　在生产力的创造与破坏之间，人类社会发展朝着一元多线的方式向前发展。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呈现同质同向性，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绝对不是直线单一路径向前，而是曲折螺旋式上升，多通道向前，其中既有发展道路、制度、模式的多样性选择，也不排除某些局部开历史倒车的现象。所以说，“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

　　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8]对财富的觊觎可以使人类打破封闭状态，也可能使利益既得者走向封闭。当前，在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提倡贸易自由化、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又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画地为牢的现象。因此，我们“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9]就是防止发展中的破坏的消极的力量，防止个体的贪欲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蚕食，防止开历史倒车的运动。

　　现阶段，人类命运仍由不同政治共同体所主宰。相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人的个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生死、强弱、贫富多被消融在茫茫尘世，个人诉求更多地通过共同体中的组织、阶层、团体、族群集体行动呈现出来，个人展现在社会中的人的特性带有一个阶层、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共性。因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它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各人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10]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较为普遍的个体”——亦或是一个个阶级、一个个国家、一个个民族等等的命运相济。

　　共产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铸就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自我解放之路上的必经阶段，是跨越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有效方式。单就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而言，国家的大与小、弱与强、富与贫不同，其国际地位、话语权、作用大小也不同，大国、强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要素，大国间的博弈会影响世界格局，会更大地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福祸安危。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主宰者不同，人类命运则截然不同。“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合则未见而相亲。”对我国而言，就是要部分地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等，实现融合式发展，促进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增进了不同制度、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包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体现出灵活处置复杂国际关系的能力，具有非常富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危机的哲学智慧。

　　目前，世界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利益相关方的国家意志体现为互相交错的力量，像多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国际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人类命运的走向，只不过大国强国往往能够有主导性的话语权，能够促成相对一致的合力。

　　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世界各国“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11]中国方案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共同应对挑战、共同摆脱贫困、共同走向繁荣的机会，更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民族文化和制度文明。

　　三、价值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与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要以新的价值理念营造全球新的政治生态，意味着要突破既往的社会条件限制，在新发展的社会关系中塑造新的国际社会，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理念的新超越。同时，这一理论回答了在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条件下，如何向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理想挺进的问题。我们“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12]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13]但面对着个别国家霸权主义和军事扩张的威胁，又必须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须知“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14]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灭之后；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5]

　　不幸的是，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把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平等”作为“普世价值”，强化意识形态渗透，为其利益博弈开辟道路，严重破坏了地区政治生态，导致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局部战争频发，对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严重威胁。

　　140年前，恩格斯就指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论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16]无视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将真理看成绝对的、超越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的真理，必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出现许多新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领头羊”美国民主出现的系列问题，再一次让“历史终结论”被“打脸”。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将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列为十三个需要重点加以回答的问题之一。

　　当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机制、消极影响等，针对地提出有效应对措施，使人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被宰制的状态中获得解决。

　　那么，人类如何获得自由解放呢？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17]后来康德提出，自由无条件性的一个方面是无外在目的，否则自由变成了追求目的的手段，不得不为目的服务，受目的所制约，这样也不能成为自由了。“自由的意志是以善良自身为目的的。”[18]黑格尔批判康德“为善而善”的义务论不可行。他认为，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单单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出发，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19]不可否认，实现人类自由需要人类秉持“善良”意志，但可惜的是，,人类单靠“善良”意志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而要通过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条件，在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一步步共同走向“自由王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是协商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联合”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对资产阶级“单子”式个人主义的扬弃，是对资本主义单一价值观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道路的超越。

　　1843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评了“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指出资本主义的人权“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20]因此，资本主义规定了的政治关系，最终是他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分离和相排斥的关系。人要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必须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通过国家力量把社会力量组织起来，使个人力量、社会力量、国家力量得到重新整合，打造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以及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是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2]在实践和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思想和学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合文化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思想决定了中国将在推动“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同时，更广泛和实质性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15CKS005)的研究成果；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航空航天文化研究中心”委托项目（HY007）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2] [5][6] [10] [20][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8、161、584、570-571、188、40、4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7.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7]转引自李慎明.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67.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9]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6.

[12]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22.

[13]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6-09-04.

[14]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3、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