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宏国智库发布时间:2018-10-30 10:49:08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人物之一

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

　　1. 贯穿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点是其鲜明唯物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什么说“唯物主义”，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斗争——确切地说是阶级斗争，是革命，而不是一些人误解的“好斗”——是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他在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表达了这样的“唯物主义大道理”：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2. 斗争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解决矛盾的红线，与此相应，贯穿毛主席诗词的是红色基调，红色是战斗的色彩，是生命力的象征；而运用红旗的动感张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需要说明的是，革命越是处于低潮，尤其是在1927年至1935年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以舞动的“红旗”“长缨”“霜天”“旌旗”事物等表现出来的红色基调就越突出：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

　　“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毛泽东诗中的红色，不仅仅是一种色彩，它是斗争的象征。比如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句，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3. 毛主席的诗词朴素，这与其中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在诗歌形式上，他喜欢民歌。他说诗歌“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与韩愈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意境相近。韩愈对“烟柳满皇都”那种“高大上”是厌恶的，他偏爱“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初生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韩愈是唐中期的人，这时唐人的精神还是向上的，若读唐初的诗，更让人有春意扑面的快意，这与唐王朝处于上升期的氛围相一致。与宋诗不同，唐诗少有对今人所谓“高大上”“净白美”式的慵懒浮夸。毛泽东诗词也有同类气质，毛泽东诗词里多梅花、黄花、松柏，鲜有牡丹。毛泽东青年时就不喜欢牡丹。1915年8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说做人“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4. 战争和战场被纳入审美视野，这是毛泽东诗词尤为独特的方面，比如1929年10月写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又如1933年夏写的《菩萨蛮·大柏地》，诗中大自然与战争留下的残迹在诗人眼中反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里“分外香”的黄花和“更好看”的风景，都是战斗的结果，这让人想到三十一年后诗人写的那句“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诗人视阶级斗争为当然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64年毛泽东对这句注释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他说：“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一下就把社会的本质说出来了。它本质上是斗争，所以这些贯穿着诗人思想始终，这使毛泽东的诗词及其美学思想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张力。

　　5.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德国人）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62年毛泽东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谈到这几首词时说，这几首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的乐观情绪源于他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山地开展游击战的规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升落。

　　6.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湘江之战后，中央开始认识到王明路线的危害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召开了遵义会议，党中央推选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而这时交到毛泽东手中的部队只剩三万多人。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内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毛泽东知道这并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那样简单，其路如铁，其声如咽，马蹄声碎，前景如血。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有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理准备，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中一改以前的乐观，心情凝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使党暂时脱离了王明、李德错误路线带来的险境。这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生长在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入中国，与实际结合起来的结果。

　　7. 长征一路走来，到陕北率领着仅有八千人马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2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气写下四首气势磅礴，战略思路明确的诗词。

　　8. 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把《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这是在国民党的大本营直接向蒋介石发出“试比高”挑战。

　　9. 美国是因为目标太大而被耗倒的，苏联——确切地说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是因胆子太小而被美国吓倒的。

　　10. “三大战役”后，东北回到新中国怀抱，在1950年10月国庆节，新疆平叛已取得绝对胜利，新中国的东西两翼的安全得到基本保证。毛泽东心情好极了，国庆观剧期间，与柳亚子先生“因步其韵奉和”，欣然挥就《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为什么是于阗呢？

　　于阗，古有于阗国（前232～1006年），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曾问吾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说：“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重大！”

　　疏勒即今喀什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里所说的喀什并不仅指今天的喀什市区，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因此，乾隆治理南疆中曾将南疆城镇分为四级，其中喀什、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镇为首要重地。

　　于阗的稳定表明南疆已回归人民怀抱，而南疆的稳定又让毛泽东看到新疆的长治久安有了可喜的基础。明乎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听到来自新疆文工团中有于阗的代表弹奏的音乐时，由衷发出的“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诗意所在。

