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同志

1980年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座谈会，部署推进改革开放。

谷牧同志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任济南市委书记的几年间。由于工作出色，主席尽管未曾与其谋面，但三次将济南市委的报告批示给全国。例如：主席于1952年2月10日批示道“兹将济南市委二月五日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仿行，并在党报上发表，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批示肯定了济南市委工作同时，对谷牧的领导才能也给予了表扬。紧接着，主席即借视察之际，接见并当面考察了谷牧同志。

1952年上半年，主席南下视察途经济南。他未下车而是召谷牧上车，陪他一道南下视察。在火车上，主席开门见山道：“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济南的工作做得不错吗!”谷牧作简要汇报后，主席话题一转，上下古今地聊了起来。主席问道：“济南因何得名呀?”“因为它在济水之南”谷牧答曰。“济水现在为什么找不到了?”主席自问自答曰：“济水在山东的河道被黄河夺去了，你回去查查书，入乡问俗，在一个地方工作，就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包括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谷牧凝神聆听，主席又问道：“诸葛亮是哪里人?”谷牧是个文化人，读书也不少，就据史书所载答到：“山东临沂人，后来移居河南南阳、湖北襄阳。”“诸葛亮为什么姓诸葛?”这一下，主席考住了谷牧。“你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吗? 可以查一查《诸葛瑾传》。”主席解释说：“孔明先生本姓葛，后来移居阳都(临沂古称)阳都的葛氏是当地大族，排挤外地姓葛的。孔明因自己来自诸城，故改称诸葛，以别于当地葛姓，后代相沿，就姓了诸葛。”说话间就到吃午餐的时候，主席对同行两位老同志风趣地说，你们“靠边站”，我要同年轻同志吃顿饭。当上来鱼时，主席问道：“你说什么鱼好吃?”谷牧家乡荣城，自小在海边长大，便随口举了几种海鱼。

主席不赞成地说道：“书上不是说鲈鱼，就是松江的鲈鱼最美味吗?”谷牧反驳道：“海洋占地球面积三分之二还多，海水鱼的品种远较淡水鱼多。”主席坚持道：“我吃过的鱼还是淡水鱼好吃。”谷牧看主席挺较真，便耍了个小聪明：“主席，淡水、海水鱼里，都有好吃的鱼，但最好吃的是咸淡交汇处生长的鱼，胶东的嘉吉鱼就是这类鱼中的优良品种。”“你还有些关于鱼的知识，可以当个自然科学家，不过我还是喜欢吃淡水鱼。”

当主席看到沿铁路山上光秃秃的，说：“这里的山上为什么不长树?”“从前有些树，在战乱中被破坏了。”谷牧答。“这是个原因，在苏区时国民党围剿我们，也毁了很多树，但过不久就又长起来了。”“南方雨水多，树长得快，山东气候干旱，树木生长受到影响。”主席风趣地说：“你说的理由不对，古代山东树木也很茂盛，《水浒传》写的武松打虎的景阳岗，树就很多嘛!”

笔行至此，我想起一段王芳(前国务委员、原公安部长)叔叔亲口讲的与之有关的一件趣事：1953年30日晚，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时任公安厅长的王芳与主席同坐一桌。席间，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指着王芳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人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主席多喝了点酒，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也指着王芳说道：“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主席一说，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当主席同谷牧谈到山东革命史时，谷牧斗胆提出：党史上说王明路线造成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是不准确的，如果白区地下党没有了，在抗战初期韩复榘逃跑之后，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前，山东怎么会冒出那么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呢? 对如果尖锐的问题，主席也并没有在意。

主席与谷牧在专列上交流，实际是听取汇报、考察干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艺术。这与以后主席提携谷牧同志堪当大任是有密切关系的。

谷牧在深圳视察

谷牧在深圳视察

谷牧在深圳听取深圳市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汇报

附文：

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30年不开放是因为毛泽东的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对外开放，从而加快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国际社会中，包括若干对我国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个看法，认为毛主席忽视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时下国内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个空白。这类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确，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关于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毛主席有明确的基本构想。他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就说过：“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3月，在筹划建国大政方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当年6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名著中专门讲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主要讲要结合中国实际正确学习苏联经验，同时也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长期担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作为经济建设的“前线总指挥”，从实践中更为迫切地感到国内建设联系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他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采取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1972年他曾在一份去东欧考察引进设备的报告上批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后，由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与苏联具体商谈，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工业建设项目。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毁约时，建成或基本建成149个。这些大项目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使我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开展与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9月，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就是著名的一宗。还努力同日本等国发展民间贸易，从1952年至1955年，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议，以及1962年签订的廖(廖承志)高(高石奇达之助)协定，就是很有名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