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山西有这样一大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山西发展打下坚实之基。其中，陶鲁笳主政山西时，跟毛泽东主席接触不下40次，参加毛主持的小型会议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晚年的他把这些经历整理成书，撰有《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等。可以说，他是和毛主席私人关系最好的省委书记之一。在毛主席的言传身教中，他学而思、思而践、践而悟，把其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都转化为具体实践，带领三晋儿女共同奋斗，使当时的山西走在了时代发展前列。

陶鲁笳

将合作化推向新高潮

1953年1月，36岁的陶鲁笳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成为新中国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他曾指出，山西在全国率先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追风赶浪头，而是山西农村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选择。确实如此，建国初在广泛调研基础上，赖若愚等山西省委一班人较早认识到全省农村出现了互助组织涣散、两极分化等问题。在此形势下，他们决定继续提高互助组，进一步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时任长治地委书记王谦等详实调研而试办成功的初级社，获毛泽东首肯后推向全国，由此展开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

从接受任命到1965年8月奉命调离，陶鲁笳主政山西12年8个月。这贯穿着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蓬勃发展、推向高潮到全部实现的重要阶段。其间，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认定其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并带动城市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从战略高度强调其必须和工业化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注重引导其和农业水利化相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还考虑到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广度进军就必须使山区建设像平原一样得到全面发展等。陶鲁笳对毛的这些深刻见解，均认真领会并加以思考吸收，转化为继续推动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良性发展的助推剂。在他领导下，山西省委积极作为，使全省农业合作化进程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当时陶鲁笳非常关心和支持全省农业合作化的进一步发展，并随时予以具体指导。他得知汾阳县贾家庄建社两年便获得农业大丰收，粮食产量增长一倍，社员群众干劲很足，便于1954 年亲往贾家庄考察。他察看合作社种的庄稼、听取当地干部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把其列为全省农村合作化试点之一，并给村里装上直通省委的电话，派省委农业合作化处处长常驻此指导工作。至1955年初，贾家庄村基本实现合作化，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大幅提高。

早在1953年，陶鲁笳到阳高县大泉山视察，由时任县委书记王进、大泉山村党支部书记高进才及张凤林陪同从山上转到山下。当地用挖鱼鳞坑、开渠、培埂、堵沟等办法绿化荒山的经验给陶留下深刻印象，由此他积极引导和鼓励大泉山兴办农业合作社。1954年实现合作化后加快了其面貌的改变，他回忆称：“过去的荒山、荒坡、荒沟变成了梯田成排、绿树成荫、溪水潺潺、花果满山的优美景地。”因他积极推荐，该典型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来，毛泽东把由山西省委推荐的王进所写大泉山治山经验一文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亲改内容并把原冗长题目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大泉山高级合作社成立后，治山经验迅速推广到所属8个村，到1957年全社劳力利用农闲上山下沟，挖鱼鳞坑，植树造林，筑坝造田，在6个山头栽树2000多亩，发挥了合作化的巨大优势。同年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地方忽视自愿互利原则，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强迫命令、贪多求大、盲目冒进的偏向，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各地大力纠正建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在陶鲁笳及山西省委领导下全省分两次深入开展了纠偏整社工作。1955年根据中央指示，山西省委又将工作重点转到巩固老社和检查整顿新社上，至5月底共改造落后社775个，缩减不具备条件的新建社332个，劝退农户3万多户，经整顿绝大多数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5年7月27日，为了解山西的建社状况，毛泽东把陶鲁笳单独叫到中南海泳池边。一见面就热情招呼说：“山西人来啦，坐。”他明知陶鲁笳是江苏人，如此称呼，表明他把陶看成山西的代表。落座后毛泽东说：“讲讲这几年你们合作社的情况吧。”陶认真地汇报说：“山西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1951年办了57个，1952年564个，1953年达到2242个。这3年的试办，我们是谨慎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县区乡干部在试办中取得了经验，涌现出大批办社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基本上实现了办一个成一个的口号。这样就为1954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年我们计划发展1万个，结果发展到15196个。到1955年4月，又发展到3192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接着毛又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发生减产、死牛的情况？”陶答道：“1954年全省因灾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万头，1954年发展到213万头，年递增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高达15%，适应了初级社添置马拉农具的需要。特别是，现在晋东南老区在1276个老社中，生产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即占38%，这就为下一步过渡到高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4天后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号召对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但对“右倾”的批评不符实际。经过一段迅猛发展，至1956年底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当时为总结和推动该运动，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1月，毛泽东还亲自主持编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选用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176篇典型材料，其中山西的就有16篇。不久，党中央指导思想发生“左”倾，迅速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这成为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对此，晚年陶深刻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总是值得总结反思的。一是当年毛主席做了批示后，各省都争先恐后，很快就冒出一大批合作社。原来没有任何办社基础的地方也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给人的感觉好像各省原来都在办合作社试点，事实并非如此。二是我国是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国，究竟怎样建设农村、发展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新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确实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但要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先实行集体化才是第一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发展农业，如何引导和指导个体经济、集体经济更好地发展，还要深入研究。