　　11. 如果明白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中国整体安全的关键意义，再读毛泽东于1954年夏写的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就会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战略意义。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0年6月突发的朝鲜战事犹如“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1953年7月抗美援朝的胜利，阻止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北方朝鲜发动的入侵，并彻底排除了中国东北再次受到东来威胁的可能性。毛泽东这才有了“换了人间”的心境。抗美援朝的胜利将使中国东北从而中原的安全完全有了保障。英雄总会惺惺相惜，这时作者想起当年面对同一任务的曹操。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这次胜利巩固了曹操的后方，加速了曹操挥戈南下统一中国的战略实施。如把前后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北征乌桓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多么重要的战争，而《观沧海》正是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经过碣石山时写的。曹操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秋风萧瑟，壮怀激烈，考虑着如何挥师南下以实现他统一中国的宏愿。诗言志，曹操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的抱负融汇到在碣石留下的诗歌里。

　　曹操在65岁的时候，解决了山海关一带乌桓三郡对内地的威胁；1953年毛泽东正逢花甲之年，抗美援朝胜利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自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的安全的威胁。二者尽管范围不同，但对中国安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毛泽东将中国安全线推至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这是中国从唐太宗以降，没有人做到的事情。看到这些，如果再结合1950年10月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诗句，就不难从地缘战略上感受到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诗句，在西北和东北全部搞定后，所由衷发出的那种大自在的放松心境。

　　东北问题彻底搞定后，西北问题的解决则可进一步推进：195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日。

　　12. 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

　　13. 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与这两位伟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纪末南下进入印度的帖木儿。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载他于1398年由中亚进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荣的德里毁于顷刻之间，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即使如此，帖木儿没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国（1399年1月）”。

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史载：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

　　此事发生在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间。除了“天竺响震”浮功外，中国版图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的战果而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像张骞远征西域那样的大幅推进：在天竺国地，既没有出现中国的附属国，更没有出现朝廷策封的藩王。新旧《唐书》皆不为王玄策作传，其“不足为训”的深意不言而喻。

　　与进入印度而又迅速退出的帖木儿、王玄策完全不同的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他以喀布尔为根据地力图复辟帖木儿帝国的辉煌，失败后进入印度，其结果是于他在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同时，自己也脱离中亚、融入印度并脱胎成印度人。

　　毛泽东似乎注意到这个历史事件及其意义。据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基辛格说：“在毛泽东脑海里，那‘半次’中印战争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这一次“毛泽东咛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其统治范围最广时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其特点是，冲突的规模与时间成反比，即规模较大（比如1962年）的冲突时间短，而规模小的冲突则持续的时间较长。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洞见到这一“万年规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于4月26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谷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还是敌对的，你们终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毛泽东在这段文稿中将中印关系放到“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历史大尺度中，认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但这并不排除会出现短暂冲突，即使发生，也不值得两国“为此而大惊不怪”，这只“不过是两国千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抗美援朝战争——是对这一规律的辩证运用。在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基辛格写道：

　　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

　　14.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

　　15.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一个“梦”，美国资本家可以为他塑像；卡斯特罗说他有理想，美国资本家就对他恨之入骨。

　　16. 逃避曾是犹太人的命运：犹太人自从罗马人屠城后，就在世界乱跑，当跑到无路可跑时，就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了。

　　17.萨达姆是当代政治中的“阳光男孩”。

　　18. 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不会读书的人——比如武训、王明、布哈林、戈尔巴乔夫，还有会写小说的萨达姆等——和民族，则更是没有希望的。历史上的罗马人之于地中海人，英国人之于法国人，美国人之于欧洲人，近代西方人之于东方人，还有古代秦人之于齐人、契丹人之于大宋人，后者的悲剧产生的原因，不是不如前者书读得多，而是不如前者会读书。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只会修《永乐大典》却读不懂原子弹，读不懂海洋，尤其是读不懂海军的人和民族，是不能自觉创造并赢得世界历史，因而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还是孟夫子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

　　19. 1941年8月17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的政策。”

