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实践需要全新的思想命题，需要理论界进行深度研究并予以回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尤其是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为我们考察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典性解释框架。在这个解释框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它的价值意蕴体现为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超越。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真正解放，而仅仅只是为人类的真正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因为随着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展为全球，他们也会越来越受到全球市场力量的支配，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导致一些边陲角落的企业遭遇破产。因此，走向真正的人类解放，必须坚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类共同价值对全球资本市场的规范引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必须超越西方国家一元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也就是要求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坚持“合作共赢”的价值原则，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全球经济规范格局，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将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形成生活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合作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性超越。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全球治理体系一直朝着霸权主义的方向演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具有高度逐利性的资本作为治理全球的主要手段，不仅不可能真正实现世界的和平有序发展，反而会带来全球性的发展危机，如经济危机、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等。在全球治理视域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超越资本逻辑所构筑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完全摆脱霸权主义道路，一方面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一方面坚持民主协商，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反对结盟对抗。中国将与其他国家共同营造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模式，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从而形成公平合理的全球性有机公共生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化的多样性本是世界的原生态和常态，也更加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但一直以来的现实是，各种文化中心主义，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总是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化体系进行压制和威胁，使得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被日益削弱。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霸权化，使得文化的发展呈现“文化殖民”的不合理状态，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常常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并且标榜自己代表了“进步”和“文明”，而给对方贴上“落后”和“愚昧”的标签。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正是由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在文化维度上充分关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着眼于全人类的文化进步而非个别性的文化进步，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要求我们在考察世界历史时，必须立足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也要求我们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拥有强劲的历史行动力，以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和文化齐头并进，从而历史性地改造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在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经济全球化实践中彰显其深层的价值意蕴。

（作者：刘同舫，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