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不断将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在此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和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并纠正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到路上发生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严重错误。

（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独特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的成功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由此开始逐步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这表现在：既不是在中国革命中机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共同胜利理论”，也不是简单模仿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理论”；既不是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也不是走欧洲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或“议会道路”，而是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以中国农民为革命的主力，以土地革命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必然手段，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是将中国革命的中心放在广大的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革命力量，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最终夺取城市。在革命的策略上，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实施革命“两步走”战略，先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同进行，“毕其功于一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历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历史成就，具有崇高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1945年党的七大修改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就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稳定的、有崇高威望的中央领导集体，全党的团结有了一个坚强的核心。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过程中，同时达到了成熟。

（二）实行“一化三改”，以 “和平方式”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使得中国中国人民恢复了国家主权和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虽然在政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但在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十分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停留在自然半自然的落后状况中，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少数人所得而私”以及大资本家仍挣扎着力图操控国计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同时，“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就为党和人民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任务，为中国社会提出了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即已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一化三改”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性地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民族资本（十分之二），限制、利用、改造。限制其不利于国民经济。1949—1953年，主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私人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人商业实行经销代销，引导私人经济联系国营经济，初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渠道。特点：实现“四马分肥”，34.5%所得税上交国家，30%作为企业公积金，15%作为工人福利费，20.5%作为资方红利。到1956年底，全国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有四股股东114万人，股额24亿。1956—1966年，国家付给资本家年利5%，7年为期，届时延长3年，资本家共获利32.5亿。其中，“四马分肥”阶段13亿，“定息”阶段11亿，支付高新8.5亿。这是不等价交换，却购买了一个阶级——“赎买”，在中国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将其纳入到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权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数千年来盘踞在中国广大农村根深蒂固的小农生产方式实行了彻底的变革，彻底废止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根本上切断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周而复始的由富农到地主土地集中到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物质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了政治经济条件。纵观三十多年的革命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既包括民族民主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也包括更加深层次的经济革命。这些多层面的革命胜利成果即酝酿和滋生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革新、革命由此开始。更难得的是，这些革命成果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发展。

（三）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或者说“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存在的严重弊病，一个是苏联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个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鉴于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决定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此方面，具有标志性的思想理论成果包括: 《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基本矛盾的决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次具有开创新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

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明确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根据党的八大决议制定了第二个五年（1958-1962）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明确划分了敌我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四）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中发生失误，边纠正，边犯错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不断发生、不断纠正，但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是对过去“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不清不彻底的继续延续。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再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错误难免发生。

（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理解其内涵及其实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方案相比还不够，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是从苏联嫁接、建立在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的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之上，是特指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也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必要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是指所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是特指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建立在此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文化的不断创新历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再次强调了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发扬民主，并使民主生活制度化、法律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进程，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92年，中共十四大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归结为邓小平理论，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会同时做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民主文化建设。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三、继续解放思想，革新理念，实事求是，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