　　20.美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海权主义者，早期他们也是骑马打仗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巴顿将军特别反对这种作战方式，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超前的人物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国防部秘书处任职时写了几本关于军事改革的小册子，其中1934年3月出版的《建立职业军队》影响最大。他在这本书中提出集团军大纵深作战思想。他认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力，而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的立体式联合作战力量；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马奇诺防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贝当的作品。经验证明，国家在什么地方成功，往往就在什么地方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时成功也是失败之父。德军根本就不走马其诺防线，而是从阿登森林插入法国，长驱直入，然后再从法国后面横扫法国，整个法国一个月就被打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法国也没人知道。戴高乐军校毕业后在国防部任职，当时只不过是个小职员，他的天才预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21. 清康熙时，带领全台岛向清政府投诚态度最坚决的是在康熙统一台海的战争中与清政府作战最坚决和最善战的刘国轩；希特勒极端反共，1936年他还与意大利、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然而，在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中，最先与斯大林苏联握手的恰恰就是希特勒。尼克松也是著名的反共政客，可在其上任后寻求和解的对象恰恰就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故此，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2016年，在所谓“南海仲裁”后，在南海国家中最先和最坚决倒向中国的是在“仲裁”中向中国最先发难并对中国态度最狠的菲律宾。可以推测，在未来台海统一中，向中国中央政府投诚态度最早和最坚决的也可能就是民进党。孟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此之谓也。

　　22.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孔子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和与之相应的国家统一目标。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23.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加速衰落的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的气慨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翦伯赞这句话的前半句，似针对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上述“从奴隶到将军”的变化而言，只有对基督教佛教兴起的世界背景及其对欧洲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深入理解，才能领会翦伯赞先生这句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话所含的深意。

　　24. 1905年俄国的大灾难始于维特，终结于别佐布拉佐夫。他们两人在逻辑上是连贯一致的。原因不能反对结果，但制造原因的人往往反对结果。这正如某人使人怀孕，孩子出生后嫌难看却不认这个孩子一样，其狡辩理由是：我没让生出这样难看的孩子。维特将沙皇扶上通往不归路的特快列车，翻车后狡辩说我只是想让皇帝半道停下来，谁知他走得太远了。这大概是尼古拉二世最终讨厌维特的原因所在。尼古拉二世曾对库罗帕特金说：“批评是很容易的，尤其是没有负责任的人。”用这句话反视1903年卸任后的维特，批评也是容易的，因为他没有坐在俄罗斯“列车”司机座位上，司机的考虑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25. 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

　　《左传》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的原因，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更有将“作琼室、立玉门”，对人民用“炮烙之刑”，导致人民“倒戈而战”，纣“自投于火而死”。这些都是周王朝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所找的说辞。郭沫若认为：周人将纣说成“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我们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

　　客观地说，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抱负和才干的君王。1958年、1959年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提到纣王时说：

　　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毛泽东显然采纳了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说：“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的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学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郭老说的很动情，很为帝辛（纣王）鸣不平：

　　然而帝辛尽管是失败了，他的功绩是可以抹煞的吗？帝乙、帝辛父子两代在尽力经营东南的时候，周人图谋不轨打起了别人的后路来，殷人是失败了，但他把在中原所培植起来的文化让周人在某种的控制之下继承下去，而自己却又把本文化带到了东南。殷人被周人压迫，退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所经略出来的东南走。在今江苏西北部的宋国，长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遗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垦辟出的殖民地，而其滥觞即在殷末的东南经营。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得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

　　26.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他们认识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7. 1978年，波兰人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教皇，定名号为约翰·保罗二世，这标志着罗马教廷开始积极斗争，以扩大教会在东欧和苏联的影响力。1967年，当沃伊蒂瓦被任命为波兰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后，波兰安全机关曾宣称：“新任大主教是凭借才智上位的，而不是因为反共思想，他将来也不会与国家作对。”克格勃可不这么想。勃列日涅夫警告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不允许波兰新任教皇来访，因为他的到访可能会促使波兰反共分子团结起来。盖莱特深知国内民众深厚的宗教情感，以及对波兰人当选教皇的无限自豪，因此只得告诉勃列日涅夫，自己无力阻拦教皇来访。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6月凯旋般地返回华沙，征服了广大波兰人民的心。此后，梵蒂冈给团结工会提供经济资助，帮助其抵抗政权，此举与中情局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以及在美波兰教堂所做的如出一辙。