把党报办出鲜明特色

早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为扩大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和争取广大群众，毛泽东高度重视报刊，经常动笔写消息、述评、社论、编者按等，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他还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后来，更进一步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著名观点。

1959年3月，陶鲁笳（左排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右排二、三为毛泽东、刘少奇。

1949年9月，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陶鲁笳开始分管报纸工作。他对毛泽东的办报经验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和思考，深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宣传党的政策，党报是党的事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还反复强调，办报首先要政治立场坚定。

1951年，他倡导组织的省新闻、文艺发奖大会，把原分属太行、太岳、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及新区的通讯队伍、专业新闻工作者和业余通讯员聚在一起，在表彰先进中让大家相互沟通、交流经验，为推动报纸宣传工作、建立群众性的通讯队伍打下坚实基础。

1954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把机关报紧抓在自己手里。12月山西省委发出《改进〈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工作的决定》，将这两份报纸改由省委直接领导并由陶分管。这样报纸编辑部就可以更多更快地直接了解省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和意图，也进一步带动省委所有成员与各级党委关心报纸工作。

在陶鲁笳积极指导下，从1953年12月到1955年5月底，为配合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山西日报》第二版开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经验”专栏，介绍办社中的先进经营管理办法和耕作技术。并从1954年10月至1955年底，每月头版发表1至2篇社论，累计发表35篇。这些社论和专栏文章集中体现了省委意图，从宏观上指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直至1965年，陶又指导报社把经济建设报道放在首位，重点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着力报道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建设中涌现出的新鲜事、新经验、新风尚。一度时期，《山西日报》被许多兄弟报纸誉为“红旗报”争相学习、访问取经，更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谈如何办好省报时说：“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要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而当时送给广西省委的那几份办得好的地方报纸中就有《山西日报》。时隔不久在南宁会议上毛当着众多省委书记再次夸赞说“《山西日报》的评论文章包括社论写得比较好，有的很有分量”。

在同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又说，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下决心办自己的理论刊物。对此，陶鲁笳心领神会，经讨论决定从7月起把内刊《前进》改为由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毛泽东为其重题了刊名，陶鲁笳为其撰写了发刊词《把丰富的革命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1959年，为纪念《山西日报》创刊10周年，他发表《总结经验整顿文风》的重要讲话，强调“我们报纸整顿文风的目的，就是要使报纸办得更有吸引力”。对改进文风，指出“标准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文章要有三性———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以‘三性’为纲来整顿文风”。他通过不断地总结思考对办报越来越驾轻就熟。

当时，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从报道思想、办报方针上给报纸编辑部以指示，并及时通报领导意图、介绍全面情况、提供新闻线索。他很注意把中央和省委各时期工作意图和指导思想及时告诉编辑部。如：中央来的电报甚至一封信一个电话、到中央开会得到的新情况、下乡途中想到的重要问题等。每周省委常委会上所讨论问题中要特别注意报道什么，也要给列席会议的报社副总编辑一一指出；同时还把省委了解到的典型材料先给报社，并亲自出题目让记者采写。全国绿化模范县夏县、卫生模范县稷山县都是他首先关注、经党报报道而闻名全国的。他除了为报纸考虑报道思想外，还经常写评论并修改加工送审的社论。

1958年2月17日，他从北京参加完人代会回来正赶上除夕，大家都休假了，但为把亟需注意的重要问题告知便给报社总编打电话，没接通就立即派车将其接到办公室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深夜2点多。报社每晚深夜都要到省委大院送报纸大样请陶签审，十几年如一日，大样总被他用红笔划得满满的，发现其中有大问题，他都要打电话直接和编辑部沟通商量。报纸出版后他还要再看一遍重要评论。到中央开会或下乡也要让报社设法把报纸寄给他，发现错误和不足随时随地提出批评……他也与报社同志结下了深厚情谊，老报人都习惯地称呼他“鲁笳同志”。后来，他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回报社，老报人鲁兮悲痛地写下一首挽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忙中抓报力求精，激励吾侪别有情。亲撰时评谋笔阵，校勘大样‘满堂红’。”这便是陶鲁笳执著办报的真实写照。

