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就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充分论述，强调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形成了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宝贵思想。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系统总结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对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深刻认识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其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旨在阐述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哲学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培养和践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体现了民族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是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科学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其一，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指导认识社会和进行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人们争取自由的思想武器，其中自然科学是“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是“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武器，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改造世界。其二，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主义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使得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预见是“盲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得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无产阶级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科学作为实践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能够指出“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其三，学习和掌握哲学社会科学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必须要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将之作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只有这样，“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将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习历史和法学、学习文学、学习文法和逻辑、学习外文等作为重要内容，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强调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领导革命工作期间，毛泽东曾指示叶剑英等人购买一批包括《大众哲学》《街头讲话》等书目在内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书”，用于广大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学习。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示成立马列学院，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开设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课程，他本人则常到学院作专题报告。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强调党员干部学习的课程包括了社会科学常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就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习作出指示。如1956年对中宣部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作出“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才好”的批示，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自然科学要学习，还要学习社会科学”。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指示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并在其中设置了近代史、社会、考古、语言等社会科学类研究所。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阐述了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制订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发展规划。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科学技术规划时又指出，“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同时，毛泽东还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工作予以直接指导，如指导完成《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和出版。毛泽东将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给予指导和应用。

二、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规律，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成立后，则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然而，近代仁人志士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中寻求救亡图存道路——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实施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推行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发动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历史证明，在救亡图存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立场，为人类自由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自传播到中国并在推进中国化时代化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强调，现代社会主要有两种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需要服务的，“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研究。其中，如艺术学方面，他强调“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再如学习历史时，他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再如伦理学方面，他强调“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再如政治、经济、军事学等方面，他强调“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唯物主义对客观世界存在性和决定性的基本立场，科学研究客观世界的联系性和发展性，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哲学方法。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能掌握改造自然和革命实践的武器，“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做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工作，“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比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要认识到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通过认识普遍性，了解事物发展普遍规律；通过特殊性，了解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再如，他强调运用阶级分析法进行社会调查，才能了解情况，“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马克思主义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政治立场。马克思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道路，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强调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科学研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并强调“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指出，科研人员要深入人民群众，“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经验，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三、实践性：把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规律，并为人类和人类社会更好地发展指出方向。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向。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并强调好的理论在于“能够指导行动”，但如果“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样的理论即使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毛泽东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脱离中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就“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特点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既要学习“普遍真理”，也要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教条式照搬照用马克思主义，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具体研究方法，毛泽东强调，本本主义是“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把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须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他亲身践行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通过密集调查，分析和研判中国革命走向和指明革命发展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在永新、宁冈、寻乌、兴国、才溪等地调研，并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工作改进方向，如指出旧有土地分配办法中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分开的问题，强调“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反对不做调查研究就出政策，并指出“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他明确要求党政干部加强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强调要“注意研究情况”，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比如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指出，党的总书记要争取时间、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把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高度重视到人民群众中了解问题，与人民群众分析问题，并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创新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在实际调研中，毛泽东经常会与基层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群众进行座谈。如在五县和井冈山调查时，从各县中级干部那里了解情况；在寻乌调查中，与中下级干部、穷秀才、破产商会会长、县政府小官吏等座谈，“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泽东总结了进行群众工作的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吸收群众的意见，并通过研究将分散的意见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回到群众之间进行宣传，积极引导群众广泛开展实践，“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将群众在实践中形成意见进行总结，并在群众中坚持实践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强调，“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汲取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

四、开放性：充分吸收运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自中华文明起源开始，古人就在认识和解读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的规律。如上古时期，伏羲以八卦的变化之道解读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再如古人认识到物质生活与道德观念间的密切联系，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发展理念；认识到经济运行规律，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调控思想；认识到百姓与国家的关系，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民本思想。通过对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规律的总结，古人提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思想，讲信修睦、与善人游的处世准则等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创造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形成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毛泽东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1916年，尚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给好友萧子升写信，信中开列出经史子集类书籍77种，并强调“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泽东熟稔传统文化经典，非常重视学习和研究古代历史，常年阅读《二十四史》并加以批注，对经典篇章更是熟稔，如“实事求是”一词便引用自《汉书》。同时，毛泽东还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由于受气候、河流、土地、海洋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自差异化的风俗、习惯、制度、宗教等人文地理现象，同时在相互交往交流中推动文明互鉴，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和相互关联的学科体系。如此，借鉴不同文明的优秀研究成果，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既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早在学生时期，他就阅读了大量其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在长沙市一中读书期间曾制订了自修计划，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类书籍，包括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穆勒的《逻辑学体系》、赫胥黎的《天演论》、英美法俄历史地理类书籍和古代希腊罗马文艺作品等。1936年，毛泽东回顾这段经历时表示，“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全面论述了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必要性。他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又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因此中国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并指出“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毛泽东强调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强调“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要尊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比如，他高度评价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荀子主张的人定胜天等思想，肯定屈原批判君恶、司马迁颂扬反抗的行为，同时也对封建时期等级思想、愚民思想进行了批评。对于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文化，毛泽东反对单纯的排外主义，而是强调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   毛泽东学习外国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要“机械搬用”外国的做法办法，而是“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认识和规避他们的短处和缺点，学习和吸收他们的长处和优势。如对苏联教材，毛泽东指出“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他举例说，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运行效率高，“这些都应当有原则的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同时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毛泽东提倡展开学术争鸣，鼓励在不同意见间开展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并指出 “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并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充分吸收运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性阐明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包含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的“中国特色”。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在研究回答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深刻阐发中国理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宋月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成员、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龚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来源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