　　28. 罗马是前沿阵地。为了不被指责卷入东西方之争，教廷以完全秘密和独有的方式开展针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数百年来那些上了年纪、负责天主教事务的主教从不信任外人。即使是最简单不过的行动，比如把宗教手工艺品偷运进苏联领土，或向团结工会输送援助，他们也要隐瞒自己是幕后主使的事实，通过中间人来操作。

　　29. 1983年，美国宣布发展“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对此的反应是：（1）“星球大战”计划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因此没有什么可害怕的。（2）“让美国人在计划上浪费时间和金钱。当计划真正成为威胁时，我们会找到合适的反应措施”。（3）“我们必须拿出所有实力对抗他们”。安德罗波夫听从助手的建议，继续不对称回应老路：美国人爱上天就上天吧。我们继续扩展核武库。他说：“我们知道，美国人计划的底线是让我们的开销超出承受能力，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大企业有活可干。然而，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因此我们开展了‘不对称回应’”。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不久，他要求情报机构做一份评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说：“我们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星球大战’不会成功。”苏联航天研究所所长罗阿尔德·萨捷耶夫称：“美国人夸大了‘星球大战’，我们也过分相信了。”苏联情报机构日后得出结论，“星球大战”的花拳绣腿大于实质威胁。

　　30.中国古玩市场是民族记忆的集散地。在这里，民族英雄——比如岳飞——的作品的价值往往高居不下，而民族败类——比如秦桧——的作品却近乎绝迹。

　　31.有学人认为：曹操既取汉中而不入蜀是其一生中不亚于赤壁之败的又一次历史性错误。”这是对中国地缘政治不了解的认识。且不说曹操的战略目标是逐鹿中原，也不说入川后因地形复杂清剿刘蜀政权需要多大且运输供给不能保证资源，我们只要看看后来蒙古大军入川而不能出川的窘境，就会知道，进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庆，那就会被——用毛泽东的话说——“瓮中捉鳖”遑论再入中原。而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国，而占据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来到印度河而不南下印度也是出于同一原因。届时曹操所失的就是天下，而渔翁之利的将是孙权。故此，在读《资治通鉴》中刘晔向已取汉中的曹操建议“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的段落时，毛泽东评批得简明扼要：“不可信。”

　　32. 为了经济利益即吃饭问题人们便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便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起源于资源即吃饭问题而形成的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范畴。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58]。范畴是形式逻辑演绎的“纽结”，而资源则是历史逻辑演绎的“纽结”。资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

　　33.卡尔•豪斯浩弗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34.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不打仗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利润，资本家不干，这样，特朗普就要下台。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的利润，而美国又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是世界和平。这让特朗普很纠结。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点当年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基地，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约（“华沙公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给我钱，你得买我的军火。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

　　35.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本质，在于将国家的命运从实体移至货币之上，其结果是国家倾刻瓦解。

　　36. 明兴于草莽（朱元璋），亡于金融（张居正）；崇祯起于“景阳冈”（打虎），亡于山海关（地缘政治）。

　　37.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学与佛教、道教，甚至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也是一种宗教。这种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中国道教，都有教徒必须从思想到人身服从并且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甚至与世俗政权相对立的教主和教权组织，而儒家在任何时候——不管它在孔子时期、还是在董仲舒时期或宋明理学时期——从没有在世俗国君之外出现过需要儒士献身或服从的教主遑论教权组织。儒学始终以现世为服务对象，以世俗生活经验为其认识基础，以世俗国家为自己的“组织”，反对在世俗国家之外另立其他政治中心和体系。尽管历史上儒家内部学派纷呈，但在世俗国家权力上它们并没有自己的特殊的要求。在国家面前，儒学要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在社会生活上，儒学要求人们上事国君，下事父母，反对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任何神学权威，同样儒学也不会向社会提出特殊的“教权”诉求。

　　38. 将儒学视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的“儒教”是不妥当的，而将它归入被用于治国理政因而是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甚至意识形态则比较合适。反过来想，如果儒学——即使是汉宋以来的儒学——在中国真的成了“国教”，那我们就很难解释为后人称颂的苏武、岳飞、于谦、林则徐等含冤却不变节的行为和古代志士仁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精神的文化寓意。翦伯赞先生说“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儒学在中国没有成为“国教”，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换言之，如果儒学在中国真的成了“国教”，那中国历史也将不可避免地上演欧洲中世纪“两个中心曰‘患’”的大悲剧。