兴水利惠及后世

“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又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只有水利搞好了，农业才能长期发展，农业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这是1953年2 月毛泽东乘坐长江舰由武汉到南京视察时作的重要指示。他很注重将江河治理和农田水利结合起来。合作化时期每年召开全国水利会议，他都要求各省一把手参加，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1958年，陶鲁笳在汾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通过对毛泽东这些远见卓识的深入领会，陶鲁笳等山西省委领导深刻认识到水利与工农业的辩证关系。兴修水利工程从根本上改变山西面貌，也是山西省委几代领导人的夙愿。山西山区多，十年九旱，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山区农业发展。当时，陶鲁笳及省委一班人经过深入调研后一致认为要改善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就必须抓好水土保持，据此，在1954年3月全省第一次水土保持会议上，他们提出水土保持工作必须依靠互助合作的集体力量，从实际出发。忆起当年兴修农田水利陶说：“我一闭着眼睛，当年农业社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甚至自力更生修水库，都浮现眼前。那时不论是国家、省、县哪一级修水利工程，广大社员‘打起背包就出发’出义务工，多么无私贡献啊！”当时，李顺达所在的金星农牧合作社转为高级社后掀起筑坝造地高潮，仅1957年就筑起拦洪坝220座、造地200亩，1958 年又自力更生建起西沟水库，保证了农林牧业的丰收。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陶鲁笳曾向毛泽东汇报：为解决工农业和城市的缺水问题，山西和北京有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秒立方，各半流入官厅水库和汾河。毛泽东听后很赞同，笑着打趣道：“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可以设想，引黄河之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使轮船可以开到北京；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一条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的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嘛”。毛的即席谈话，成为鼓舞和支持陶鲁笳及山西省委几代领导人的精神动力，从那时起，经过40多年准备工作，引黄工程的引水口最终改到山西偏关县万家寨，于2002年建成具世界级水准的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

另一方面，山西周期性洪涝灾害肆虐，冲毁了多少家园田地。20世纪50年代初，太原河西发生过一次特大山洪，当时陶鲁笳和省长裴丽生闻讯即刻奔赴现场指挥抢险，陶回忆说：“只听得发自西山的洪水声如轰炸机一样隆隆作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可怕的声音。霎时间，一些新建的工厂、学校和房屋都被冲毁了，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惊吓得不知往何处逃命。有的爬到树上，有的抱着被冲倒的树木顺水漂流。洪水作恶虽为时不长，但损失很大。”由此，控制汾河洪水便成为省委领导的心病。

1958年7月30日，省委决定兴建汾河水库。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反复实验和科学论证，12月开工建设，1960年6月基本建成。汾河水库库容7亿立方米，坝高60米，坝顶长750米，采用水中填土之法建造而成。1959年建造初很多人质疑说水中填土靠不住，弄不好会把太原冲跑。陶刚从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归来，听说此事后立即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把省级机关干部带到水库工地边参加劳动边研究设计和施工有无问题。紧接着，北京来了批人包括苏联专家，听取汇报后有的主张工程及早下马，有的主张为保质量而改变设计要求，众说纷纭。关键时刻工地总指挥刘开基带着水利总工程师刘锡田等从大坝质量的科学保证、群众意愿等诸多方面表达了无需修改设计和工程坚决不能下马的意见，对此陶及省委领导一致表态支持，顶住了下马风。陶曾感慨地说：“这个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不要迷信权威、洋人，而要相信领导、科技人员、群众三结合所产生的伟大创造力；敢于创新，就要敢于‘挡风’。”这条宝贵经验就源于毛195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看准了的事要大胆干，当逆风袭来时要敢于‘挡风’”。如今，这座巍然耸立于汾河之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消除了水患，改善了晋中农田灌溉，保证了太原城市供水，还兼有发电、养鱼之利。1959年6月，时任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决心彻底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他们想引山西境内的漳河水入林县。为此，河南省委领导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写信求援。陶接信后，立刻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同意了这个请求。同样缺水的山西向林县人民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红旗渠建成后，杨贵感慨地说：“陶书记人在山西，却心系河南，真是兼顾‘四面八方’了。”其出处即1949年在香山陶鲁笳首次聆听毛泽东畅谈经济政策时毛对他的亲切指导，而他更是将其实践在了具体工作的方方面面。他笑称：“当年以为他杨贵只是修条小渠解决吃水问题，哪知道竟然修了这么大一条人造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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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鲁笳（1917-2011），江苏溧阳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至1949年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国防科委主任、政委，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国防科委主任、政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职。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察网www.cwzg.cn摘自《党史文汇》2018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