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论语》中的人和事

点击：作者：曹应旺来源：北京日报发布时间:2017-10-27 08:59:57

孔子被毛泽东称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他是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主要开拓者、奠基者，其人文精神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子孙的血脉中。纵观毛泽东一生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孔子及其思想，他对孔子，既有所传承，也有所批判。这从他对《论语》中人和事的点评中可见一斑。

■“好学”：毛泽东对孔子的一个传承

一部《论语》，“学”字讲了64次。其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作为《论语》的符号，作为孔子好学精神的代表，毛泽东讲过很多次。学什么？孔子提出要学《诗》、《礼》、《易》、《乐》和射、御、书、数。怎样学习呢？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以上思想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从四五岁开始，读了将近80年的书，可以说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毛泽东有句名言：“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力提倡的“这种态度”，就是孔子的学习态度。孔子说过：“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论语·述而篇》记载：“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毛泽东不仅重视自己学习，而且重视全党的学习，重视借此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借用这个故事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不可以像宰予那样。毛泽东说：

“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

毛泽东的时代和孔子的时代有很大不同，学习的具体内容自然也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强调学习《礼》、《易》。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部分。其中，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学通了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此外，毛泽东也同孔子一样重视学习历史知识，重视通古今之变。他批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人说：“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指出：“不要割断历史”，“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重视将学与问结合起来。《论语·八佾篇》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毛泽东在论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个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赞成孔子“不耻下问”的学习方法。他指出：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毛泽东也重视将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向历史学习，向外国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读死书，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主张学以致用。这同孔子讲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和“择其善者而从之”，是相通的。

■“躬行”：毛泽东对孔子的又一个传承

一部《论语》，“行”字讲了72次。虽然《论语》中的“行”有多种用法，多种含义，但多数用法是相对于“学”的“行”和“言”的“行”，指行动、实干。对学与行的关系，孔子重视学习，但反对为学习而学习，主张学而致用，学了就做。对言与行的关系，孔子鄙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主张言行一致、少说多做。孔子认为：考察一个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赞成“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宪问篇》记载：“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看问题、做事情，重视是怎样就怎样，反对主观臆断、固执己见。《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些也都是毛泽东与孔子心灵相通之处。毛泽东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把与实践脱节，只知道死记硬背、夸夸其谈、生搬硬套经典的教条主义，看成是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笋，是接不了地气的。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还有一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体现了毛泽东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崇尚应用，崇尚 “躬行”。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崇尚说话谨慎、行动勤敏、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行、夸夸其谈、只说不做。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对《论语·子路篇》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熟记于胸。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许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能不能兑现呢？毛泽东引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说：“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说话算数、“言必信，行必果”是新中国重要的外交方针之一。

怎样做到“敏于行”、“行必果”呢？毛泽东非常重视孔子的老实态度和“绝四”精神。《论语·为政篇》记载：“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上几次讲到这段话，强调要有老实态度，反对弄虚作假。他说：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对于孔子的“绝四”精神，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再往上追溯，实事求是在孔子那里也是有根源的，那就是“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思想、老实态度和“绝四”精神。

■毛泽东对孔子“中庸”思想有取有舍

关于“中庸”，《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所认为的大家长久缺乏的最高道德的“中庸”主要包含：一是中，即用中。《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过犹不及’”。二是和，即中和。《论语·学而篇》讲：“礼之用，和为贵。”三是时，即时中。《论语·学而篇》记载：“使民以时”。毛泽东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他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进一步解释说：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是吸取了中庸的中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的。统一战线中有差异和斗争，没有差异和斗争的统一，也就没有了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

毛泽东对孔子“中庸”思想中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从未笔下留情。他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当然，“中庸”是否就等同折衷主义，这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对“中庸”采取过激批判的态度，这是其晚年过激性错误的表现之一。

■毛泽东对孔子的有些思想批判了一辈子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过两大运动：一是学习运动，一是生产运动。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高扬了好学精神。但在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则批判了孔子不喜欢劳动的缺点。据《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指出：

“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对《论语·泰伯篇》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毛泽东是彻底否定的。《北京日报》1977年9月25日的一篇文章记述道：1975年春，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会诊眼病。毛泽东望着他反复地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毛泽东问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大夫笑着点点头。毛泽东又接着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讲的“由之”去做。毛泽东当即吟咏起鲁迅的《悼杨铨》这首诗：“岂有豪情似归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论语·为政篇》记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泽东不赞成孔子这段话，尤其批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这里对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怀疑态度。后来，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判道：“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毛泽东反对将孔子思想教条化，反对将其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禁锢国人。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以孔子思想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是不行的。“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现在的时代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时代。他指出：“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比孔夫子走得宽”。他还指出：“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这些话告诉我们，既不要迷信孔子，也不要忽视孔子的历史作用。