　　39.在欧洲早期启蒙学者中，莱布尼茨（1646~1716年）极力主张当时在欧洲各国首都建立的文化研究机构把获取有关中国的知识作为其重要目的。伏尔泰（1694~1778年）认为中国是一个最具有宽容态度和兼容的国家。他以中国为样板，反对不容异己的法国教会。“在18世纪，遥远的中华帝国成为许多法国改革家心目中的典范，而这种普遍的情感影响着经济学家，使他们更愿意去赞扬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在被称为“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将中华帝国比作“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范例”，他告诉欧洲人，中国“统治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绝不应当归因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而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

　　40. 自古罗马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让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对古代罗马继而对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情有独钟，对欧洲政教二元对立造成的“两个中心曰‘患’”的恶果痛心疾首。在神的中心和世俗中心之间，他们做出了具有东方色彩的现世主义取舍，率先向神学发起进攻。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是拿破仑喜欢的思想家，他说：“耶稣便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出来在地上建立起一个精神的王国的；这便分割开了神学的体系和政治的体系，从而使国家不再成为一元的，并且造成了那种永远不断地激荡着基督教各个民族的内部分裂。”他大声疾呼：“政治的战争就是神学的战争。”“凡是破坏社会统一的，都是毫无价值的；凡是使人们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制度，也是毫无价值的。”黑格尔不无羡慕地说中国“天子是一国的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结果，宗教在中国简直是‘国教’”。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将欧洲问题概括得很简洁，他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不破不立，但欧洲思想家们所破的并不是神学本身，而是被颠倒了的神权和国权之间的关系。为此，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

　　41.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而理性的东西不一定符合逻辑却一定符合经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为父母，不知爹娘。只有有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分离战乱的经验，才能理解隋炀帝急通大运河的忧虑所在；如果经历了战国数百年的战乱，就会在秦制的评判上认同司马迁、王夫之的成熟见解。秦始皇、隋炀帝都是刚刚经历过国家分裂导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历史的“过来人”，有了这样的经验，秦始皇和隋炀帝才会对他们那个时代封建自由主义“公知”们的空论深恶痛绝——司马迁批评说，说这话的人“此与以耳食无异”，意思是说“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没有什么两样”——并对其实行最严厉的打击，才会抱有以建立新制度终止天下“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历史趋势的决心。

　　42.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史从论（天理）出，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苏轼死后26年，北宋就亡国了。

　　43.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年）是拿破仑喜欢的思想家，他将基督教兴起对欧洲的影响概括得很简洁：

　　耶稣便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出来在地上建立起一个精神的王国的；这便分割开了神学的体系和政治的体系，从而使国家不再成为一元的，并且造成了那种永远不断地激荡着基督教各个民族的内部分裂。

　　拿破仑是在欧洲启蒙思想陶冶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他在和诗人歌德的对话中谈到悲剧时与卢梭有同样的感受，他说：“现代悲剧和古代悲剧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再没有支配人类的‘命运’，古代的‘命运’已经由‘政治’代替了。”这里说的“古代悲剧”指的是古罗马，它与欧洲中世纪即拿破仑所说的“现代悲剧”不同的是，前者讲“政治”即统一性原则，而后者则不讲“政治”，因而失去了“支配人类‘命运’”的能力。为此，拿破仑认为今后的欧洲必须注重统一性，他说：“‘政治’必须用在现代悲剧里，来代替古代悲剧里‘命运’的地位，作为环境不可抵抗、个体不得不顺从的势力。”拿破仑在康普福米欧和平会议前表示：“法兰西共和国不需要承认，正如太阳不需要承认一样。”拿破仑的意思是说，现代国家不需要教皇承认。明乎此，也就明白了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上，当教皇庇护七世举起很大的皇冠要给拿破仑戴上时，“拿破仑突然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的举动的政治含意。

　　44.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开篇盛赞秦始皇：“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也。”谭嗣同则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痛斥李斯“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而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力”持赞扬态度，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笔者认为，谭嗣同的认识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

　　45. 商鞅与崔浩

　　至于秦帝国建立的第一功臣商鞅，苏轼则评价说：“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与商鞅相似的还有打破中国反佛最初“坚冰”的北魏太武帝的重要幕僚崔浩。《魏书》对崔浩的抱负和“油盐不进”的执着个性通过与其表兄卢玄的对话有细致的刻画：

　　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

　　由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崔浩与商鞅一样有志于“欲齐人伦”，“创制立事”，其性格与商鞅也一样执着甚至“刻薄”，如书所言“浩败颇亦由此”。

　　废佛是崔浩坚持的事业，他——与商鞅一样——坚定不移。书载废佛之初“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四年后即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此言成真。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

　　崔浩死于极刑，刑前还尽受侮辱，书上说他被押往城南行刑的路上：

　　 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崔浩与商鞅受到的都是极刑，其死因也都是旧贵族对新政的抵制。陈寅恪先生分析的十分透彻：

　　崔浩想要建立的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像梦一样幻灭了，北方门第最高的两个士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被杀绝了。对原鲜卑部酋来说，如果不消灭崔浩，崔浩的姻亲及其姓族，那就是他们自身将被汉人所同化。当时所谓汉化，就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要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部酋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所以他们对《国记》“备而不典”[106]反感。但这时他们的汉化是不自觉的，自觉的是鲜卑部酋对汉化的抵制。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但是汉化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说来，是大势所趋，挡不住。到孝文帝时，北魏进入一个新的汉化时期。，

　　陈寅恪说的北魏“汉化”的进程，对鲜卑人来说是不得已因而也是不自觉的，但对崔浩乃至太武帝来说，可就是自觉和理性的。因为如果不反佛，北魏将失去皇权；而要反佛就不能反儒，不然北魏就不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汉景帝不得已杀晁错的原因一样，北魏太武帝借《国记》事件亲杀崔浩显然也是为了平息贵族抵制汉化的情绪——这种情绪即使到孝文帝时仍然很大——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说不得已，是因为北魏统治者在尝试有独立于世俗皇权的主神的佛教甚至道教后，意识到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比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使命的儒学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中国胡人反复试错实践后还是极不情愿地选择了儒学。在王权和教权面前，一千多年后的莎士比亚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对当时的北魏太武帝来说，同样是人主（皇权）还是佛主（教权）的问题。胡人不可能放弃人主而就佛主，这样才产生了太武帝有那么大的决心毁灭已近乎“胡神”的佛教。结果与商鞅以“极刑”的结局换来秦“世异变，成功大”的万世之功一样，崔浩的极刑则使胡人接受儒化并由此矫正了当时中国可能出现的欧洲式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方向。与此同期，西方陷入政教二元冲突，这使西方从此失去了其自罗马以来长久不衰的繁荣和辉煌。对于崔浩的死，《魏书》作者扼腕叹曰：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无疑，与商鞅一样，崔浩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如果将王夫之对秦始皇的盛赞用在崔浩遑论商鞅身上也不无道理，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在中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崔浩在太武帝崇佛、南方佞佛的历史条件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说服太武帝排佛，确立了中国以君主而非佛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并由此使中国避免了欧洲正在形成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恶果。卢梭曾评价霍布斯说：

　　基督教的统治精神是和他的体系不能相容的，而且牧师的利益永远要比国家的利益更强。霍布斯之所以为人憎恶，倒不在于他的政治理论中的可怕的和错误的东西，反而在于其中的真实的东西。

　　将卢梭这句评论用于概括崔浩的思想也不为过。这就是：崔浩的政治理论为觊觎国家权力的宗教势力所憎恶，倒不在于其中的过激部分，而在于其中具有真理性的部分。由此笔者想到马克思青年时说的一句话，他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句话用于概括商鞅、崔浩等人物是合适的。崔浩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与商鞅一样有着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世界意义。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46.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47. “乔布斯”（Jobs）和“苹果”，对2011年10月6日的美国人来说，真是一语双关。这天，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逝世。真是巧合，伴随这位执行官谢幕的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工作（Lose Jobs）并因此发起“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群情激昂的人们高喊“现在就革命！现在就革命！”的口号，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对失去“Jobs（工作）”的美国人来说，“苹果”似乎也成了某种不祥的预兆。希腊神话说，在英雄帕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妒忌成性的厄里斯抛下一个写着“送给最美的”金苹果,由此便引发了赫拉、雅典娜、阿芙罗狄忒的争执和随后的“特洛伊战争”。现在，上帝在将Jobs召回天堂的同时，厄里斯女神又把金苹果留给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已不是“最美的”美国。2011年9月17日，美国的阶级斗争从华尔街兴起；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它又以翻倍的规模迅速向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等美国各大城市蔓延。

　　Jobs走了，美国的阶级斗争来了。这两件事对未来的世界将有很大的意义。

　　48. 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对“李鸿章基金”在华支出范围做过统计，认为：“在‘侵占’旅顺口以前的整整一年内，便已开始从基金中付款给中国人了。”他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根据俄国财政部总务司第三处第51号密卷提供的档案文件，对“李鸿章基金”的支出做了具体统计：

　　在1897～1902年期间，这样的支付一共有五次，旅顺口的那次付款按先后是第二次。除了这五次外，有几次拟议中的付款由于不同原因而没有兑现。中国人在五次收款中共得到1 700 947．71卢布。到1908年3月7日“基金”的余额是1 264 539卢布。

　　如果将上述五次170多万的贿赂款总额与1908年的“基金”余额相加，与三百万卢布的“基金”总额大体相等。从上面的资料分析，李鸿章在其中得到半数；至于另一半则用于包括张荫桓在内的官级低于李鸿章的中国官员，其范围还是相当可观的。至于1908年留下的余额部分的去向，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州》一书中也有实事求是的披露：

　　1905年以前，基金中支出的款项一般都用于和远东的事务有关的开销，而当时和付款有关的信函也带有政治性质。1905年后，随着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极端削弱，基金仍然相当可观的余额成了父母双亡的政治孤儿，被滥用在五花八门的“需要上”了，而关于基金的简单信函几乎只有账单的性质。1908～1910年期间，向尼古拉二世“呈送”款项共有九次，每次都是应他的手谕的要求。这些款项是打包加封后由专人送进宫去的，共计103万卢布。到1914年1月，基金总共只剩下373 717．50卢布。16年中竟花去了4 492 151．50卢布。

　　这四百多万花销数额与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的中东铁路公司“从俄国政府得到四百万卢布的贷款”大体吻合。

　　49.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但不管是非如何，其中关键的定性是李鸿章受贿并因此出卖国家利益问题。

　　目前与此相关的档案文件多出自俄国国家档案馆，来源比较单一，这是不足之处。但问题是像李鸿章这样位高权重而死后又给予极高荣誉的人，其接受俄国贿賂的事总不能要求在中方档案馆中备案，也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备有“第一手资料”，更不能用受贿当事人的“日记”（比如《戊戌日记手稿》（张荫桓）、《翁同龢日记》等）来证明他们是否受贿的事。这正如调查盗窃行为不从当地派出所而从窃贼的“日记”中或他的家人那里取证一样，是不合法逻辑的。李鸿章受贿的当事人只有俄方和李鸿章及其儿子李经方两方。

　　尽管出处单一，但却是多方面、多时段的证明，重要证人的政治立场是多元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的还是政治上的对手；最重要的是，俄国官方档案并没有——尽管这样做可以让当时的俄国官员规避受到制裁的风险，也可以隐去俄皇的历史“污点”——将这个四百多万卢布花销的数额全栽到中国官员身上，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相当部分的“款项是打包加封后由专人送进宫”，“向尼古拉二世‘呈送’”。这说明，沙俄政府的档案还是比较严肃和实事求是的：既然连俄皇本人都不回避，那俄国档案就更没有必要人为地向李鸿章栽赃。此外，鲍里斯•罗曼诺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学者，见证过新中国诞生并对维特的沙文主义对华政策持批判立场，因而他提供的资料及其分析结论有相当的可信度。

　　上述文件对李鸿章较有利的证词只是，李鸿章受贿数额的确不是300万卢布。至于李鸿章至死因没有全得那300万贿款而耿耿于怀，也不能解释为李鸿章贪心。事实上，以李鸿章所拥有的财富，也不至于让他为300万卢布郁闷至死。他出国时极尽奢华，除了虚荣心外，似也在向洋人证明他不再乎那点浮财。最可能的解释是李鸿章看重的是面子，李鸿章认为他受到俄国人的戏弄，是奇耻大辱，以至他临死都对俄人恨之入骨。

　　至于俄国人行贿对中国人的影响，时任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当时就有比较深刻的评论，他说：

　　谢尔盖·维特收买了卑鄙的李鸿章，他接受了这一横暴行为，为此中国将永远不会饶恕俄国。中国将永远力争将横贯满洲的铁路干线变为本国的铁路，而不是俄国的铁路。

　　库罗帕特金算是说对了，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尤其是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的据理力争，这条“横贯满洲的铁路干线”终于1953年1月完全无偿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看到这些，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更有力的档案为李鸿章等受贿行为翻案的话，说李鸿章是一个民族的罪人，并不为过，因为在受贿的条件下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已不是由政治立场和认识水平造成的失误，而是主动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犯罪行为。当然这并不否认李鸿章在位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事。但如果因此而对他的受贿并因此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行文过饰非，甚至美化，那就是不应该采取的学术态度。

　　50. 论朱熹

　　朱熹诞生于宋朝南迁的第三年即1130年（建炎四年），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自然伴随他的成长和学习经历。这是研究朱熹生平必须考虑的大背景。

　　一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个新起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衰落的历史节点，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节点。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摊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的闪电，晴空中的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

　　二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北宋司马光的正确认识在南宋朱熹这里得到助推并通过教育改革形成了一套改造封建知识分子的教育机制。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时的朱熹与少年杜甫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经历相似，同样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年仅32岁的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1178年（淳熙五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1179年（淳熙六年）朱熹到任。1180年（淳熙七年），朱熹重立白鹿洞书院，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决心从教育入手，再造救亡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1182年（淳熙九年），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1183年（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直至1200年（庆元六年）去世。

　　理论的价值在于时代赋予的问题。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的命运一样， “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四书”首篇《大学》讲“致知在格物”，这里，“格物”即“实事”被当作“致知”即“求是”的绝对前提。《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认识世界的普遍性之前先要认识世界的特殊性，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年）——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

　　北宋亡国刺激了南宋知识分子及由此提出的以朱熹为旗手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

　　后人将朱熹当作宋朝著名的理学家，但这不够，确切说，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革命家。与德国黑格尔一样，黑格尔将被康德“二律背反”打散了的世界再用“对立统一”整合起来，朱熹也试图将北宋以禅思为底色的理学打散了的人心用“四书”整合起来，他在正统的理学概念中注入了革命的内容，将理学改造为可以治国理政的学问。朱熹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就这样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这与马克思将飘在天上的黑格尔辩证法拉到德国的大地上的思想贡献有些类似。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经验，轻学理，将格物致知作为寻求真理的主要方法。

　　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他有北宋的亡国之痛，南宋有点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坐视半壁江山在沦陷而不图收复。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抓不住朱熹思想的要义，就会从“普世”的角度淡化、歪曲或抹杀朱熹思想的革命价值。

　　三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其实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的命运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他们许多人的思想中的能动的、积极的和革命的部分被后来人“修正”为“普世”即人人可以接受的学说。比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的命运都是这样。今天我们有些人也把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学歪了，把王阳明的学问偷换成禅宗的内容，一天坐着没事练心，这是对阳明学说偷梁换柱式的歪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学问的核心是要解决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为什么要“正心”呢？正心就是立场，有了立场才能谈观点和方法论。为什么王阳明要提出来这个，因为他看到明朝空论造成的误国问题，当然这也是北宋普世理学带来的同样问题。

　　从司马光《治资通鉴》的泣血疾呼，经南宋朱熹教育革命的大力助推，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与朱熹(1130年～1200年)同时代的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年～1207年）及稍后的文天祥（1236年～1283年）诗词中已有强烈的抗战精神；王阳明之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更加注重实践之于学问的意义，其普遍特点是学问也做得好，但手不离枪。王阳明就拿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都不失枪杆子，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全是这样。这个传统在20世纪初中国大革命中，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重大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